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一）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的引致效应喜忧参半

快速变化、复杂且竞争激烈的经营环境要求企业不仅仅基于自身的资源进行竞争，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捕获更多资源且将外部资源转化为自身竞争力，如战略联盟、价值连锁店、价值商店、价值网络、供应网络等。全球价值链网络是一种新兴的跨组织形式，涵盖了从产品设计到分销为最终消费者带来商品或服务所需的全部活动，已经成为国际商业领域内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在过去20年的技术进步中，贸易壁垒、运输和信息成本的急剧下降改变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以前在企业附近进行的相同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已经广泛地分散在全球并形成“无国界生产体系”。随着全球价值链网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品内分工推动全球生产非一体化，各领域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均借助全球价值链实现持续发展。日用品巨头宝洁公司正是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从外部获取资源，开发出了更丰富、更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在行业中占有竞争优势（Rubera et al.，2016）。苹果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变化轨迹也体现出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带来的好处。对于苹果公司而言，全球价值链为其带来了更充裕且成本低廉的全球资源，使其得以不断通过全球资源整合成为价值网络内的佼佼者；同时，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企业通过嵌入苹果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也成为全球价值链内不可缺少甚至至关重要的一环，苹果电脑初期的生产特色是“美国技术＋美国制造”，随着中国代工企业的发展，逐步变成“美国技术＋中国制造”（吕越、刘之洋、吕云龙，2017），而随着中国代工企业的发展，又演变成如今的“美国技术＋中国智造”。中国制造企业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以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规模等低端方式高速且全方位地建立全球网络，在极短的时间内以“飞跃”的姿态实现“中国制造”的规模化扩张，遍地开花地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国企业逐步升级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核心（天阳等，2018）。从企业发展实践看，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普遍可以利用全球价值链机遇成为全球价值链条的一个环节或价值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从而实现跃升（张天顶，2017；刘磊，2019）。

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差异，GVC形成了典型的核心—外围的结构特征。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通常居于核心地位，而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则居于外围，核心企业占据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和销售服务等凝聚复杂知识的环节，而将生产、制造、包装等简单重复性或可操作性高的环节留给外围企业（余东华、水冰，2017），导致外围企业陷入“追赶，落后，再追赶，又落后”的循环锁定或出口额增长但地位下降的“悲惨增长”困境（彭新敏等，2017）。通常，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受限于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层次等因素，只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卫星企业存在；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提供知识资源，因技术创新投入大、产品质量优良以及战略决策科学等最终发展成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企业。

同样是网络嵌入，实践表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引致效应不能一概而论，全球价值链网络内不同价值链环节、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获得全球资源中表现出极大的不对称性。亚洲发达国家如韩国凭借其知识优势在研发、设计等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同样处在全球价值链网络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则依靠低级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因低知识优势而处于被动地位。解释这种不平衡现象需要深度剖析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对企业产生影响的背后机制。

（二）知识改变了价值链网络内企业间权力格局

在价值链网络中，权力网络节点在自身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动态获取利己条件。价值链企业间的合作是企业对抗竞争的必由之路，其中客户—供应商关系通常很复杂，以分工的地理全球化和权力不均衡化为特色的全球价值链企业间的网络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产品内分工障碍越来越小、分工越来越细化，能够形成竞争力的资源既包括具有绝对优势的资源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也包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异质性，全球价值链网络成员间需要通过合作来满足资源需求或实现互补。正因为基于利己主义争夺价值链网络内更多的合作价值，网络内的合作关系存在依赖关系，而依赖关系的强弱又决定了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在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因为资源依赖受到网络约束，进而产生组织间权力，这种权力成了与外部环境中的资源控制者进行互动和谈判的核心。企业资源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内的权力。如果一个小企业想与大客户合作，就必须倾听大客户的意见，这个大客户就是相对权力大的节点，它有权为其价值链其他企业指定产品规格和质量标准。相反，对于处在网络权力低地位的企业而言，其订单的数量对核心企业而言并不是很大，当核心企业的产能不满足所有客户时，它便会首先满足其他对营业额贡献更大的大客户的需要，而放弃所谓的小客户。

