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放弃”现象原因分析

前文已对旧寨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各自的“放弃”现象进行简述，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这种“放弃”困境的出现？三种“放弃”现象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章就尝试从学生、教师、家庭以及整体制度环境四个方面来系统分析。

一、学生自身

（一）青春期的叛逆

不可忽视的是旧寨学校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青少年在青春期可能出现逆反心理，即当感知到自身的自主权受到限制时便会表现出不认同、敌对情绪和反抗的行为倾向(丁淑婧、冯维、梁晓燕，2011)。旧寨学校学生出现的对教师等正式制度的反抗，实则就是一种青春期的反叛行为，不仅体现在教师的认识中，就连学生自身也认同：

现在的学生在青春期，刚好开始要叛逆，哎……叛逆得不得了！这个就是有时候你要我怎么做，我还偏偏不要这么做；你不要我这么做，我还偏偏就要那么做。（FT-T-20180703-王金宝）

到八年级感觉就是在我叛逆期吧，就不听话，这就是所谓的成熟吧。有时候我还和我妈吵架，七年级作业拿回去还写，八年级直接就不写，回去就玩手机，我妈说我我就顶她。（FT-S-20180401-郭文）

青春期是青少年边缘化感受最强烈的时候，而且在青春期力图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人生阶段，青春期是最具反社会、反制度精神的时期(刘云杉，2000，337)。学生在青春期出现的叛逆心理属于正常现象，只要加以合理干预和疏导，便能避免带来的不良影响。但旧寨学校这些叛逆的学生，他们的这种反叛行为未能及时得到教师、家长等群体的关注和干预，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程从未真正开设过，心理咨询室大门紧闭，农村家长囿于自身较低水平的文化素质很少有“心理健康”“青春期叛逆”等概念，致使这些学生将反叛进行到底，反抗权威，不服约束，放弃学习，放弃自己。

（二）同辈群体的压力和驱动

陶小金和张勇的事例都表明，自己放弃学习就是因为自己加入的同辈群体所导致，是“被带坏了”，跟着群体中其他的成员天天玩耍，有着相似的行为活动；一旦加入后，又必然要受到同辈群体中特有的价值和规范约束，不能突破，否则将被群体其他成员排斥和剔除。所以迫于同辈群体的压力，为了被同辈群体所接纳，不得不放弃学习。

学生同辈群体能够为成员提供一种相互支持的“社会基础”，成为学生向成人社会进行反抗与挑战的支持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同辈群体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一点同成人权威相抵触、相抗衡的色彩(吴康宁，1998，299-233)。D班的各类“非学习分子”群体在对正式权威的反抗中彼此提供心理调适和支持，使得对正式权威的反抗具有一定的效果，而这样一种成功的体验也使这些“非学习分子”群体继续着自己的选择，即放弃学习，反抗权威。

（三）重要他人的影响

重要他人指的是对个体自我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人和群体，即对个人的智力、语言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对个人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父母、教师、受崇拜的人物以及同辈群体等(顾明远，1992，462)。D班学生出现的逐渐自我放弃，离不开重要他人影响。突出表现在潘荣耀和张强身上：潘荣耀从5岁开始在重要他人—表哥的影响下第一次接触到香烟，但没有抽只是咽了下去；等到他进入三年级，因为跟这位重要他人同在一个学校，便在他的带领下开始真正抽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渐渐的在学校用抽烟代替了学习。而在张强的成长过程中，重要他人—王福的影响可谓巨大，张强的由好变坏，表现出一系列的打锤、抽烟、敲诈勒索、翻墙上网等行为，追根溯源都是这位重要他人的带领，张强在小学时就已和王福在自己村里的清真寺相识，张强刚进入初中时，王福已辍学，但到了初一第二学期时，王福重返校园，带上昔日的朋友一起开始在学校的“逍遥”生活，而张强也正是从初一第二学期开始放弃学习。

除了同龄人中的重要他人，部分教师也扮演了学生放弃中重要他人的角色。不同于教师意图对学生进行的社会化，教师这种行为最终却导致了学生的直接放弃。突出表现在英语教师身上，英语学科的听不懂，加之英语老师对学生的严密监管，整个晚自习的寸步不离，天天要求背单词，背不会就打，而且啰嗦、反复念叨等，使学生产生不适，开始反抗，“非暴力不合作”地应付，放弃学习，放弃自己。

