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我放弃的学生

一、正式制度下的“非暴力不合作”

学生在学校对正式化制度权威的反抗不一定都表现出积极的抗拒，也会采用沉默、“被动”抗拒等策略，采用的是一种意义拒斥。类似于甘地当年领导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采用的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学生很少会对教师的权威进行直接反抗，如直接顶撞、殴打教师，而是一种“非暴力”的反抗；但也不会按照教师的要求来规范自身在学校的行为等，表现为一种“不合作”。

（一）上课：各得其乐，拒斥学习

一日之计在于晨，D班学生的“一日之计”是从早读开始的，但他们似乎并无“一日之计”，有的只是长年累月养成的惯性；若真要说有什么“一日之计”，那也便是如何轻松愉快地度过这一天，一天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混”过去，甚至有教师批评部分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吃两顿饭，啥都不学，像桩子一样杵在那里，就是个摆设”。（TYBJ20180402）所以“混”的一天从早读5时便已开始：

这样的早读对秦文君来说应该是很痛苦的。一大早他就开始混了。课堂上他只能坐着，先是反复摆弄自己的手，玩厌了就拿笔在英语单词间绕圈圈。他还时刻瞄着英语老师的动向，如果老师踱过来了，他赶紧张嘴滥竽充数一阵，如果老师转过身，他索性连嘴也不张了。6

观察D班学生在每一节课上的表现，学生对教师在讲台上的“表演”似乎并无兴趣，除了班上的“学习分子”还在认真听讲，能够和教师积极互动；“游兵”似听非听，无明显小动作，尽量在跟着教师思路走，但这种努力往往只停留在课堂的前10分钟，然后就开始想别的事情，心不在焉，或者寻找其他的方式来消磨时间，甚至是直接开始睡觉：

现在是没听懂，是上课不爱听，上课时就呆呆地坐着，或者玩书，玩别的东西，比如看别的课本、玩笔，看课本里面搞笑的，比如什么一句话吧，看一些图片。（FT-S-20180408-杨芩）

我上课也听着呢，能坐住，但坐着坐着有时候就瞌睡了，睡着了，啥时候睡着的我自己也不知道。（FT-S-20180410-沈玲）

“任务分子”表现得更加痛苦，因为听不懂老师在讲些什么，尤其是英语和数学，所以只能自己寻找乐趣。一般是低头玩弄自己的笔，在课本上画着什么图形，或者就是纯粹地画圈圈；往地面上吐口水；或者是极其隐蔽地嗑瓜子；有时会在数学课写英语的抄写作业；或者什么也不做，看看自己的左手再看看自己的右手，坐着发呆；或者将目光再转向周围的同伴，试图制造一点乐趣出来。

“恐怖分子”在课上则是更加肆无忌惮，40分钟于他们而言太过漫长，上课听不懂也不想听，但若要像“任务分子”那般自娱自乐也未免太过无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他们把目光聚焦到这些“任务分子”的身上：

王小虎课上会骚扰女生，一块橡皮拿小刀把它切成颗粒，然后丢我们，那些学习好的他不丢，光丢我们几个。（FT-S-20180410-沈玲）

至于班上的“独立分子”，基本上所有的课都是趴着睡觉。对于张勇而言，课堂就是用来睡觉的，早已放弃听课。有时睡乏了，就跟身边的几个“任务分子”找乐子，或者是捉弄坐在前排的“学习分子”：

张勇身体向下滑以便脚伸出去把纸巾踢给秦文君；秦文君用鞋尖按住纸巾，再把它拖到曹海的桌子下；曹海便再踢回去，就这样来互相踢了大概十几个来回。课后了解情况，张勇说吴彬不敢拿着这张纸在他的隐私部位擦一下，结果吴彬说敢，还真就擦了，然后张勇把这张擦过的纸丢给秦文君，说是有脏东西，很臭很臭，秦文君就丢给曹海，于是就有了他们四人之间互相踢纸巾的情境。

