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283）

为了临时判断一个作家精神产品的价值，倒不必知道他曾经思考过些什么，那样说不定需要通读他的全部作品；——知道一下他是怎样思考的，暂时也就够了。他的思考的这个怎样，它的基本状态和普遍质量，在他的风格中留下了确切的痕迹。就是说，这个痕迹表示了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形式上的状态，这个状态必定是始终不变的，不管他可能想什么。于是他仿佛有了一块生面团，从中揉出它所有的形式来，尽管它们也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正如奥伊伦斯皮格尔[13]遇见一个问路人，后者问他到下一个地方还得走好久，他做了一个似乎不合理的回答：“走吧！”其意图是想根据他的步伐来测量，他在一个既定时间内将会走好远；所以，我从一个作者读上一两页，也会大体上知道，他能把我带到好远。

每个庸人心里明白我所说的这个道理，总设法把属于他自己的、天然的风格隐藏起来。这样首先迫使他放弃所有的质朴；因此，质朴就一直是卓越的有自我感觉的、因而有信心露脸的心灵们的特权。那些平凡的头脑绝对下不了决心，按照他的所想去写作；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会保持一个幼稚的外貌。但是，这也并非毫无价值。如果他们愿意诚实地进行工作，把那点平凡的内容，即他们真正思考过的东西，按照他们所思考的样子，简单地传达出来，那么他们还是可读的，甚至在与他们相适应的范围内还是有教育意义的。然而，他们偏不这样做，而是努力装样子，仿佛他们想得比实际情况更多更深。因此，他们把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用拘谨、艰涩的措辞，新造的词语以及烦琐的、围着思想兜圈子并把它蒙蔽起来的圆周句表达出来。他们摇摆在既想传达这点东西又想隐瞒它这两种愿望之间。他们想把它装扮起来，使它保持一个博学的或者深奥的外貌，好让人觉得除了眼前所见，后面还包藏更多的内容。因此，他们时而把它一点一点地甩出来，变成简短的、多义而又古怪的词句，似乎暗示内容比说出来的还要多（谢林的自然哲学论文提供了这类辉煌的例证）；他们时而又以不堪忍受的烦琐笔调，把他们的思想送到文字波涛下面来，仿佛正需要大惊小怪，滔滔不绝，才能使他们思想的深刻意义为人所知，——其实它不过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念头，即使不是老生常谈的话（费希特在他的受欢迎的文章中，几百个可怜不值一提的草包头脑在他们的哲学教科书中，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或者他们热心于任何一种随便采取、自认为高尚的写作方式，例如一种所谓深刻而科学的写作方式，其中冗长而又思想空虚的圆周句的麻醉作用把人折磨得要死（其例特别可由世人中间最厚颜无耻的那些人，即黑格尔信徒，在黑格尔的报纸、俗称“科学文学年鉴”上来提供）；或者他们看中了一种才智横溢的写作方式，写着写着似乎就要发疯似的，等等，等等。他们借以推延“生出可笑的小老鼠”[14]的种种努力，常常使人难以从他们的货色了解他们究竟想说些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写下了一些文字，甚至一个个叠床架屋的整个长句，尽管自己也不知所云，却希望别人会弄清个中深意。所有这一切勤奋，其原因无非是坚持不懈地、不断以新方法加以尝试地致力于把文字当作思想出售，并利用新的或在新意义上使用的辞令、成语和各种复合句，促成才智的假象，以弥补被痛感到的才智的缺陷。有趣的是瞧瞧那些作家怀着这个目的，怎样时而尝试这个手法，时而尝试那个手法，以便把它作为一副扮演才智的面具推出来，这副面具可能迷惑外行于一时，直到它被识破是个死面具，受到了嘲笑，于是又被换成另一副。那时我们看见作家们时而狂热歌颂，如同酒醉一般，时而就在下一页，变得趾高气扬，严肃认真，满腹经纶，直至玩弄最迟钝、最零碎的烦琐风格，就像已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5]，只是穿着现代的服装。但是，最经久耐用的是晦涩难懂的面具，不过只是在德国，它由费希特开其端，由谢林总其成，最后在黑格尔身上达到其顶点：始终取得最完美的效果。然而，没有什么比写得让人不懂更容易了；反过来说，也没有什么比表达重大思想而让人人能懂更难的了。如果真心有点头脑，以上所引的种种技巧都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这就允许人们按照本色来表现自己，并随时可以证明贺拉斯[16]的这句格言：