（四）被网络席卷：手机的巨大瘾力

旧寨学校的学生普遍沉迷于手机网络，无论是笔者观察所见的学生大量“带手机”，教师经常“撇手机”，还是去家访时父母口中的“回来就玩手机”，不可忽视的是，旧寨学校绝大部分的学生正沉迷于手机，沉迷网络，放弃学习。

手机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产品，具有多种功能，能够极大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学生而言，网络上丰富的学习资源能够有助于学习，但针对D班学生来说，“手机的主要功能只是游戏、聊天、浏览黄色网站和抄作业”（FT-T-20180408-刘宝德）。

在教师看来，学生使用手机就等同于不学习，所以严禁学生玩手机，而不是去教育引导正确使用手机，这似乎正是强制性地把学生隔离于时代潮流之外；但显然这样一种动机和做法往往事与愿违。对家长来说，手机成了激励孩子学习的物质手段，家长会投其所好，承诺孩子写完作业就给玩手机，但孩子对手机的着迷要远胜于学习，所以就普遍出现了孩子写作业1小时，玩手机3小时的情况。学生身处青春期，对网络世界充满好奇与兴趣；通过微信和QQ来寻找异性，建立并维系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通过快手直播等实现个性表达，达致自我实现；对于游戏缺乏自制力，只会变本加厉等。诚如笔者在访谈中张勇的自白，“就是手机害了我们！”（FT-S-20180402-张勇）

（五）所谓洞察：老师是为了奖金

威利斯(2013)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家伙们”正是在洞察了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洞察了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后出现的反学校文化，开始放弃自身的学业。在D班学生放弃学习的原因中，同样也存在着部分洞察，但这种洞察不是对自身阶级地位的洞察，相反，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是完全没有想法的，“一个个都茫然着呢，什么想法都没有！”（FT-T-20180408-刘宝德）这种洞察是对教师教学行为的洞察，更多的是在为自身的放弃寻找道德性理由，寻找合理性的外衣。

在陶小金等人看来，教师之所以让学生学习是为了自身的奖金，学生学习好、成绩高，教师就能拿奖金获利，学习好的学生越多奖金也就越高；不仅如此，不同的教师为了自己的奖金会采取不同的诱骗手段，“跟学生单独一对一交流，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奖金有稳定的来源，而跟全班学生说则是为了提高获得奖金的概率，让更多的学生去学习。”（FT-S-20180409-陶小金）所以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才会有那么多的教师整天威严怒斥、逼迫学生学习，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学生的痛苦付出之上，教师在他们心目中是贪婪的、阴险的、利己的。

正是这样一种所谓对教师让学生学习行为的洞察，这些“非学习分子”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放弃学习的信念，但这种洞察只是表面的，学生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不学习就上不了高中，上不了高中就没有好工作，所以他们所谓的洞察只是局部的洞察，或者都称不上洞察，只是为自己的不学习、为自己的放弃行为寻找一种道德性、合理性的辩护，本质上他们是认同学习、认同文凭社会的，并没有对自身的阶级地位以及目前这种阶级再生产有所洞察。

二、教师层面

（一）不恰当的教学方式

前文所述的教师在学校场域中的“教书”和“育人”，不管是主课严管的课堂还是副课松散的课堂，实质上都出现了对学生不同程度的放弃，严管的课堂不被学生所接受，以自身的不学习为代价表现出反抗、抵制，教师自然就放弃这一部分不学的学生；松散的课堂无视学生的偏差行为，教学也只是完成任务，对学生低要求、不要求，表现出一种隐性的放弃。而这两者归根结底都是教学方式的不恰当。

除此之外，旧寨学校的教师人为将“教书”和“育人”两者进行机械分离，所谓的“因材施教”在旧寨学校教师身上表现为对学生的提前筛选与区分，针对“学习分子”进行“教书”，针对“非学习分子”进行“育人”，以期自己的“育人”能够唤醒“非学习分子”沉睡的学习之心，正如历史老师在一次历史课上的话语所呈现的那般：“眼睛睁着，脑子睡着的人，快点醒来吧！”（TYBJ20180402）这种对“教书”“育人”人为机械分离实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教学方式。

旧寨学校教师不恰当的教学方式还表现在对学生作业的不反馈，只在抄写本上写一个简单的“阅”字；像语文的《学习之友》11教师更是直接怂恿学生抄答案；学生做错的题目就在反反复复的“阅”字中越积越多，学习的自信心也在越积越多的错题中逐渐流失殆尽。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正是这种作业的不要求、不反馈，无形中也在慢慢放弃游离于“学习分子”和“非学习分子”之间的那部分学生，或者说是“学习分子”中的弱势者。

