熊十力《论六经》及《正韩》辨证

引言

1949年至1951年间，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现代新儒家“开宗大师”熊十力先后刊印五篇文稿，依次为《十力语要初续》（1949，香港），由门人所记、熊十力亲手改定的弟子听讲笔记《韩非子评论》（1949，香港）和《摧惑显宗记》（1950，北京）两种，然后是两封长信；《与友人论张江陵》（1950，自印本）和《论六经》（1951，北京）——这些文稿如今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五卷。[1]

韩非子和张江陵皆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人物，前者教诲如何施行政道，后者身体力行践行政道。在我们的印象中，熊十力以阐扬体用不二、明心见性名家，堪称典型的哲人。《韩非子评论》和《与友人论张江陵》却让我们看到，深究唯识、弘阐《大易》《春秋》微言的十力儒学，绝非空玩心性之学，而是有着深切的政治关怀——十力不仅是形而上学大家，也是政治思想大家。

要理解某个思想家，得先理解其所立之志。十力先生追随王阳明突出强调，个人立志是治学问道的基础。[2]在《全集》第五卷中，《论六经》最引人注目，并非仅仅因为这封长函是写给新共和国领导人的。《论六经》也是十力对自己一生志向和思想的概括性自我阐述，尽管这次阐述同时是一次政治行动，毕竟为我们把握十力先生的立志以及一生中诸多“直凑单微”的授学讲记和语录提供了纲要。[3]如果我们不理解十力先生的立志，就很难把握他的思想意图:为什么他要做学问以及为什么他要如此做学问，或者说他为何以及如何以回归儒经为学。由于十力先生的这封长函以“论六经”为题，为何和如何为学就具体化为为何以及如何阅读我国古传经典。

不少人可能会悲叹自己生不逢时，十力先生有幸不会生发如此悲叹，因为他的立志责志适逢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伟大变革时机。《十力语要初续》首则谈《易》，我们一开始读到的是十力对自己一生学术的精炼概括，生逢其时的自我感觉让我们感铭至深：

吾少误革命，未尝学问。三十左右，感世变益剧，哀思人类，乃复深穷万化之原，默识生人之性，究观万物之变，盖常博考华梵先哲玄文而一归于己之所实参冥会，虽复学无常师，而大旨卒与儒家为近。余平生学在《新论》（引按:指《新唯识论》），推原《大易》，陶甄百氏，所以挽耽空溺寂之颓流者，用意尤深也。（《十力语要初续》，页4）

可以看到，从一位普通革命者脱胎而成就为一超凡大哲是十力的人生缘分。十力并非生性爱好“深穷万化之原，默识生人之性”的形而上学，走上形而上学之路是出于“感世变益剧，哀思人类”。所谓“世变”具体指中国由两千多年帝制回归共和的历史巨变，正因为如此，深入儒佛两家形而上学之后，十力再返回“世变”之局，以自己的学述力挽“耽空溺寂之颓流”。可以说，经过形而上学的“一归于己之所实参冥会”，十力才得以从一位普通革命者脱胎为伟大的革命家:从拿枪的革命人成为思想的革命家。所谓“少误革命”，十力自指早年投身辛亥革命的经历，但其意思并非投身共和革命错了，而是有些许后悔延误了更为根本的革命事业——学问的革命。

熊十力生于1885年，父亲中过秀才，为乡下私塾先生。十力长到十岁时，父亲本来已经因病辍教，当他看出排行老三的子真（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字子真，“十力”之名为后来蔡元培所赠）“眼神特异”，便强支病体为子授学。[4]熊子真读书果然非凡，长进很快，不幸的是，父亲不久病逝……子真天生有读书之才和向学大志，虽因家道转贫寒不得不务农，却立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在随后的日子里，少年子真追随兄长“带书田畔，抽暇便读”（《十力语要》卷三，《全集》卷四，页424）。

这时，大城市已经有人在传播新知识和革命思想，与少年毛泽东一样，虽然身在乡下，熊子真仍然可以从乡贤自城里购回的种种新书中读到《格致启蒙》一类科普读物和“当时维新派论文”。在这些启蒙读物影响下，年仅十六、七岁（1902年）的熊子真决志放弃应考科举，“以革命从戎，狂野不学”（《十力语要》卷四，《全集》卷四，页542），投身满清新军武昌凯字营，成为一小卒（《十力语要》卷三，《全集》卷四，页425）。