英语课上张自立被老师喊起来回答问题，坐下的时候差点摔跤，因为后排的张勇把他的凳子偷偷往后移开了，张自立没有发觉，老师把张勇叫到了讲台旁，问是不是他干的，张勇不承认，老师也就让张勇回去。回来后没过多久张勇就去搔张强的后背。（TYBJ20180403）

每节课的40分钟，对于“非学习分子”来讲是无趣但也有趣的，一方面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也不想听，“感觉就是在听天书一样”（FT-S-20180405-金泽）；另一方面他们能够自得其乐，以祸人为乐，但不至于影响到课堂纪律，符合教师们“不捣蛋”的最低要求，所以这样的课堂是和谐的。学生们没有激进的暴力反抗教师的行为，表现为一种“不合作”的状态，各自“寻欢作乐”，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无声的反抗、一种意义拒斥中，学生逐渐放弃学习、放弃自己。

（二）自习：自我学习，放弃自己

“自习”就是自己学习，自己预习、复习，所以自习课应该是学生自我学习的课程，而不是等同于没有课、自我玩耍的时间。观察D班学生自习课的表现，状况层出不穷。自习课没有教师权威的在场，自由的课堂环境下，自我学习的自习课成了自我放弃的课堂，放弃学习去寻找其他的乐趣。以被改成自习课的美术课为例，大家开始了各自的安排。因为是下午的课，所以睡觉成了很多同学的选择，但不一定能睡得安稳。自习课还可以随意离开座位走动，甚至是直接在班里追逐打闹，以陶小金和金泽两人的争夺PVC管为典型，其他同学熟视无睹，或许是对这种行为早已习惯：

张勇、周家福趴着在睡觉，秦文君打周家福的头。陶小金和金泽在抢一根PVC管，在教室里追逐，期间陶小金还拿起教室后面的拖把逼要；最终陶小金把金泽放倒在地上，夺回了PVC管。闹剧发生期间，除了陶小金将金泽放倒在地上时有较大声响，引来部分同学的转头关注，整个争夺过程持续10分钟左右，大家都各管己事，并未对这场闹剧给予过多的关注。（TYBJ20180330）

好不容易挨到了白天的最后一节自习课，同学之间频繁互换着座位。因为走读生已经放学，突然之间空了近10个空座位出来，大家选择的余地更多，可以更随意地就坐。贴纸条、隔空抛笔、看胡子整理自己的形象、掰手腕、打架、吊饭盒……总之只要不是学习，就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行为都有可能出现。但不可否认，还是会有部分“学习分子”在写作业；还有那些长期在“学习分子”和“恐怖分子”之间游离的人，自习课是他们向“学习分子”靠近的时候，或者说是“学习分子”笼络这些游离者的时机。

自习课因教师权威的离场，直接监管不在，制度所营造出来的制度文化便失去了对学生群体的束缚。和上课不同，自习课学生放弃学习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君子慎其独也”，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是谨慎小心的，自我约束、自我修身，但于普通人而言，“慎独”又极难做到。D班学生在自习课一旦失去教师权威的监管，就会表现出更加真实的自己，他们的不学习、自我放弃也就更为明显。

二、正式制度下的直接反抗

学生除了对正式化制度权威的消极抗拒、意义拒斥，也有直接、积极的抗拒。学生直接的、激进的反抗行为更多发生在教室之外的其他场域，如学校操场、厕所、小树林等受到教师权威较少监视乃至不受监视的地方。

（一）上网吧：黑夜行动，寻找“光明”

对于青春期的学生来说，网络是个巨大的诱惑，几乎谁都无法避免被它攻陷、占领。“学习分子”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并非因为他们的自制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家长、教师等群体的严密监管。而“恐怖分子”“任务分子”“游兵”等群体受到的这种监视相对来说要弱很多，甚至没有，所以他们就表现出对网络的“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以至于趁着夜黑风高，连夜翻墙出去寻找“光明”：