鉴别力是正确写作的基础与源泉。

但是，那些作家却像某些金工一样，他们试图以几百种不同的合成金属来接替唯一的永远不可取代的金子的地位。但是，更确切地说，一个作者恰巧相反，最应当提防这种明显的企图，即想表现出比他所有更多的思想；因为这使读者怀疑他思想贫乏，因为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装出拥有他们实际上没有具备的东西。正因如此，如果说一个作家质朴，那倒是一句称赞；因为它说明，他敢于表现自己的本色。总而言之，质朴吸引人，而做作则到处把人撵走。我们还看见每个真正的思想家把他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纯净、清楚、确切而又简短。因此，单纯始终不但是真实的标志，而且还是天才的标志。风格从思想得到美，而在那些伪思想家的笔下则不然，似乎是思想通过风格而变得美。风格不过是思想的剪影。写得模糊或拙劣，意味着想得糊涂或混乱。

所以，好风格之首要的、几乎仅只够用的准则就是，必须有点什么可说。哦，这句话让人受用无穷！但是，忽视这条准则，却是德国哲学家（特别是自费希特以来）以及所有反思作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说，从所有这类作者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实在无话可说，却想装出要说点什么。这种由大学的伪哲学家所开创的写作方式，可以普遍地甚至在当代第一流的文学显要身上看到。它就是装腔作势的、含糊不清的、双义甚至多义的风格之母，也是冗长而笨重的所谓stile empesé（古板风格）以及滔滔不绝的废话之母，最后还是以一种不知疲倦的、车轱辘似的、令人昏然欲睡的喋喋不休掩饰最痛心的思想贫乏那种诀窍之母，这些文字垃圾就是读上几小时，也读不出任何一点表达清楚而又确切的思想来。这种写作技巧可以由声名狼藉的《哈雷年鉴》、后称《德意志年鉴》提供几乎一律出类拔萃的模式来。——此外，德国人见怪不怪的性格习惯于一页接一页地阅读各种这类废话，并不太想了解作者究竟要说些什么；他们认为，事情理应如此，却没有发现他只是为写而写。反之，一个优秀的、思想丰富的作家会很快在读者那里获得信任，他说话时果真有点什么要说：这就给明理的读者以耐心，使他聚精会神地跟着作者读下去。这样一位作家正因为果真有点什么要说，总是以最简单和最明确的方式表达自己；因为他想要做的，只是在读者身上唤起他现在所有的思想而不是其他。因此，他可以同布瓦洛[17]一起宣称：

我的思想到哪儿都能公开表示，

我的诗好歹总说了一点什么事；

而前文所说的那些作家却适合这位诗人的另一句话：

而那些讲得很多的人却什么也没有说出。

这些作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尽可能避免一切明确的措辞，以便必要时最终摆脱险境：所以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选用抽象的用语；与此相反，有才智的人们则选用具体的用语；因为具体用语使事物更接近直观，而直观正是一切显豁之源。那种对于抽象的偏好可以用很多例子来证明：特别可笑的一例是，在近十年来德国的文论中，凡是应当用bewirken（导致）或verursachen（造成）的地方，都可以发现bedingen（制约、决定）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抽象而模糊，说得少一些（意思是“没有后者，前者就不会发生”，而不是“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所以永远为这些人开着一个小后门，他们由于心里明白自己无能，才经常害怕一切明确的措辞。但是，在另一些人身上，却是这样一种民族癖好在起作用，即文学中的每种笨拙，正如生活中的每种粗鲁，一出现立即被人模仿，这个事实由于二者迅速蔓延而得以证实；一个英国人无论对于自己的所写还是所为，一律求教于自己的判断：然而这个优点决不能安在德国人身上。作为上述事态的结果，bewirken和verursachen这些词几乎完全从近十年的书面语言中消失了，处处代之以bedingen。这件事由于显得特别可笑，颇值得一提。

平庸的头脑永远只是以半意识说话，甚至根本不懂得自己所用词语的意义，因为这些词语对他们只是现成接受过来的东西；所以他们更多拼合整个短语（陈词滥调），而不止是单词——这一点也说明了他们的文章之所以枯燥乏味。由此产生他们显然缺乏明白表达的思想这一特征；因为这种思想的铸模，即自己的明白思考，正是他们所没有的：我们倒在那里发现一件模糊的朦胧的词语织品，流行的套话，磨损的成语和时新词令。其结果，他们的雾蒙蒙的涂鸦之作，可以比作一份用破旧字模印出来的印刷品。——相反，有才智的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是真正对我们讲话，所以他们能够使我们兴奋，为我们解闷：只有他们才以完整的意识，经过精心挑选，把单词组合起来。所以，他们的陈述同上文所说的货色相比，恰如一幅真正画出来的图画同一幅按照样板临摹的草稿相比：前者每一词句就像每一笔触都有其特定的意图，而后者一切则是机械地翻印出来的。这个区别也可见之于音乐。因为，作为天才作品的特征，才智始终在一切部分存在着；这种无所不在，如利希滕贝格所说，正同加里克[18]的灵魂存在于他的身体的全部肌肉中相仿佛。

