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西方学者率先涉足。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脱胎于国家创新系统，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 1987）在其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最先提出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的概念，他通过对日本创新系统的研究发现，虽然企业是创新的重要主体，但是由于创新所需要的要素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有些创新活动仅仅依靠企业很难完成，还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组织参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特（Porter, 1990）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把国家创新系统的宏观运行绩效与微观运行机制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的影响。朗德沃尔（Lundvall, 1992）在其著作《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创新和交互学习的理论》（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中从微观视角分析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结构。佩特尔和帕维特（Patel&Pavitt, 1994, 1998）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国家机构及其激励机制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并指出国家创新系统处于研发的国际化压力之下。

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ASS）主任及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e, 1992）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的内涵，并将区域中的文化、组织、环境等要素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区域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王缉慈（2001）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指区域网络各个结点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并融入到区域的创新环境中而组成的系统。也就是说，区域创新系统是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环境有效叠加而成的系统。Doloreux（2002）指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私人与公共利益体、正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集合。此后，作为国家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创新系统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持续升温的研究领域。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对丰富，且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Asheim，1997；Erkko，1998；王缉慈，2001；Lambooy，2004；胡志坚，1999；黄鲁成，2000；刘曙光，2002；柳卸林，2006；顾新，2014）、要素构成（Porter，1990；刘洪涛，1997；冯之浚，1999；冯根尧，2006）、功能结构（Carlsson，1995；王稼琼，1999；周柏翔，2005；Uyarra，2010；柳卸林，2011；陈凯华、寇明婷、官建成，2013）、运行机制（李虹，2004；杨剑、杨锋、王树恩，2010；章文光，2014）、创新能力（Nelson，1993；Furman&Hayes，2004；朱海就，2004；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2006；党文娟，2008；詹湘东，2008；肖智、吕世畅，2008；赵希男、温馨、王艳梅，2009；魏守华、吴贵生、吕新雷，2010；杨朝峰、赵志耘、许治，2015；张永凯、薛波，2016；靳巧花、严太华，2017）、创新效率（池仁勇、虞晓芬、李正卫，2004；李晓钟、张小蒂，2005；白俊红、江可申、李靖，2008；郭军华、倪明，2011；颜莉，2012；王崇锋，2015；马大来、陈仲常、王玲，2017）和创新环境（Aydalot，1988；Camagni，1991；Strorper，1995；Maillat，1998；王缉慈，2002；蔡秀玲，2004；章立军，2006；李琳、陈文韬，2009；吴玉鸣，2010；关祥勇、王正斌，2011；陈一鸣、杜德斌、张建伟，2011；齐亚伟、陶长琪，2014）等方面，从演化角度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文献相对有限。目前，国内外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该理论框架才初步建立，研究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就区域创新系统演化而言，Annalee Saxenian（1994）在其著作《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中对美国区域创新系统进行分析，他通过对比硅谷和128公路创新系统的演化，发现硅谷具有更为开放的区域创新系统，能够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张敦富（2000）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过程可以是渐进式的，也可以是跳跃式的。总体上看，可以分为创立孵化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创新衰退或持续创新阶段；Lee和Lim（2001）提出了技术跟踪与蛙跳理论，并认为区域技术创新有可能完全按照现有的技术轨道演化，也就是一种线性的演化过程，但也有可能不遵循现有的技术轨道，表现出阶段性的跳跃演化过程；李虹（2004）指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各种创新来自创新系统内部的不协调，区域创新系统就是在“不协调—协调—不协调”的过程中螺旋式上升和发展的；朱付元（2005）把区域创新系统演化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两个阶段，他组织是以政府主导为主，自组织则表现为由政府主导向市场推动过渡，即区域创新系统由外生变量主导向内生变量驱动的演化过程；魏江（2005）在创新主体结构、资源结构、经济要素结构三个维度基础上，指出区域创新系统分别有发展、停滞和衰落三种结果，区域创新系统演变是创新系统三维结构螺旋发展的结果；林迎星（2006）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可分为形成、成长、成熟和老化四个阶段。区域创新系统的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消亡、解体，解体后的区域创新系统构成要素在新的条件下，又会组合成新的区域创新系统；李微微（2006）将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演化分别划分为优势创新种群形成阶段、创新种群规模壮大阶段、巩固的创新网络形成阶段和创新群落衰落或更新阶段；杨剑等（2007）根据区域创新能力，将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分为孕育期、初生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落期五个阶段；王焕祥、孙斐（2008）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历程，并从区域创新系统演化动力的角度分析其演化原因；李振国（2010）尝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以美国硅谷和我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为例，探讨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不同路径选择，结果发现，硅谷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演化路径，新竹科学工业园和中关村科技园则是自上而下的演化路径；石峰（2012）基于自组织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李晓娣（201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与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程度存在正线性关系。王帅（2016）从开放创新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机制及其绩效影响因素；王庆金、田善武（2016）采用共生演化理论研究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阶段、路径和机制，并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由单利共生阶段向差异互利共生阶段再向均衡互利阶段演化；龙海雯、施本植（2016）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与策略；徐佳（2017）将开放式创新理念引入区域创新系统，从开放创新视角研究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动力、演化路径和演化特征。马永红、苏鑫、赵越（2018）为解释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演化机制，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演化的哈肯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基础共性技术创新代表量是区域创新系统动态演化的序参量，基础共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区域创新系统演化过程中具有协同效应，但协同度欠佳。苏屹、李忠婷、李丹（201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组织结构的演化规律，并将其发展分为萌芽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阶段划分尚存在分歧，关于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动力未达成共识。然而，区域创新系统具有自组织演化特性，即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具有自组织性、开放性、不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并且区域创新系统演化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但对于此特性，学术界研究尚不够全面和深入。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在特定区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和中介组织等创新主体和创新支持系统共同参与的创新资金流动、创新人才培养、技术扩散、知识溢出以及创新产品形成的创新网络体系。虽然已有的文献研究从理论上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阶段和动力做了初步分析，但对区域创新系统演化机制的研究非常薄弱。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内在机制如何运行？究竟是何种因素在什么条件下推动区域创新系统的不断演化？事实上，区域创新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和孤立的系统，它的发展需要不断与外界进行知识、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创新系统的开放性特征逐步显现。然而，在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开放性关注不够，尤其缺乏从全球化视角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实际上随着创新资源的跨国流动，区域创新系统的开放性特征愈加凸显，开放创新已成为主流。然而，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成果较少，更欠缺对区域创新系统演化机制的分析，这已不能满足区域创新系统快速发展的现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