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环境污染之政府影响与政府行为

3.1　环境污染对政府影响的文献概述

政府是指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是国家表示意志、发布命令和处理事务的机关，实际上是国家代理组织和官吏的总称（宋德福，2001），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政府追求的目标众多，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包括宏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包括寻求社会稳定和谐、消除贫困、民生幸福等（桑玉成，1996），当然政府也会寻求社会民众对其信任和态度认可等。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环境污染问题给政府这些方面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环境恶化对政府的一系列目标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其不得不高度重视环境污染处理和保护环境。

3.1.1　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借用Kuznets（1955）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发现的倒“U”形关系，大量关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文献都是从探讨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角度出发并也发现了倒“U”形关系，即EKC曲线。有关这一视角的研究请参考相关综述文献(1)，在此不展开分析，本小节重点基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影响这一视角对文献进行梳理。正如Coondoo和Dinda（2002）所指出的，通常情况下，假定收入与污染之间的关系是收入引起环境变化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不是环境引起收入变化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一假设的有效性正受到质疑。他们基于1960—1990年88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性质与方向可能因国而异，结果显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对应于不同的国家群体。对北美和西欧的发达国家群体（也包括东欧），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污染排放到收入；对中南美洲、大洋洲的国家群体和日本等国家群体，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收入到排放；对亚洲和非洲的国家群体，因果关系是双向的。Perrings（1987）较早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是互相影响的。Ramón（1994）在理论研究中将环境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生产者对其生产库存反馈效应内在化时(2)，经济增长和贸易自由化才能减少自然资源退化。如果偏好是相同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有害于对生产没有库存反馈效应的环境因素。Arrow等（1995）指出，对资源环境的不合理开采和利用会导致未来生产能力的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学者尝试运用联立方程来刻画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影响机制。Eriksson和Zehaie（2005）构建了一个依赖于人口密度和污染性质的增长模型，发现经济稳态的变化会受到人均感知污染程度下降的影响。Shen（2006）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污染是共同决定的理论框架，利用1993—200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人均收入与人均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在收入方程中，Shen发现了污染对收入的负面影响。Tai等（2015）指出，健康状况不佳和污染恶化是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因此提供了资金，助力其解决污染问题并资助医疗保健项目。学者利用内生增长模型，证实了这类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如果降低对污染的援助比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受损。Saida和Kais（2018）利用1990—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年度数据分析也发现CO2排放与人均GDP有双向因果关系。

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尝试，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支持了环境污染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观点。如匡耀求、黄宁生和胡振宇（2004）对东莞市1995—2000年的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东莞北部水乡尤其是下游各镇区的经济增长。包群和彭水军（2006）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利影响，有3类污染指标具有负的产出效应。彭水军和包群（2006a）运用VAR模型分析了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发现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滞后性的反向作用。张锋、胡浩和张晖（2010）分析发现，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有负面影响且具有滞后效应。李叶和赵洪进（2014）研究发现：短期内环境恶化会促进经济增长，但环境持续恶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即环境污染最终还是会抑制经济增长。李茜等（2015）基于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和PVAR模型也发现污染物排放对经济发展有非常显著的负向作用。袁程炜和张得（2015）利用1991—2010年四川省的数据发现，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叶初升和惠利（2016）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SBM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算发现在考虑农业污染物排放时全要素生产率会显著下降。有少量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李富有、王博峰，2014）。

孙刚（2004）引入环境保护扩展了Stokey-Aghion模型，研究发现环保投入对环境质量改善的边际贡献率在长期能否大于一个临界值是可持续发展能否维持的关键。彭水军和包群（2006b）将环境质量作为内生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构建三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现环境标准越严厉、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越高、可持续发展意识越强，则稳态长期经济增长率越高。钟伟（2007）分析发现解决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是农村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上述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都表明减少环境污染或者改善环境质量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3.1.2　环境污染对就业、贫困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陆旸（2012）分析指出在环境经济学中相对于环境与增长问题研究，鲜有对环境与就业问题的研究，其对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机制进行探讨和经验分析发现，在理论上环境保护与就业净效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模棱两可”的预期。马骥涛和郭文（2018）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呈现“U”形变化趋势，样本期间中国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其规模效应发挥主要作用；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具有正向作用，推动了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环境规制对轻污染地区就业规模“U”形曲线的移动没有影响，但重污染地区就业规模的“U”形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影响以第三产业为主地区就业规模的“U”形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其拐点值小于以工业为主地区。刘君等（2018）利用中国1983—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计量实证模型，采用较为前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环境污染水平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环境污染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整体上呈倒“U”形曲线，即随着环境污染程度加重，就业规模先上升后下降，但环境污染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就业人数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环境污染水平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合理的，随着环境污染程度加重，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减少，就业结构向第二产业集中，导致就业结构的转变不合理。