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内企业成员要最大限度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盈利。显然知识作为重要的高级要素，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知识经济时代下的资本逐利特质终将知识塑造为能带来更高利润的资源，并最终导致了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因知识引发的权力不平衡现象。权力不平衡性导致价值链上下游企业间进行商业交流时通过使用各种形式的商业惯例来制定规则，包括供应商根据零售商的需求进行业务变更，零售商发起的财务压力和利润贡献，有利于零售商的风险转移和成本转移，以及零售商在不经告知的情况下对合同协议进行修改。但网络权力依赖暴力和强制的手段难以持久，权力的长期、顺利运作更需要依靠其从权力对象那里获得认可与遵从。显然基于知识形成的非强制性知识权力更容易获得认可和遵从。保时捷在设计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正是其核心竞争力的持久来源。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中，美国敢于肆无忌惮地颁布长达7年的拒绝激活命令的“制裁”，正是缘于它对芯片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科学前沿的控制和占领，缘于它掌握着产业链上游芯片和元器件供应的主导权。这一现实说明，拥有独特经验、诀窍等隐性知识和技术及标准等显性知识并以产品或服务形式展现出来，便可形成对其他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即知识权力，基于这种知识权力可使企业控制企业间各种形式的商业规则如价格、利润、风险和成本。采购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如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和品牌营销商（如耐克）虽然并不曾拥有自己的工厂（即使有也很少），但借助其先进的市场知识、信息知识和技术知识在全球价值链网络内可以主导甚至决定在何时何地如何进行交易并获得价格优惠。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如苹果公司和IBM等大型制造企业，依赖其生产技术、产品知识和营销知识外包了更多的活动，虽在外包中与竞争对手建立了合作战略联盟，但其知识权力带来了更有利于其获利的价值分配规则。

全球价值链作为典型的网络形态，链内企业初始资源的绝对优势造就了全球价值链典型的“核心—外围”等级制权力结构特征，其中核心企业通过配置和共享自身关键性知识资源，影响和控制周围企业的行为和决策，产生权力，尤其是产生知识权力，而外围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由核心企业决定的价值分配规则。这种“核心—外围”的权力结构特征使新兴经济体的企业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但深入剖解“核心—外围”的权力结构可以发现，其内部企业格局常常处于微观变化中，一些原本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可能被边缘化，如柯达、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曾经处于全球价值链霸主地位的企业，如今正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

全球价值链内企业位势关系的变化为中国企业改变弱势地位带来了希望。全球价值链“核心—外围”结构具有的动态演化特性以及其开放性、共生性和合作共享等机制有助于企业获取全球化资源，避免地方知识锁定，进而跨越全球价值链知识网络中的不平等层级。这些网络联结直接影响企业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盈利能力，直接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以及国际谈判的影响力，直至跃迁到更有利的网络位置。

二、理论背景

（一）知识权力的相关研究需要扩充

从权力来源的资源依赖对象看，可以将企业价值链中的网络权力划分为以企业在价值链结构上的空间位置为特征组成的结构权力以及由企业在价值链上所拥有的知识元素组成的知识权力两种类型。在网络中，对知识的拥有和对知识的控制至关重要，任何网络节点可以运作的基础均是对知识的掌握。Pérez-Nordtvedt等（2010）认为知识的价值、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知识供应方在网络中的吸引力。随着知识的强化作用，由知识资源产生的权力强弱越来越成为价值链成员企业依赖关系的决定因素，知识的获取被认为是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的关键（Imbert et al.，2019）。现有研究多围绕两种权力对网络治理特别是网络惯例（维系网络运行的核心）的影响展开。徐可、何桢、王瑞（2014）提出，在技术创新网络内，知识权力通过关系承诺的规范性承诺和工具性承诺积极影响组织惯例，相比之下，结构权力只能通过工具性承诺而无法通过规范性承诺对组织惯例产生积极影响，但结构权力对组织惯例能产生积极影响。魏龙、党兴华（2017）在考察网络权力、网络搜寻和网络惯例间关系时，发现网络权力与网络惯例呈正向关系，但相比结构权力，知识权力对网络惯例的正向影响更强。在网络权力中，依赖性、规模或专业知识的差异常常导致价值链网络内成员间关系不对称，如拥有关于消费者购买和供应链产品流动的独特信息以及占有重要市场份额会有更强大的知识权力，能够获得更高比例的利益。由于这种权力转移，中小供应商在与零售商打交道时可能处于不利地位（Maglaras et al.，2015）。