（二）惩戒教育的缺乏，违纪没有代价

旧寨学校惩戒教育的缺乏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关注，惩戒教育是教育必须有的题中之义，毕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一旦当学生表现出不被正式制度所允许的行为时，必须及时惩戒，进行教育，以期改正。但旧寨学校的惩戒教育缺乏，表现出教师普遍对学生的束手无策，放任不管；或者说教师严重将“惩戒”与“体罚”混为一谈。

旧寨学校的教师一方面向笔者抱怨着现在无法管学生，学校的教育权、管教权被剥夺；另一方面却对学生进行着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教师们手中的PVC管、木棍，因学生不背课文、不背单词、考试不及格等而打手、打腿、打屁股、打脸；课堂上学生经常被罚站一整节课；郭杰老师让学生在雨中做俯卧撑，美其名曰“野蛮其体魄”等。旧寨学校教师所谓的“惩戒”具有随意性，而且不是以教育学生为目的，更多的是学生不服管教后的惩罚，是一种对自身权威的维护；因而这样一种所谓“惩戒”实质上是体罚。而当对这些学生的体罚带来自身利益的损失时，便因噎废食，不再管教学生，任凭学生放弃学习、放弃自己，这实质上是教师对“惩戒”教育误识后的责任推脱，当他们在主动放弃“惩戒”权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学生。

（三）制度性的教育歧视：调笑、羞辱学生

制度性歧视指的是由国家正式规则所形成或被国家正式规则所接受和保护的歧视(任喜荣，2007)。教育中充满着对学生的各种歧视，所谓的教育歧视指的是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后天努力无关的个人特征的不良评价(崔卫国，2005)。学校中教师是正式化制度权威的代表，对于学生而言教师拥有着正式制度所赋予的法定权威，教师是权威者、教育者，而学生是被规训者、受教育者，两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学校场域中的教育歧视实则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

跟上文错误的惩戒方式相关的是，旧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所谓“惩戒”处处充满着歧视、羞辱意味，至少表现在语言和行为两个方面。在语言上，教师们在公开场合批评学生时，语言极富侮辱性、歧视性，以月考后的语文课为例：

胡老师在课上骂王曼妮是个“假洋鬼子”，王曼妮语文考了0分，不爱国嘛。还说王曼妮、王文琴两个“顽怂”，就是不是个好东西。还说王曼妮“猴得筋都断了”12，就是骂她是狐狸精，走起路来扭屁股。还骂王文琴，因为她跟王曼妮坐一起，就说王文琴也“肥得很”“和那坨肥子在一起”。还骂曹海跟何思琪，说“青沟的水怕是把你们俩脑子喝潮了！”曹海语文考了6分，何思琪语文考了4分，两人加起来刚好10分，就说他们青沟村的水不好，“把你们脑子都喝潮了”！（FT-S-20180411-王晶等）

班上大多数学生都曾或多或少受到过胡老师语言上的羞辱，而当她们被羞辱后，产生的只可能是对教师及该门课程的仇视和厌恶，从而放弃该门课程的学习。

教师除了语言上的羞辱，还表现在行为上对学生的羞辱和调笑。以笔者在八年级办公室的一次观察为例，月考后成绩出来，八年级A班的班主任喊来A同学，先是对其进行一番语言上的调笑，然后让A同学拿着自己的试卷站到办公室门口去，让进出的师生都看看自己的试卷究竟是如何一副模样；班主任亲自对A同学拿试卷的姿势进行调教，要求像捧奖状一样捧在自己的胸前，就这样A学生在办公室里站了一节课，面无表情，尽是麻木，像极了一尊蜡像。

所以无论是表现在语言上还是行为上，旧寨学校的教师都充满着对学生的调笑、羞辱和歧视。而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歧视并非因教师个人的性格特征而异，实则是因教师与学生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极易引发的歧视，当两者地位不等时，位居高者总是习惯性的对低位者嘲讽、歧视，而这种不平等地位又是正式制度所赋予，所以是一种制度性的教育歧视。也正是因为这些制度性的教育歧视，学生们在受到羞辱、调笑和歧视之后表现出一致的反抗、抵制，而以自身的放弃学习为显。

三、家庭层面

（一）家庭结构残缺，家庭功能缺乏

调查旧寨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情况发现，旧寨学校的学生中，父母离婚的占7.4%，父亲或母亲一方去世的占3.4%，父母在家经常争吵的占14.8%，父母恩爱的占74.4%；13而将D班的情况单独拿出来进行对比分析，D班学生的家庭中，父母离婚和父母经常争吵的比例都要明显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父母经常争吵、父母离婚、父亲或母亲其中一方去世这三者简单相加，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该家庭结构的残缺，家庭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这样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势必会带来不良影响。

