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绸之路开拓兴起时期（秦汉时期）

秦代的丝绸贸易虽然还没有形成大批的商旅进行运销，但从考古发掘的实物和有关文献记载看，它已经由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以游牧方式传入了西域及中亚等地。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乌氏倮以畜牧为业。他曾卖掉牲畜，购买中原的大批精美丝绸，献给戎王，“戎王十倍其偿”，因而发财致富。秦为奖励，曾“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就是西域倮国一个贩运牲畜的商人，而戎王即西戎部落的国王。(19)这一史实充分说明，在丝绸之路正式开拓前，中西之间就有贸易往来。

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全面开通并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历史学家称他的活动是“凿空”之举。(20)自张骞“凿空”，特别是西汉统一西域后，一批批精美的丝绢锦帛经塔里木盆地辗转西运，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中亚、西亚各国市场，继而抵达罗马帝国。普林尼在《自然史》一书中说，罗马妇女每年从印度购进纺织品达5500万塞斯特提（Sestertius），合19世纪1亿多金法郎。购进的虽有印度的棉、麻织品，但大部分是中国的丝绸。当时在罗马市场上丝织品已与黄金等价，每磅丝绸值黄金12两，(21)造成罗马黄金大量外流。据普林尼估计，这一时期，罗马每年支付给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的货款达1亿塞斯特提，合10万盎司黄金，而其中大部分是购买中国丝绸的货款。可见，比价与黄金相同的中国丝绸，在罗马贸易总额中占有很大比例。(22)

而关于西汉同边境民族（匈奴等）和境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史载：西域各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及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而康居（咸海以东，塔什干以西）、大月氏、安息、罽宾（今喀什）、乌弋等国，皆因距离太远，只是其来中国贡献时，给予丰厚的回赠。(23)同各国（地）交往通市后，汉王朝得到不少珍贵财货，“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闻天马、蒲陶（葡萄）则通大宛、安息”，“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24)

秦汉时期对商人课税分关税和市租两类，虽然史料中对关税的征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可以断定的是秦汉时期确有关税。地理上的秦代陆地边境关卡，诸如陇关、萧关等关卡依然存在，并且均设置了关都尉，不过其国防治安意义要远大于财政意义。秦承六国旧制，关税是存在的并且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贾谊《新书•过秦论》记载：“秦兼诸侯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而守之。”足见秦代设关且征收关税。(25)

汉代的关税，也称为通过税。汉代，关税的征收至少是从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开始的。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载，汉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秋（公元前140年）曾有“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26)除关，即免除关门之税，由此说明在汉武帝之前已有关税之征。根据《汉书•武帝纪》所载，“（太初四年）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这项收入是专门基金，只能用于关吏卒食，不得别用，不能作为国家的一般财政收入。(27)然而，总体考察来看，西汉关税的征收可能不重。何时开始重征关税？史载不详，从魏文帝延康元年的诏书中，可知东汉末年关税已苛重，曹丕即帝位后，为了恢复经济，才下令减轻。记载，公元220年，魏王曹丕下令：“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28)由此可知，东汉期间（特别是东汉末年）的关税税率已经超过什一。

这个时期是否征收过海关税？史载不详，但汉代通过海路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往来的记载却不绝于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平定岭南以后，曾先后派人经印度洋到南海诸国购买珍珠、宝石等奢侈品；一些商人也经常去那里购买犀、象、珍珠、宝石等物以获取财富，(29)从而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到了东汉，海上贸易更为频繁。但未见有征收海关税的记载，据此分析，在两汉时尚未开征海关税。(30)

至于商品税，以市租（市税）为例，很早就有征收。秦朝鼓励商货流通，政府在市场设官管理并收税。史载，凡在市场售卖的商品必须标明价格，系上标签；小物不到一钱的不系标签。这时市场是收税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秦律十八种•关市律》记载，“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31)从这段话看，似乎是不论官私产品，只要是在市场出售的，都要按规定主动纳税。这种缴纳到底是费还是税，没有说明，也没有任何收费（税）凭据，估计收费（税）不是太多，税率不重。(32)

汉代的市籍税，是对在都市有商店者所课征的赋税，政府是按交易额定期或不定期课税。另外还有对行商的征税，官府是按交易额即时课税。曹魏时“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33)商人取得“市籍”所交的场屋税和按交易额与一定比率计算出来的交易税，统称“市税”或“市租”。汉初，在临淄即征市税，据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34)在当时经济尚不十分繁荣的情况下，这是很重的市税。汉初征商税的目的主要是为抑商，通过重征商税以减少经商之利，防止百姓弃农经商，背本趋末。商税仍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