Dacin等（2007）研究表明，网络内更具领导力、更具风范效应的也往往是网络权力更高的节点企业尤其是知识权力更高的节点企业。网络惯例的形成如规范共识、合作行为模式、目标共识需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知识权力正是基于情感认同和基于独有知识依赖形成的辐射力。从网络角度看，知识权力即网络节点基于自身知识资源形成的对其他节点行为决策的影响力及控制力，可有效协调伙伴间的利益分配、化解矛盾和消除分歧。知识权力提升可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网络和国内价值链网络内知识信息获取、传输和处理等方面的主导性和控制力。

现有文献多数关注知识权力对网络治理及网络内核心企业的影响，如网络权力对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党兴华、査博，2011）、网络惯例的形成（卢艳秋、叶英平、肖艳红，2017；魏龙、党兴华，2017）、技术标准的扩散（李庆满、戴万亮、王乐，2019）以及核心企业利用知识权力如何激发集群知识创造（Lipparini et al.，2014；李宇、陆艳红，2018），但事实上知识权力如何得以提升却鲜有文献涉及，仅有少量文献关注全球网络中由企业网络位置导出的企业间权力动态（Kähkönen and Virolainen, 2011），更缺少对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知识权力前因关注。作为网络权力的重要构成，知识权力的相关研究需要扩充。

（二）缺少微观视角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的引致效应研究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非常广泛，涉及全球各类行业，而全球价值链框架也已被关注经济发展的重要国际组织采用，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美国国家间发展局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从管理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上的产品效率和及时分配有关；从行业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与如何根据主导厂商及其供应商的规模和所有权进行组织的问题有关；从国家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与一个国家能否获得并维持生产、销售、研究能力，以培育和生产低成本、高质量或高技术的产品有关。全球价值链也关系到国家的全球发展，国家繁荣依赖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即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

近几十年来，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刺激下，用于测量GVC链接的数据和方法取得了快速的进步。衡量GVC的宏观方法主要是通过利用双边贸易数据构建全球投入产出表，与国家投入产出表联系起来进行评估；中观方法则是使用企业级进出口数据通过记录企业输入采购决策、进出口参与方式等将跨国公司如何组织其生产网络结合起来进行评估（Johnson, 2018）。但通过综合评估对全球价值链的引致效应的理论研究，发现对这一问题始终站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看，宏观层面主要依靠投入产出表测量全球价值链地位，中观层面主要测量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对行业生产力、产业竞争力、集群产业级别、国家竞争力等的影响。

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宏观测评研究看，主要有两类评价方式，即进出口产品复杂度和GVC地位，数据分别以投入产出表为主和以增加值贸易为主。测评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的全球地位整体上均呈上升态势（赖伟娟、钟姿华，2017），尤其是基本金属制造业、食品加工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康淑娟，2018）。国外研究也显示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制造业升级，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确实受益于最终装配活动的转移（Vries et al.，2019）。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影响看，中观研究得出了近似结论，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可以立即或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企业的生产力（Mohiuddin and Su, 2014）、产业竞争力（曾珣，2017）、集群产业级别（余东华、水冰，2017）、国家竞争力（陈立敏、周材荣、倪艳霞，2016）等，影响的程度和时间因工业部门、国际化进程以及进口来源／出口目的地国而异。从宏观层面（国家）或中观层面（行业或产业）研究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带来的结果均表明，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带来了正向影响，然而宏观研究所依据的数据基础即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的变化并不一定有助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因为国内含量的变化可能来自与升级无关的变化（例如，国内增加值份额的增加可能来自制造活动的扩大或工业结构的变化，如转向自然资源出口，而自然资源出口通常在国内含量中所占份额较高）（Vries et al.，2019），因此宏观研究掩盖了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国际贸易进出口额宏观数据变化的微观主体是企业，企业作为国际贸易进出口宏观数据的来源，是全球价值链网络框架内的真正参与者，但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探讨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