以D班的张勇为例，这是一个深受家庭结构残缺荼毒而放弃学习、放弃自己的学生。张勇自述在自己5岁时母亲就离开了家；父亲再婚，又生了4个孩子，都还小。父亲因身体原因不能干重活，家里欠债10万多，基本不管张勇，更多的是张勇在外面闯了祸回来受到父亲的毒打，是一种“棍棒”沟通。张勇在家里最多的表现是沉默，跟父亲是“免谈”，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得到保障；但却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活、累活，表现出一个孩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一种成熟：

他们是重组家庭，离异家庭对娃娃心里面造成（影响）一定的。他这个父亲做得很不合格，对于娃娃的教育、生活，你问他，几乎可以说关心过吗？对待孩子生活不闻不问。孩子在家里面什么活都干，家里面没水，张勇就开着三轮蹦蹦车到爷爷家去拉水，他们家的水就是这孩子一个人拉过来的。还有喂牛，给牛拌料、铡草，基本全是他的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亲人不在，我是爹不疼、妈不爱，我真是一个单亲孩子。（FT-P-20180407-张勇二叔）

张勇从小缺乏母爱，一直缺乏父爱，使得他对这种母爱的渴求表现在对班上女生的捉弄中。无论男女，大家都讨厌张勇，理由更多的是张勇欺负女生，言语侮辱、行为调戏，如张勇有一次走过去直接抱住了王媛媛；这也是为何张勇在三人群体解散后沦落为“独立分子”的重要原因。加之张勇因各种违纪违规引来教师的厌恶，再加上自己在家庭中的遭遇，在这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勇早就放弃学习、放弃自己。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张勇原生家庭结构的残缺是基础性因素，是张勇自我放弃的源头。

（二）家庭的“误识”：教育是教师的事情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误识”，即教育孩子是学校教师的事情，导致当孩子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家庭主体责任缺位，不懂得如何配合学校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表现在对孩子家庭作业的监管缺乏，常归结于自身的不识字，“做不来”，所以只是口头上的一句“去写作业”，但是孩子究竟写没写就不管，没有持续性的监督跟进。加上学生对网络手机游戏等的沉迷，一回家就拿起父母的手机打游戏、聊微信，较多的父母对此也是松散管理，即表现在口头上的一句“不能玩了，写作业去”，同样缺乏持续性的监管，甚至于有的家长直接是不闻不问，“我们白天忙着在外头打工呢，晚上回来也就早早的睡了”（FT-P-20180407-张强母亲）。家长这种对教育的“误识”实则是助长了孩子放弃学习、放弃自己的行为。

（三）经验无法传递、体认

黄高县的家庭角色分工仍是“女主内、男主外”，父亲在家庭中是权威，是主心骨；迫于生计，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不得不外出打工。父亲在外出务工的同时开阔了自身的眼界，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同工种之间的区别、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等，使得这些父亲对自身目前身处的社会阶层地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慢慢的深切体会到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居于这个社会上层的仍是有文化、有学识的人。但是父亲的这种人生经验体认很难传递给子女。

一方面父亲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进行着教育，孩子不可能懂，也就不会向孩子“言传”；而且由于性别因素，相对于母亲跟孩子之间频繁的情感交流而言，男性在家庭中总是扮演着“严父”的角色。另一方面，家庭中权威式的亲子关系也使得孩子很少会主动去跟父亲交流，家庭中父亲是权威，孩子要做的只是对权威的服从。所以父亲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地位的认识无法传递给孩子，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孩子头脑中形成所谓的阶层地位洞察，孩子不可能真正有“学习才能改变命运”的认识，以至于其一旦遇到学业上的阻碍，便会过早、更轻易地放弃学习、放弃自己。

四、制度性因素

（一）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生源差，被筛选

现实中大量的农村学生流向城市学校，农村学校的生源被不断筛选，致使留下的生源越来越差。旧寨学校面向周围15个行政村服务，这些村里的孩子都被允许免试就近入学进入旧寨学校就读初中。但“人往高处走”，在面对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诱惑时，农村的学生跟家长个个都是趋之若鹜。在小学升初中这一环节，家长和学生一窝蜂地都挤向了城区，几乎所有的农村学生和家长都会把自己置于“挑选台”上以供城区各所中学挑选：