关于前文提到的一些文章使人觉得枯燥乏味，一般应当注意到，有两种枯燥乏味：一种是客观的，一种是主观的。客观的枯燥乏味每次都是由于这里所说的缺点，即由于作者根本没有完全清晰的思想或认识需要传达。因为谁要有了清晰的思想，就会按照把它传达出来这一目的，径直工作下去，所以处处提供表述清楚的观念，从而既不会写得冗长，也不会空洞，也不会混乱，因此也就不会使人觉得枯燥乏味了。即使他的基本思想是一个谬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经过清晰思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至少形式上是正确的，因此文章总还有点价值。反之，如果不是这样，一篇客观上枯燥乏味的文章便由于同样原因而毫无价值可言。——另方面，主观上的枯燥乏味不过是相对的：其原因在于读者对题材没有兴趣；其所以没有兴趣，又在于他的任何一种局限性。所以，即使最卓越的作品也可能是主观上枯燥乏味的，也就是说，只是使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觉得枯燥乏味；反过来看，最坏的作品倒可能使这个人或那个人主观上觉得兴味盎然；因为题材或作者投合了他。——

人们应当尽可能像伟大天才那样思考，而应当跟普通人说同样的语言，这点道理要是德国作家明白，将会使他无往而不利。本来要用平常的话语来说不平常的事物，可他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我们发现他们努力用高尚的词句包裹猥琐的观念，用非凡的措辞包裹平凡的思想，努力披上最做作、最矫饰而又最古怪的套话服装。他们的句子经常踩着高跷走来。这种对于豪言壮语，特别是对于骄矜的、臃肿的、华贵的、浮夸的以及杂技式的文风的偏好，以旗手毕斯托尔为其典型，他的朋友福斯塔夫曾经不耐烦地冲他喊道：“请用世人通用的语言把你要说的话说出来吧！”[19]——我且向例证癖好者推荐下列一则广告：“本出版社最近出版新书：以膨胀名义为人所知的气体现象之理论—实践上合乎科学的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均在本书中按照其有机的因果关系，根据其存在与本质，以其全部带制约性的外部和内部的遗传学契机，并有大量表现与控制为例，得到既为普通人的也为科学的意识所理解的有系统的阐述：法语著作，l’art de peter（放屁的艺术）之附有校正性评注与诠释性补论的德语意译本。”

在德语中找不到一个确切相应的词儿来翻译stile empesé，但事实本身却屡见不鲜。如果和矫揉造作连在一起，那么它在书籍中就像假装正经、高雅和拘谨在社交中一样不堪忍受。精神贫乏正欢喜这样打扮自己，正如愚蠢在生活中喜欢打扮成庄重和客套一样。

谁写文章矫揉造作，就像一个人担心被误认为粗人而盛装打扮；这是gentleman（绅士）即使穿得再坏，也不肯去冒的一种风险。所以，正如凭借某种鲜丽衣着和漂亮打扮来识别俗人一样，根据矫揉造作的文风也可以识别平庸的头脑。

虽然如此，想直接按照说话那样来写作，也是一种错误的努力。其实，每种文风都带有近乎文风之祖——碑铭体的某种痕迹。所以，那些人同相反的情况一样应受谴责，后者想像写文章那样来说话，结果既咬文嚼字，又令人不知所云。

用语的晦涩与模糊永远是而且处处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标志。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它起源于思想的模糊，而思想的模糊本身又几乎永远起源于思想当初的不协调，不稳定，也就是不正确。如果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它就会努力追求明晰性，而且不久就会达到它：因为经过明晰思考的东西容易找到与之相当的用语。一个人能够思考的东西，永远可以用明白易懂的无歧义的字句来表达。那些拼缀艰涩、模糊、错综复杂、模棱两可的字句的人，肯定并不十分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只是对它有一个空洞的、正努力变成一个思想的意识：但是他们常常又想对自己和别人隐瞒，他们本来并没有什么可说。例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想装作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装作思考他们所没有思考的，装作说出他们所没有说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有点正确的思想要传达，试问他会努力讲得含混些还是明白些？——昆体良[20]曾经说过（《修辞指南》第二卷第三章）：“屡见不鲜的是，最有学问的人所说的，都是容易懂的，非常明白的……越是昏庸无知，便越是写得晦涩。”[21]