许莹晖（2014）在其研究中简单综述环境污染会导致贫困发生。一方面，环境污染使劳动者感觉不舒服，如水污染影响生活，给农业生产造成恶劣影响；有毒气体和噪声会导致居民恶心、头晕等，影响正常休息，使居民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损害，健康状况下降，导致疾病发生，可能使居民因病致贫。另一方面，环境污染降低了劳动者从事紧张体力劳动的欲望，从而普遍降低了他们的劳动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导致贫困。程欣等（2018）对生态环境与贫困、灾害与贫困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索贫困人口的减贫诉求和扶贫模式，并提出了兼顾环保、减灾和减贫的系统性扶贫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与贫困存在复杂关联，关键影响因子包括环境恶化因素、资源因素和多维贫困因素；灾害与贫困的关系研究主要关注脆弱性、直接关系和农户生计3个视角；贫困人口的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扶贫模式却较少综合考虑环境和灾害等因素。王新和吴玉萍（2011）指出，解决环境与贫困问题的关键是促进社会公平。

李光钰（2016）指出，环境问题不仅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容易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甚至导致群体事件的冲突，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其中，环境污染、监管不力、体制缺陷以及法制不完善等构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梁枫和任荣明（2017）基于CGSS 2010数据研究经济、环境和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环境问题会增加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经济发展会降低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而如果将环境问题作为中介因素，那么经济发展会通过环境问题增加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故其提出要坚持绿色经济的发展理念，同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增强民众对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的信心，促进社会稳定。

3.1.3　环境污染对政府信任和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曾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须去猜测他人话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环境污染会导致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王强（2013）指出，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是政府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环境污染严重以及由此造成的公众身心健康遭受威胁，必然引起公众抱怨、质疑和问责，导致对身为代理人的各级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刘细良和刘秀秀（2013）、王凯民和檀榕基（2014）的研究均发现环境群体性事件可能致使社会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朱海伦（2015）以浙江省海宁市“晶科能源事件”为例指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从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的。孙伟力（2016）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环境危机的感知越严重，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彭建交等（2018）强调环保负面舆论扩散、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环境满意度偏低等现象的存在均体现出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信任流失。黎泉、林靖欣和魏钰明（2018）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环境质量越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此外，王学义和何兴邦（2017）基于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空气污染问题对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机制，发现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空气污染主观感受及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的尽责评价。

环境污染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由此可能导致社会民众通过投诉、信访、司法等渠道维护自身权益，使政府加大环境监管力度，改善当期环境污染问题。在此过程当中，社会民众对政府的行为表现极为关注，如若不当，则极有可能引发居民政治态度转化。左翔和李明（2016）指出，对于受到污染侵权的居民来说，民主和法治不完善使其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会诱发居民政治态度的改变。他们利用CGSS2006微观调查数据，并将城市相关数据与之匹配，实证研究了环境污染与中国居民政治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若居民遭遇环境污染侵权，就会显著降低对政府权威的认可程度，进而显著增强对民主制度和司法独立的诉求，对政府应加强对企业规制的认同度则没有明显变化。上述政治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逐步强化的趋势；然而，随着环境侵权威胁的加剧，经济发展提高政府权威、降低居民对民主制度需求的效应却会衰减。

总而言之，环境污染对宏观经济、政治信任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会带来巨大影响，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极大的篇幅来阐述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揭示了“治理环境污染就是改善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道理。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文明的消费模式，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强化城乡污染治理，保护环境。坚持创新体制机制，依靠科学进步，强化环境法治，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