一中、二中是第一次选拔，然后三中、民族中学就是第二次选拔，第三次选拔才到五中、六中这些；那么正常的这些选拔，实际上是把第三差的学生都已经筛选了，第四差的学生，成绩稍微好一点的，但达不到人家分数线的，家长就掏一点钱，或者走个门路，也送进去了，到咱们这个学校来的就是一切门路都没有，一切可能都没有了的。（FT-T-20170703-王金宝）

所以农村学校的生源在这层层筛选之后几乎都是较差的学生，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不争事实。旧寨学校初中的生源较差，而且是“一届不如一届”：“初一刚进来的学生，每年两门加起来不到10分的还都有，两门加起来不及格的很多，这个比例能占到20%，每门不及格的将近80%，基础就是很差。”（FT-T-20180408-刘宝德）

正是由于旧寨学校生源差，以至于旧寨学校的教师普遍都充满了抱怨，逐渐丧失自己的教学激情。而教师这样一种认知无形中又在塑造着更差的学生生源。但不同于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这些差生源在初中毕业后已经“无教可受”“无书可读”，只能流向社会，有的甚至在初中三年的过程中就已经流向社会，从前文旧寨学校每年的学生流失率可见一斑。正是不断被筛选的生源，导致旧寨学校的教师早早的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都表现出对学生的放弃。

（二）城市化倾向严重的教育“减负”

笔者以为，国家提出的素质教育、教育“减负”等口号，实质上是站在城市教育的立场提出的。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在挤破头地增加学业负担，而城市学校这种加负的能力更强，更能得到教师、家长的支持，以保证在中考、高考这样的统一性考试中胜出，各自之间的竞争也就呈现出白热化状态，于是越来越重的负担压在学生身上。国家也正是在注意到中小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不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全面发展后，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减负”，并且以国家政策的形式统一推行，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行，要求城市和农村都“贯彻落实”。

但城市和农村两者的“贯彻落实”实质上呈现出质的差别。农村的学校是在真正“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教育“减负”的政策，因为对学生的“减负”也同时意味着对学校教师、对家长的减负，而这也正是农村学校教师、家长所愿意看到的。而城市学校关于教育“减负”政策的落实只是表面现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的要求不敢不执行，但是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城市学校在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教育的评价体系和机制后，会衍生出一套处于制度边缘的做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学校学生家长的支持功不可没，甚至于说这样一种偷偷加负的做法就是家长群体意愿的表达，是家长与学校的一种合谋：

城里的老师加课，只要能体现一部分就行了，比如一节课给10块钱他都行，他这个工作被肯定了就行，现在义务教育阶段能有这样的体现都不错了，你自己本来就要出成绩，从家长的愿望、学校的愿望（也都是）。但农村家长就没有这么迫切，家长这一环缺了。这边带课不太好的老师他到城里去他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家长的要求、学校的要求也就高了。（FT-T-20180408-邢敢为）

教育“减负”的口号一直在喊，但目前教育评价机制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仍以分数决定升学，以成绩决定个人命运。这样一种主要基于城市学校的政策口号，却把农村学校仅剩的一点教育希望也消磨殆尽。农村学校的教师无法偷偷加负，也不敢、不需要偷偷加负，于是在这样一种教育“减负”的政策要求下，逐渐降低对学生的要求，表现在作业布置等方面。而且不仅是无可奈何的降低，这样一种教育“减负”的政策也主动成了农村教师的选择，相比于城市教师，农村教师对于国家的教育“减负”政策执行的更为彻底，前提是这样一种政策实际上也是在替自己“减负”，而且没有家长的反对。而农村家长之所以不如城市家长那般对教育“减负”政策保持警惕，笔者以为和农村家长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也是密切相关。所以城市化倾向严重的教育“减负”实质上是加剧了旧寨学校目前的这种教育困境，相对轻松的学业任务和要求是学生所追求和喜欢的，教师的“减负”也是自身所喜欢的，就在这样一种双方的共同喜欢中逐渐走向放弃。

（三）教育缺乏自主权，行政干预多

我国的各级教育机构都要受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和管理，在他们的要求下开展教育工作，某种程度上来讲，不得不说这是体制上的一种弊端，尤其是过多的行政干预，直接就会影响到教育的生命和质量。在笔者去年第一次来旧寨学校调研时，旧寨学校的教师正在进行着全国闻名的精准扶贫工作，每位教师负责5位贫困户的帮扶，宣传扶贫思想，送去扶贫物资，也就仅此而已。但我们必须看到，这项行政力量干预的政策给旧寨学校的教学带来的混乱和困扰：

