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超拔的家风

遗传这“看不见的手”，拨弄人于“冥冥之中”。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能穿越岁月风雨和人事代谢而显出内在的脉络。王阳明家族徽章的标记一句说尽，就是超拔、超越、超脱。王阳明的心性显现着遗传的基因。

仅说淡泊俗名微利这一条，就是他们的“传家宝”。王阳明的六祖王纲，字性常，文武全才，元末世乱，往来于山水之间，时人莫知，从终南山隐士赵缘督学筮法，还会相面（旧称“识鉴”，像看风水叫“地理”一样）。他与刘伯温是朋友，他对刘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你）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后来他七十岁时还是被刘推荐到朝中当了兵部郎中。因为他懂养生术，年七十“而齿发精神如少壮”，朱元璋接见他时颇感惊奇。最后他在广东征苗时死于增城。王阳明也好养生，也是出征时客死于路。

十六岁的王彦达，用羊皮裹父尸背回老家。“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太薄，遂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给他的儿子与准留下先世传下来的书，说：“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与准“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信奉儒家“遁世无闷”的信条，既不去参加科考，也逃避荐举。因他会打卦，知县总找他算卦，他的倔脾气发作，对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福。”县令怀恨在心，王与准逃遁到四明山的石室中。

当时朝廷为装点大一统气象，“督有司访求遗逸甚严”，以消化更多的不合作者。县令特“举报”了他：“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朝廷派来的部使大怒，拘留与准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再上山追与准。与准“益深遁，坠崖伤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见王的确伤得很重，又见他“言貌坦直无他”，不像个叛逆。王又向部使讲了烧卦书逃遁的原因。部使放了他一家人，见他的二儿子世杰有出息，便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世杰当了领取“助学金”的秀才。他为了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遂自号“遁石翁”。

王世杰即王阳明的曾祖。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艰苦的，以奉养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飧不继”。他母亲临死时曾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

古人有谀墓的习惯，我们读到的是王氏门人编撰的《世德记》，也许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能出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在明代政治的旋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隐”是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人格基础。

世杰因先世在门前种了三棵槐树而号槐里子。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以曾点为楷模，洒然自得（王阳明在诗文中频频向曾点致敬），对爵禄无动于衷。最后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异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

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王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靠教书过得穷自在。槐里先生也是只给他留下几箱书，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他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文人雅趣，“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自有过人之处。可以说，王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己酉年（1489），王阳明十八岁时，这位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

他遗传给了王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以及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他的弟弟，但他像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王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这位被视为陶渊明一流的人物传给了他亲爱的孙子潇洒的隐逸之气。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六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过来。王华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他气质淳厚，坦坦自信，不修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恶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慌乱，怕宁王派兵来，他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都遗传给了他儿子王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