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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论创作此文发表于1930年,据2008年版《老舍全集》第17卷校订。

老舍

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

对于旧的文艺,应有相当的认识,不错,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事事以古代的为准则,便是因沿,便是消失了自身。即使摹古有所似,究是替古人宣传。即使考古有所获,究是文学以外之物,不是文学的本身。

托尔司太说:“每人都有他的特性,和他独有的,个人的,奇异的,复杂的疾病。这点疾病是医学中所不知道的,它不是医书中所载之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它是由这各种机关的不调和而成的。这个道理是医生所不能晓得的。”这段话很好拿来说明文学的认识:好考证的,好研究文章义法的,好研究诗词格律的,好考究作家历史的,好玩弄版本沿革的,都足以著书立论,都足以作研究文学的辅助;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文学的本身,文学的本身是高于这一切,而不是这些专家所能懂的。

在旧书中讨生活的可以作学者,作好教授;但是往往流于袒古,心灵便滞塞了;往往抱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个态度便是文学衰死的先兆。

抱着“松花”是不会孵出小鸡的。想孵出小鸡,顶好找几个活卵。

读一本伟大的创作,便胜于读一百本关于文学的书。读过几段《红楼梦》,便胜于读十几篇红楼考证的文字。文学是生命的诠解,不是考古家的玩艺儿。

文学的批评不是一字一句的考证,是欣赏,是估定文学的价值。我们“真”读了杜甫,便不再称他为“诗圣”,因为还要拿他与世界上的大诗人比一比,以便看出他到底怎么高明。这样看出短长,我们便不复盲从,不再迷信自家古物。承认杜甫没有莎士比亚伟大,决不是污蔑杜甫,我们要知道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世界!抱着几本黄纸线装书便不能满足我们了!

孔子说:读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文学史中,这些话便是好材料。从文学上看,孔子对于诗根本是外行。真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动植物教科书岂不更有用,何必读诗?我们今日还拿孔子的话说诗,便是糊涂。以孔子的话还给孔子,以我们自己的眼光认识文学,才真能有所了解。

不因沿才有活气,志在创作才有生命。

我们的《红楼梦》节翻成英文,我们的《三国志演义》也全部译成外国语,对于外国文学有什么影响?毫无影响!再看看俄国诸大家的作品,一经翻译,便震动了全世界!不要自馁,我们的好著作叫人家比下去,不是还有我们吗?努力创作,只有创作是发扬国光,而利泽施于全世的。

我们自有感情,何必因李白、白乐天酒后牢骚,我们也就牢骚。我们自有观察力,何必拿“盈盈宝靥,红酣春晓之花;浅浅蛾眉,黛画初三之月”等等敷衍。我们自有判断,何须借重古句古书。因袭偷巧是我们的大毛病,这么一个古国,这么多的书籍,真有高超思想,妙美描写的,可有几部?真诚是为文第一要件,借风花雪月写我们的心情,要使读者,读了文字,也读心情,看不出文字与心灵的分歧处。文字是工具,是符号;思想感情是个人的,是内心的。文字通过心灵的锻炼,便成了个人的。风花雪月是外面的,经过心灵的浸洗,便是由心灵吹出来的风花月雪的现象,使读者看见,同时也闻到花的香,听到风的响,还似醉非醉,似梦非梦的迷恋在这诗境之中,这便是文学作品的成功。

批评家可以不会创作,而没有一个创作家不会批评的。在他下笔之前,对于生命自然已有了极详细的视察,极严格的批评,然后才下笔写东西。读文者是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正如作者之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

反之,作者是抄袭摹拟,读者是挑剔字句的毛病,这作者读者便该捆在一处,各打四十大板。

对于生命与自然由认识批评指导,才能言之有物。批评不是专为挑剔毛病,要在指导。胡适先生批评旧文字的弊病,同时他指导出新文字的应用,于是这几年来文学界中才有一些生气。指导是积极的,对于文学的发展,效力最大。

文字的限制是中国文学不伟大的一因。文字呆板,加以因袭的毛病,文学便成了少数人的玩艺,而全无生气。抄袭旧辞,调弄平仄是瓦匠砌墙,不是大建筑家的计划。现在好了,文字的束缚除解了许多,我们可以用活文字写东西了。可是毛病还有:第一,白话的本身是很穷窘的,句的结构太少变化,字的太少伸缩,文法的太简单,用字的简少,都足以妨碍思想发表的自由。但是这文字本身的恶劣,我们既不打算采用某种外国语来代替,也就只好努力利用这不漂亮的国货。第二,白话已是成形的东西,可是白话文学还在萌芽期中,这便是我们的责任来创筑一座新的金塔。我们最大的毛病便是不肯吃苦,每当形容景物,便感觉到白话的简陋不够用,而去偷几个古字来撑门面。有的更聪明一点,便把偷来的辞句添上个“吗”,“呢”,“哟”来冒充自造。这便是二荤铺添女招待,原来卖得还是那些菜。

有思想自是作文最重要的事,但是不要忘了文学是艺术中的一个星球,美也是最要的成分。假如我们只有好思想,而不千锤百炼的写出来,那便是报告,而不是文艺。文学的真实,是真实受了文学炼洗的;文学家怎样利用真实比是不是真实还要紧。在文字上不下一番工夫,作品便不会高贵。我们应有作八股文的态度,字字句句要细心配对,我们的作品,要成为文字的结晶,要使读者不再想引用古句,而引用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将来的历史是由我们造成的!使将来的人们忘了《离骚》、诸子,而引据我们,是我们应有的野心。有人说:兴会所至,下笔万言,不增删一字。这或者是事实,可是我不敢这样信,更不敢这样办。“他永远是作文章,点,冒号,分号,惊叹号,问号永远在他的眼前。”这是乔治姆耳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作家、批评家。称赞沃路特儿拍特儿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著名作家,19世纪后期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的话,也是我们当遵从的。

要看问题:凡是一件事的发生,不会被喊打倒的打倒,也不会因有喊万岁而万岁。文学家的态度是细细看问题,然后去指导。没有问题,文学便渐成了消闲解闷之品;见着问题而乱嚷打倒或万岁,便只有标语而失掉文学的感动力。伟大的创作,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

创作:抛开旧势力的重负,抱着批评的态度,有了自己的思想,用着活的文字,看着一切问题,我们的国家已经破产,我们还甘于同别人一块儿作梦吗?我们忠诚于生命,便不能不写了。在最近二三十年我们受了多少耻辱,多少变动,多少痛苦,为什么始终没有一本伟大的著作?不是文人只求玩弄文字,而精神上与别人一样麻木吗?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看,看便起了心灵的感应,这个感应便是生命的呼声。看,看别人,也看自己;看外面,也用直觉;这样便有了创作的训练。

创作!不要浮浅,不要投机,不计利害。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真实作干,开着爱美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