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宽刑省法之道

这一命题是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回应，是老子关于如何治理民众的思索。威天下不能以兵革之利，治理民众也不能靠刑罚恐吓。

《道德经》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意思是人民不畏惧死亡，为什么用死来吓唬他们呢？假如人民真的畏惧死亡的话，对于为非作歹的人，我们就把他抓来杀掉，谁还敢为非作歹？经常有专管杀人的人去执行杀人的任务，代替专管杀人的人去杀人，就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那代替高明的木匠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

“民不畏死”，河上公注：“治国者刑罚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伤神，贪财杀身，民不知畏之也。”意思是执政者刑罚严苛，民不聊生，所以老百姓不怕死。管理自身如果嗜欲太多就会损伤精神，贪财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普通民众对这些不知道害怕。

百姓为什么不怕死？众所周知的解释是：由于统治者残暴，疯狂压榨百姓，民不聊生，民众就会感到活着没有乐趣，感到活着没有乐趣就不会惧怕死亡——“不能劳动而生，就要战斗而死”，民众的暴力反抗就成为必然。河上公在认可这种解释的同时，又从民众方面给了另一种解释，这样“民不畏死”的含义就全面了。河上公认为，“民不畏死”的另一个原因是民众无知。“嗜欲伤神，贪财杀身”，这个道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及民众很少受到教育，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度贫乏，对物质的渴望空前强烈，追求嗜欲、贪恋财货，绝大多数人难以抗拒。但这些人只看到了嗜欲和财货的诱惑，没有看到它给人所带来的危害，“无知者无畏”，为了满足嗜欲、得到财货，很多人会铤而走险，以生命作筹码，所以不惧怕死亡。在当今时代，人们即便能够认识到过于追求嗜欲、贪恋财货的危害，仍然难以自制，甚至铤而走险的人也不在少数。

因此，“民不畏死”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奈何以死惧之”，河上公注：“人君不宽刑罚，教民去情欲，奈何设刑法以死惧之？”意思是作为君主不放宽刑罚，不教民众减少情欲，却为什么要设立刑法，用死亡来威胁他们呢？

苏辙的解释与河上公大致相同，他在《老子解》中说：“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意思是政事繁杂刑罚严苛，百姓手足无措，所以常不畏死，虽然以死相威，也是无用的。

“以死惧之”是统治者对百姓采取的简单粗暴的统治方式；“民不畏死”是百姓在高压之下“生无可恋”的生存状况；“奈何以死惧之”是老子对执政者执政方式提出质疑。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权是依靠杀戮获得成功的。《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后，平民不堪忍受，自发地组织起来攻入王宫，把周厉王放逐到一个叫彘的地方，这个事件史称“国人暴动”。希特勒崇尚强权，在欧洲疯狂屠戮邻国，他以为纳粹能够建成千年帝国，但从成立到灭亡仅仅十二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杀戮，哪里就有斗争。杀戮强制解决不了问题，“防民之口，甚防于川”，所以老子认为，当权者不能迷信于严刑峻法，应当宽刑罚、重教育，百姓安定、懂得廉耻，自然社会就会稳定，不需要“以死惧之”。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一论断告诉我们，既然镇压不起作用，那么就要改变治国方略。如何“使民常畏死”呢？那就是如前所述“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不要逼迫民众不得安居，不要压榨民众无法生活。在本章中，老子又讲了在杀人问题上的理念。客观讲，治国不可能不杀人，违反正常社会秩序的犯罪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会有，那怎么办？老子的观点是“当有司杀者杀”——由专门的司法部门审理、判决、执行，任何人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这具有非常显著的现代法治思想理念，值得我们深思。老子特别提道：“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就是说无权杀人者代替专司杀人者杀人，就像替代大工匠砍木头，没有不伤害自己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司法机关，而是其他行政机关或个人将一个人随便定罪、处死，不是替天行道，不仅违法，而且也是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希有不伤其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