1906年，熊子真加入秘密革命团体日知会，与革命同志一起在军中秘密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密谋兵变，未料遭清廷破获，旋受通缉。熊子真东躲西藏，避过风头回乡躬耕。五年半后，武昌兵变，熊子真闻讯从乡下赶到武昌，即赴前线投入战斗。革命成功之后，熊子真并没有想起早前的“敬承大人志事”之心，共和之初的混乱时局让他无从重拾问学之心，随后的帝制复辟迫使熊子真继续革命。护法战争爆发后，熊子真再次赶赴前线投入民军，增援与段祺瑞指挥的共和国军队交战的桂军，不久又转回广州，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谋。

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参谋仅半年，熊子真突然脱下军装离开革命队伍，时年三十五岁……十力先生后来多次提到自己这一人生转折的成因：

居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功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又自察非事功之材，不足领人，又何可妄随人转!于是始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十力语要》卷三，《全集》卷四，页425;亦参《十力语要初续》，页216）

熊子真的觉悟始于对共和革命的反省:“吾党人”指有具体政治主张的共和革命者，共和革命难以成功，关键在于“党人”心力不正，私欲太多，争权夺利。[5]熊子真自己就是革命党人，反省必然得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他发觉自己的“真心”和天生禀赋都不在打仗，而在问学。熊子真脱离革命队伍不是背叛共和革命，更非要反对共和革命，而是对共和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如果共和革命“党人”没有在“身心上作功夫”，革命最终难以成功，即便夺取政权，也缺乏建立新制度的精神根柢。经此觉悟洗心革面，熊子真才成为熊十力——从此他踏上了长达十余年的“默识”之路。

注重在“身心上作功夫”是儒家心学的著名规矩，我们知道，儒家心学讲究身心功夫并非仅仅为了道问学，而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事功。熊子真离开革命队伍，是因为他看到，共和革命需要形而上学的或心学的支撑。十力后来深玩比量、推原《大易》、陶甄百氏，为的是用自己的学问“挽耽空溺寂之颓”，为共和革命提供精神基础。[6]十力后来说，“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否则为浅薄之论，无传世久远价值”（《韩非子评论》，页306）——十力所谓的“政治哲学”指的是具体的政治主张，比如共和革命。心学或某种形而上学与具体的“党人”政治理想的结合，是熊子真走向学问的起点。这位共和革命“党人”作出的重大人生抉择是:首先寻找本心、发明“真心”。就在这一年，十力写下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部书，题为《熊子真心书》（1918，蔡元培序）。

按照孔子的教诲，问学不是为了过纯粹的静观生活，而是为了学会深切理解人世，习得在世言行的审慎德性——“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不用说，要真正学成“敏于事而慎于言”，非常非常难，“宁武子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如果这“愚不可及”堪称原始儒家“知行合一”的难及之境，[7]那么，自有阳明心学以来，“知行合一”德性观的品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学的事功取向取代了“敏于事而慎于言”。十力一再强调，治学若与经世分离，学问再好也不能开启“德慧”，反倒使人失去为学之本——“经世”固然并不直接等于搞共和革命，但对十力来说，搞共和革命才是真正的“经世”。为了共和革命而问学，是熊十力在20世纪中国世变的历史境遇中所获得的独特际遇。明确了为什么做学问，也就决定了如何做学问:十力服膺心学，唾弃考据之学，正因为考据无济于当下的共和革命——的确，在革命时代治考据之学，本身就可能被视为反革命心态的表现。王国维捡起革命家章太炎所抛弃的本行，最终结局众所周知。

“推原《大易》，陶甄百氏”是十力对自己一生学术既准确又精炼的自我概括。所谓“推原《大易》”指深入探究《易》中的心性形而上学义理，在此基础上，十力才有了“陶甄百氏”的气魄。“陶甄”的本来含义是把泥土化育、陶制成精美陶器，古人有“林富桂桧，土宜陶甄”句（刘禹锡）。[8]所谓“百氏”，既可能指诸子百家，也可能指众庶百姓——若谓前者，从辛亥革命老兵成就为心性形而上学家以后，十力所立之志便是化育“中国固有文化”，诸子百家成了这位陶人手中的泥土——倘若如此，十力要化育的泥土不仅是“百氏”，也是且首先是孔子所作六经。若谓后者，十力凭靠心性形而上学所立之志便是要当治天下的圣王。古人云:“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管子·任法》）“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唯一没有可能的是陶甄自己——“莫遣洪炉旷真宰，九流人物待陶甄”（唐代诗人薛逢句），谁一旦成就为心性形而上学家，就不再是需要被陶甄的九流中人。

十力会把“中国固有文化”或中国的万众百姓这把泥土陶制成怎样一具精美陶器，以及他如何陶甄这把泥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回味的思想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