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谦卑善下之道

这一命题体现的是老子主张的君主要善于处下的思想。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意思是，无极产生太极，太极生出阴阳两仪，阴阳两仪相交而产生万物。万物背负阴而怀抱阳，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产成新的和谐体。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孤”“寡”“不谷”，但王公却用这些字眼儿来称呼自己。所以一切事物，如果减损它却反而得到增加；如果增加它却反而受到减损。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河上公注：“孤寡不毂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为称者，处谦卑，法空虚和柔。”意思是孤、寡、不毂，是不祥之名，但王公以此自称，是居处谦卑，效法空虚柔和之道。苏辙《老子解》从宏观层面来解释：“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贱寡小而贵众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称孤寡不谷，古之达者，盖已知之矣。”意思是世人不知道万物由来，没有不轻贱“寡小”而重视“众大”的。但王公虽处尊位，却自称孤、寡、不谷，古时候的通达之人，早已知道其中奥妙了。

在世俗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高是上位，低是下位；贵是上位，贱是下位。人们没有不喜欢上位而厌恶下位的，但老子与之相反，要君主善于处下，这是为什么呢？老子给出的答案是，“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要以贱为根本，高要以下为根基。“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没有根基、没有初始，就没有后来的“高”与“贵”。比如在当今时代，芯片产业是基础产业，如果没有芯片产业的核心技术，再高端的电子产品也会受制于人，这个“高贵”是没有根基的，随时都会崩塌。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里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他们都没有显赫出身，但都贵为人杰，就是从低下、卑微处一点一滴努力而来。对于君主来讲，除了初创之君，与生俱来就处在高位，但仍要学会处下。我们都知道唐太宗开启了贞观之治，这与他善用人才、从善如流、谦虚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公元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不能效法我。因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故为其下。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由此可见，唐太宗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不去看自己的成就、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不怕把它晒出来。陆九渊这样评价唐太宗：“太宗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功业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听拂逆之辞于畴昔所恶之臣。呜呼！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庶几于三代之王者乎？”意思是说，唐太宗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他的功业都是通过自己拼搏得来的，但却能放下身段、控制私欲，听从那些自己曾经厌恶大臣的逆耳忠言。这就是他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原因，几乎与尧舜禹的功业可以相提并论了。所以唐太宗的秘诀还是要善于处下，成为百谷王。

但老子为什么要把“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放在一起来讲呢？道本来无名，勉强取名叫作“一”，天地万物，都从“一”生，所以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物没有不背负阴而怀抱阳的，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不会夭折，是因为万物各自都有一个恬淡虚静的身体，并且万物皆以恬淡虚静为根本。恬淡虚静是柔弱的，与其他东西不一样，好像没有用处，人们都厌恶它而不是接纳它，但却不知道“无用之用”才是真正的大用。“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就是承接前面所讲，由于道体恬淡虚静，从而成为天地万物根本，圣人以此来告诫人们应当以道体为怀，以谦卑来自处。孤，就是孤家；寡，就是寡人；不谷，就是不善的人。世俗之人所厌恶的，就是孤、寡、不谷，认为不好。但王公反以此来自称，就是把柔弱当成了天下的利器。孤、寡、不谷，都是贬损自己的言辞，但侯王如果不放低自己，天下也不会归附于他。所以尧舜拥有天下却不自居，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颂，恩泽流布无穷无尽，这就是贬损自己反而增益的道理，所以说“或损之而益”。像那桀纣用整个天下来供自己一人挥霍，凶残横暴，任意妄为，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天下人都会背叛他，所以很难拥有天下，这就是增益自己反而减损的道理，所以说“或益之而损”。

由此可见，谦卑善下之道，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需要，尤其是对为政者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