学校旁边有个网吧，晚上刚一下晚自习，我们三个就翻墙出去上网，宿舍根本不进去，直接就去网吧。一周五天每天晚上都去网吧打游戏，玩《穿越》，还有就是看电影。玩到三四点就不玩了，然后在网吧睡觉，早上七点多再起来，混到走读生里混进来，直接去教室。一晚上只要不去就没啥意思。（FT-S-20180402-张勇）

一方面学校内的学习生活给不了这些“恐怖分子”归属感，他们听不懂英语、学不会几何证明，早已从内心放弃学习。另一方面，网络上的游戏、电影等对他们极富吸引力，游戏给他们带来感官上的刺激和享受，打赢一局又一局之后的成就感，排位不断提升的获得感；电影又是如此贴近现实生活，尤其是一些言情类的影视作品，完全贴合他们现在青春期萌动的性意识和性冲动，对亲密关系的渴望等。所以学校一“推”，网吧一“拉”，就出现了上文所述的寻找“光明”，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早已把学习抛诸脑后，放弃得彻彻底底。

（二）抄袭作弊：读书人的事，能算抄么

旧寨学校的学生抄袭成风，但“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抄呢？”D班学生都存在抄袭行为，即使成绩最好的“学习分子”中的头领—王宁也抄过同学的作业；抄作业这种行为甚至得到了权威的准许，或者直接就是权威的命令与授权，但是学生们对于这些权威的命令往往都是“趋利避害”，选择性接受：

早上很多人抄作业，其实班上真正自己写作业的就是王宁、王佳琪这些，王宁、王佳琪有时也抄，王宁还抄过一次我的地理作业呢！（FT-S-20180405-兰天）

语文的《学习之友》就是语文老师让把答案拿来抄，我们班每个人都是这样。（FT-S-20180404-王英）

数学课上班主任说“几何题对同学们来说很难，难就难在自己没做作业，都是抄的，所以不会”“我不反对抄，但是你每抄一步就要问为什么，抄个两三遍之后都会了，就无需再抄了”。（TYBJ20180330）

而且从各位任课老师的口中也可以证实班级学生抄袭现象严重，不仅大家都抄，而且抄得太过明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

作业现在最多有一到两个版本，王宁成了其他就都成了，王宁错了大家就都错了。王宁比如说把那个B写的不规范，稍微带一点，就都抄成D了。一个版本时就抄王宁的，另外一个版本是抄《课堂全解》。你像咱们的学生抄语文《课堂全解》咋抄的？比如说解释几个成语，人家写了“见课本56页”，咱们学生抄的时候“见课本56页”就这种抄上来了，所以他抄的时候根本就不思考。（FT-T-20180408-刘宝德）

D班学生无时无刻不在抄作业。上课抄、课间抄，当然主要还是集中于晚自习，且一般在晚自习的后半段时间，因为此时班上这些“学习分子”才把作业写完，才会有抄袭的范本。此外需注意的是，D班学生每天的作业基本也属于抄写型作业，如把课文上某一段抄一遍，把英语单词抄3遍等，除数学作业需要动脑外，其他各门课程的所谓作业基本属于“傻瓜”型作业，只是抄写几遍就能完成，但正是在笔者看来如此简单的作业，D班的这些“非学习分子”也表示不会做、找不到，这种“不会做、找不到”也即教师口中反复出现的“懒”。

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是如若假借他人之手也能丰衣足食，可以不劳而获，又有多少人会真正自己再去动手？笔者不得而知。诚如前文提及，D班学生中存在的男“任务分子”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替班上的“恐怖分子”抄写作业，尽管是被逼的，但是这些男“任务分子”却不得不照做，不然就可能招致“恐怖分子”的“血腥打压”。而这些“恐怖分子”对学习已近彻底放弃，连最基本的作业都已成了负担，有些甚至直接就不交了：

