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术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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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记忆片段

李老师说,翻译不能求快,每天译三百字,就是很好的成绩。这句话,我先是听车铭洲老师转述的。车老师说,他“请教了一位有经验的翻译家”,得到这个答案。有次课间休息,常健师兄问李老师,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每天译多少字?李老师伸出三个手指,说,“三百”。我才知道车老师请教的是李老师,不是王太庆先生。我年轻时翻译很快,最快时一小时能译四百字。然而,我2015年至2016年译叔本华的《人生智慧箴言》,平均每天确实只能译出三百字。

“这是不对的。”——李老师是《西方哲学史》上卷后半部的译者,前半部的译者是何兆武先生。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重印这本书时,下卷没注明译者,我们很好奇,猜测译者可能也是“何兆武、李约瑟”。有位同学问李老师,他说,下卷的译者是马元德先生,但“那位先生犯了政治错误”,商务不敢署他的名,“这是不对的”。

李老师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封面不印译者的名字,是听从陈伯达的指示。陈说,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封面挂译者的名字,不成体统,译者要谦虚点,不能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平起平坐。李老师说,译著的封面不标译者的名字,“这是不对的”。

好像是1981年,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到南开大学讲课,现场翻译是钱建业先生。李老师也来听。讲座结束后,77级的一位同学说,李老师肯定也能像钱先生这样现场口译。李老师带着一贯的微笑说,日语,他肯定行;英语,他不行,都能听懂,但得全神贯注,没有余力翻译,更不能像钱先生那样出口成章。讲座中,专家说了一句话,钱先生译为“防患于未然”,一直安静的听众发出一片轻声的惊叹。

李老师说:“我希望你们20年之内有译著出版。”这一点,他的很多学生做到了。李老师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中出一个王太庆式的翻译家。”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假如我不因为谋生改变职业志向,也许能接近李老师为学生设立的奋斗目标。

李老师学问极好,可惜留下的作品不多。除了参与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还翻译了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署名“海安”。他告诉张光兄,取名“海安”是在困顿中图个吉利。车老师告诉我,王太庆先生从新疆回到北大后用过一个笔名叫“王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