同样，不应写得令人莫名其妙，而应知道自己是要说一件事还是不要说它。表达的不确定性使德国作家简直不堪卒读。只有在必须说一句在某一方面说不出口的话时，才允许有例外。

正如每种过度的作用大都会产生反效果一样，字句诚然可以使思想变得可解，但也只是到一定的限度为止。如果堆砌超过了这个限度，它们又会使要传达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模糊。掌握这个限度是风格的任务，是判断力的课题：因为每个多余的字都直接抵消它的目的。伏尔泰[22]在这个意义上说过：“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虽然如此，许多作家却设法利用辞费来掩饰他们思想的贫乏。）

因此，要避免一切烦琐，避免把渺不足道的、不值一读的意见编在一起的种种做法，必须爱惜读者的时间、精力和耐性：这样才能使他相信，这里所写的一切是值得认真阅读的，他花在上面的气力是会得到报偿的。宁可删去些好字句，也不增加言之无物的字句，这里用得上赫希俄德[23]的一句格言：“部分大于整体”（《工作与时日》第四十节）。总而言之，不要把一切说尽！“令人厌倦的秘密在于说尽一切。”因此，尽可能是纯粹的精华，纯粹的要项，决不说一句读者会想到的话。——用很多的话来说很少的思想，处处是平庸的确实无误的标志；反之，把很多思想包括在很少的话里，则是卓越头脑的标志。

真理赤裸着最美，它的表现越简单，它所造成的印象便越深刻；一方面因为它这时不受阻挠地吸引着读者整个的、没有为次要思想分散的心神；另方面因为他觉得，他在这里并未为修辞技巧所诱引或欺骗，他所感到的整个效果正来自事物本身。例如，有哪一个关于人生之虚无的高谈阔论，比约伯的这段话留下更深的印象呢？“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24]——正因如此，歌德的质朴的诗比席勒的雄辩的诗高得不可比拟。所以，许多民歌有强烈的效果。所以，正如在建筑艺术中必须防止过分装饰一样，在语言艺术中必须防止一切不必要的辞藻，一切无益的发挥，总之防止一切多余表现，也就是说必须为一种贞洁文体而努力。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都会坏事。简单朴素的规律适用于一切美的艺术，因为它与最崇高境界相通。[25]

表现手法的真正简洁在于处处只说值得说的话，而避免对人人可想而知的东西作冗长的论述，正确区分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多余的。但是，决不应当为了简洁而牺牲明晰，更不必说语法了。为了少安几个字，削弱一个思想的表达，甚至模糊或萎缩一个文句的意义，是可悲的愚昧。但这正是时下流行的那种虚假简洁热，其做法就是删去有实效的，甚至在语法或逻辑上不可缺少的字句。在德国今天有些坏作家正发疯似的迷恋那种虚假简洁，并以难以置信的愚昧运用它。不仅他们为了节省一个字而以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向不同方向取代几个不同的文句，以致读者莫名其妙，不得不通读下去，仿佛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最后遇见结尾词才有所悟；而且他们还通过其他各种完全不得体的省字法，试图写出他们认为是表现手法短小精悍的文字。这样，他们便由于俭约地删去一个可能会一下子阐明一个文句的字眼，而使这个句子变成一个谜语，需要反复阅读才能读懂。……[26]

现在再来谈谈原来谈过的论述的简洁、精当和含蓄吧；真正的简洁、精当和含蓄只可来源于思想的丰富和充实，所以需要尽量避免那种用作删削手段的寒碜的省字略词法，对此我在本文中已透彻地斥责过。因为分量充足，内容丰富，总之值得书写的思想一定会供应足够的素材和成分，来填充将它们表现出来的文句，而且各部分在语法上和词汇上都达到尽善尽美，以致在任何处所都不会被认为空泛、无聊或浅薄；而论述的思想如能找到易懂的合适的表现方式，并优雅地展示运行于其间，这种论述在任何处所都是简洁而含蓄的。这就是说，不应缩略词语和句型，而应扩充思想；正如一个康复期病人只有恢复他的富态，而不是剪窄他的衣服，才能像从前一样把它穿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