张勇考试一直抄，作业都不抄，都让别人抄，曹海、周家福、吴彬都给张勇抄过作业。（FT-S-20180405-兰天）

张强以前特别特别捣乱，作业都是别人帮他写的……张勇他们经常让女生或者男生，像曹海、周家福、何思琪、许丹、徐佩这些一直给他们写作业，之后张勇也不让别人给他写作业了，因为老师都知道了嘛。（FT-S-20180404-王英）

积习难改，D班学生长年累月养成的抄袭作业的习惯，在考试检测的时候就成了作弊。学校自己组织的月考和期中考试，由于是校内老师自己监考，不太严格，学生们还是轻而易举都能作弊。至于作弊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有考前先贿赂或者威胁“学习分子”的，在考场上传递纸条写答案；有自己先打好小抄的，有的甚至都懒得提前抄一遍，直接把课本里相关的内容撕下来藏好；有的直接把小抄打在课桌桌面上，用铅笔先把相关的内容誊抄上……关于考试作弊，D班学生经历了一次集体大作弊，以至于考出来的结果令所有师生都直指“作弊”：

八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我们考了年级第一，很多老师都说我们是抄的，事实就是肯定是抄的。那些学习不好的肯定都抄袭，根本管不住自己。基本上有一半的同学都抄了，他们抄王宁的，把王宁喊到身边围上一圈，每个人都传答案。月考是在班里考，监考老师看等于没看一样，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好像不管。（FT-S-20180402-张强）

（三）打锤：打出来的权威和地位

打锤在旧寨学校“可以说是家常便饭”（FT-T-20170703-王金宝），是D班学生制造乐趣，建立权威、展示个性的重要手段：

就是王福把我带坏了，那时候跟着他一起在学校里乱混，在一起的时候除了打架，他缺什么还会让我们去问别人要，（别人）不给就要打，很坏的！（FT-S-20180402-张强）

而且不仅是诉诸有力的拳头，在打锤过程中的武器也至关重要，一般会用木棍、杨钩把、甩簧，甚至是钢管、砍刀：

当时打架是很残酷的，我叫了几个帮手就把八四班王涛堵到宿舍，一人一顿棒（打），都把棒打折了。（FT-S-20180402-张强）

王小虎用甩簧打过人的，它是用铁做成的，这么短的一甩，就这么长，朝人头上甩过去，很疼。张强、张勇、李明还用杨钩把打过人，和木棒一样，但比木棒要结实一点，长有1米多，头比较粗一些，拿的一头就细一些。（FT-S-20180409-陶小金）

班主任叫着来问的时候，那几个孩子一开始还不说，后来班主任逼得紧了，（学生）就说他拿的什么，他拿的什么？拿的砍刀，这么长。（班主任）问那个东西呢？（学生说）东西在他书包里放着，书包里就这么长的一把砍刀。（FT-T-20170703-王金宝）

打锤行为在旧寨学校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女生同样会打锤，而且在打锤的武器、方式、动机、对象等各个方面与男生基本无异。若说男生打锤是为了显示自身的男性气概，女生打锤则似乎也存在一种追求男性气概的因素；女生之所以追求“类男性气概”，实则是一种对权威的追求，是为了建立在女生群体中的威权地位，通过打赢其他女生在群体中脱颖而出：

徐倩在学校和人打架，打架的时候会抓头发、扇脸、揍肚子、踹脚等。徐倩说自己和她们打架都是因为她们招惹自己。她不仅和同班、同年级的学生打，也和八、九年级的学生打架。徐倩有时候打架会叫上社会上的混混，这些混混基本上都是在城里打工的。（TYBJ20170626）

（四）抽烟：男人的味道

抽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成人世界里便是如此，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抽不同的烟，而且是一种交际的媒介，通过互递一根香烟，便可拉近两个陌生人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是一种身份认同。