就这么个下来我今天才把所有的课程才结束，下一周周二就考试我把所有课程才结束。为啥这么慢呢，中间我们老师就下乡扶贫呢嘛，基本上两周就没上课。你要把任务完成，每个老师5户，过去给点鸡、柴米油盐乱七八糟的。我们去扶贫，基本上一半的老师都走了，娃娃就自习，只要娃娃别出现乱子就行。你不上课其实就是去耍去了，完全没有自己学习的自觉性。听到我们要去扶贫，很高兴啊，你刚走到楼道里，哗一下子，特高兴你不知道。（FT-T-20180701-李萌）

因为教师的扶贫帮扶任务耽误教学进度，影响教学秩序，加重教师工作负担，贫困户是扶了，但是却把学生给“弃”了。再如本学期初旧寨学校教师开展的学生劝返工作。因为中央巡视组巡视宁夏，教育辍学率自然是关注的对象，诚如笔者在前文已指出，旧寨学校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流失，所以为了在这风口浪尖平稳着陆，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下，各个学校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生劝返工作。14但学生当初之所以离开学校就是自己主动的选择，不可能因为巡视组的到来而乖乖回到学校，所以此时基层工作者的智慧便又尽显无疑，将学生的劝返与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格挂钩，与家庭的低保资格挂钩，以此来取得家长群体的全力配合。而这些已经不念的学生也正是在这样的软硬兼施下重新回到学校，回到课堂，但这样一种不情愿又不能长久，等检查一过，学生又再一次出走学校：

我劝返回来四五个学生，又跑了，这些被劝返回来的学生他自己不愿意上，家长也同意他们不上。现在他们为啥要回来，这个目的是啥？劝返的过程中，县上政府对家长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让学生念书去，我就把你的建档立卡户取消，我把你的低保取消，他是担心把他的低保取了才让孩子来念书，实质上也不是意识到什么教育的好处，而是跟自己现在切身的福利相关了。（FT-T-20180408-刘宝德）

教育是一项专业活动，我们也存在教育专业，但一旦这项专业的工作受到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教育本身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旧寨学校面临着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各项行政性工作的压力，教育自主权不断被剥夺，而这些行政力量的干预，也影响到了旧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也在加速学生的放弃学习和教师放弃学生。

（四）免费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和免费的午餐

我们在评判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免费的营养午餐时，应当从这两项政策的初衷出发，不能吹毛求疵，因小失大；但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因两项政策的免费性质而给当前教育带来的一些困扰，免费政策不被政策对象所珍惜，反而对免费之物任意挥霍浪费，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两项政策的失败之处。

因为免费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学生在升入初中时便没有了门槛，秉承着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片区内的学校要无条件接收各类学生，不能因学生学业表现不佳而拒之门外。事实上导致了一部分基础较差学生的顺利升入中学，但本身的差基础成了中学学习时的严重短板，只会增添学生在中学时的学业挫败感，致使其厌学情绪飙升，逐渐也就放弃学习，放弃自己。外表看似公平的教育政策却已牺牲了一部分基础不过关学生的利益，尤其是黄高县目前的基础教育在小升初时已不允许学生留级，也已不允许九年级学生在中考失利后复读，学生已失去所谓自我觉醒后的补救机会。教师群体普遍将目前免费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看作是一种“年限”教育，而非实质的“学业”教育：

现在这个九年义务教育都是理论上的推算，从一年级开始到九年级毕业，九年时间。我个人认为，这个九年应该是九年学业的完成，不是指年限的完成。（FT-T-20170703-王金宝）

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认真来说只是个年限教育，并没有说小学入学时孩子要达到及格水平，用分数线来衡量这个水平，但是你都必须入学，你从一年级，哪怕一直不读书，到六年级进初中的时候都必须让他入学。（FT-T-20180408-刘宝德）

旧寨学校的李老师曾对笔者坦言，“现在的九年义务制教育既帮了农村学生，也害了农村学生”。面对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和免费的营养午餐，学生和家长非但没能珍惜，反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心理，这可绝不是所谓公民意识的觉醒，而是一种农民福利依赖的表现。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和免费的营养午餐致使旧寨学校的学生和家长都不再如之前般重视教育，也自然就更容易导致放弃行为的出现，因为这种放弃学习、放弃自己的行为也没有带来直接的利益损失，至少未来在阶层地位上的弱势是学生们在放弃时不曾看到和不可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