旧寨学校学生抽烟不分“学习分子”与“非学习分子”，当然在经历过“一两嘴”的尝试之后，主要抽烟的还是“非学习分子”，且集中于男性群体，不涉及女性。抽烟代表着一种男性气概，是一种“男人的味道”，女生本身并不追求男性气概，抽烟对于女生群体威权地位的建构基本无用。旧寨学校的男生们抽烟，最初的原因一般是好奇，想要尝尝烟的味道。除了好奇心使然，抽烟是学校无聊枯燥学习生活的情感寄托，带走忧愁和烦恼；代表着“男人的味道”，代表着对“大人”的身份认同，象征着男性的力量；是为了“装逼”，在同辈群体中凸显出自己的高人一等，而正是这种差异制造出了同辈群体中的差序，进而制造出了威权。所以旧寨学校的学生反抗权威并不是反抗权威本身，而是因自己身处教师权威的对立方—被控制、被规训，所以才要反抗，同时也在同辈群体中积极建构着自己的权威：

抽烟可以带走忧愁和烦恼，就是个男人了。抽烟的男生都比较硬气，看起来厉害一点。抽烟有点男人味道。（FT-S-20180414-王一新）

抽烟就是耍酷，装逼，好像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我有烟抽你没有。大家会觉得发烟给我的人比我高。（FT-S-20180414-陶小金）

目前旧寨学校抽烟的7都是“非学习分子”，而且以“恐怖分子”居多。大家聚在一起抽烟也成了“恐怖分子”发展同伙、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抽烟实则是一种群体运作的媒介，对于群体中不同身份、等级的成员还会以“抽烟屁股”还是“抽整根烟”来区别对待：

那些发烟的就是经常打架不学习的，都是头，通过烟来笼络小弟；那些经常抽的，也不爱学习，打架。（FT-S-20180414-陶小金）

我们抽完给秦文君，剩一点点烟屁股了就给他。王飞光骗着抽，拿一根新的，我们对自己人不给烟屁股。（FT-S-20180412-潘荣耀）

抽烟需要环境。一方面，抽烟是一种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习得性行为，没有人天生就知道如何抽烟，也没有人专门接受过如何抽烟的课程教育，所谓的“无师自通”其实是周围环境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习得性行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存在被模仿的对象，假使一个孩子在他的人生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抽烟，那他便不知道何谓“抽烟”，“抽烟”可能就成了长辈口中的“吃烟”：

我开始不会抽烟，听我奶奶说我爸经常“吃烟”，我就把烟吸嘴里面就咽，直接就吞了，把我呛了一下。（FT-S-20180412-潘荣耀）

另一方面，在习得如何抽烟之后，当他自身再表现出这种行为时，必然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正如在城区的中学很少能在校园里看到烟头，而旧寨学校“厕所全是烟头”（FT-S-20180402-张强）。如果没有允许抽烟的环境，那这种抽烟行为可谓绝无生存之地。旧寨学校也在“无烟校园”建设之列，但现实情况是“男老师基本都抽烟”（FT-T-20180408-邢敢为）。学生在一个实质并未禁烟的校园环境中，自然也就会受到这些教师抽烟行为的影响，从而对此产生模仿；其次是拥有允许抽烟的环境，哪怕这个环境不针对学生群体，但是“老师都抽烟凭什么不让我们抽？”（FT-S-20180412-潘荣耀）

学生抽烟毕竟不被正式的学校制度所允许，所以想要在正式制度的场域中抽烟，地点必须是经过挑选之后相对安全的地方，至少旧寨学校的男生们还不敢直接在教师面前抽烟。厕所、楼道、小树林、教室、宿舍等都成了大家的抽烟场所。烟瘾是抽出来的，无关抽烟者本身的年龄大小，旧寨学校这些“抽烟者”抽烟的频率、每次抽烟的数量也都大得惊人：“早上一包，中午一包，晚上一包。早上一次，做广播操时一次，中午一次，大课间时一次，最后一节课一次，晚自习去一次。”（FT-S-20180412-潘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