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二十世纪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世纪。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成和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耀眼的、激动人心的一章。人类将长时间地不断总结和思考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意义。
肖洛霍夫正是生活在这个历史时期。他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除去没有经历苏联解体这段历史之外，他的一生都是伴随着二十世纪俄罗斯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度过的。
作为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或许不算很多，但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也是人民最感重要的、严峻和复杂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深邃的思考和描述，都有自己重要的艺术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肖洛霍夫可以称作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艺术家兼编年史家。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天赋才华固然重要，然而客观环境和个人经历则是不可缺少的成长土壤。肖洛霍夫的人生经历是罕见的。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与曲折的一生，是闯过无数生死险关的一生。他的小说，特别是《静静的顿河》，可以说是一部俄罗斯悲剧编年史，一幅展现俄罗斯诸多沧桑巨变和动荡人生的历史画卷。他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都这样那样地映射着作家的种种经历和感受。因此，首先了解一下作家本人的经历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更切近地理解他作品的内涵及其悲剧史诗的风格。同时，了解他个人的经历，对澄清喧嚣甚久的关于《静静的顿河》的“剽窃说”，也不无裨益。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于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诞生在顿河军屯州（今罗斯托夫州）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伊林村。但应当说，他不是顿河哥萨克，而是外乡人。一百多年前，他的祖父从梁赞省迁到顿河落户，并在当地逐渐成为一个有经济根基的、拥有多处店铺的商人。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肖洛霍夫，早年在祖父主持的克鲁日伊林村的布匹杂货小铺里做店员，毕业于教区中学，虽然没受过高等教育，但有教养，爱读书，并订有多种文艺杂志，藏有俄国及欧美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这些藏书为中断学业在家自修的少年肖洛霍夫日后成长为作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作家的母亲阿纳斯塔西娅·达尼洛芙娜·切尔尼科娃是乌克兰人，出身农家。她从十二岁起就在地主波波夫家当侍女。几年之后，常和波波夫家来往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肖洛霍夫爱上了这位姑娘，决意娶她为妻。在当时尚保留有中世纪习俗的农村里，这桩有悖世俗的爱情不仅令乡邻惊讶，也遭到了男方父母的反对。他们借助哥萨克长官阿塔曼的权力，强行将阿纳斯塔西娅嫁给了一个退役的老哥萨克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大奋起反抗，以致同父母闹翻。当时有朋友对此困惑不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娶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姑娘。他认真地回答说：“她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姑娘，她是一幅画！”[1]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以一个艺术家的审美灵感，来欣赏自己爱着的姑娘。爱情在他心中充满诗情画意，已经升华到至美的境界。他的这种艺术家的心灵以及对人的与众不同的理解能力，或许日后在儿子身上也得到了体现。阿纳斯塔西娅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勇敢地冲破婚姻、舆论、旧道德习俗的重重压力，投入了他的怀抱，做了他实际上的妻子。于是她成了有两个丈夫的女人。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出生以后，自然也就成了有两个父亲的孩子。他名义上是库兹涅佐夫的儿子，实际上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的生子。这种有两个父亲的痛苦日子过了八年，库兹涅佐夫过世后，在一九一三年，肖洛霍夫的生身父母才得以在教堂正式结婚。
童年时代的肖洛霍夫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他乐感强，记忆力好，喜欢观看热闹的婚礼，爱听哥萨克古老民歌和老人们讲的征战故事，更爱过各种节日，还是一个钓鱼迷。他在《静静的顿河》里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援用民间文学素材，完全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民俗文化的熏陶。
肖洛霍夫六岁开始读书。一九一八年国内战争开始，肖洛霍夫刚读完四年级就被迫辍学，从此便永远结束了学生生活。
国内战争期间，肖洛霍夫和父母住在顿河上游叶兰斯克镇和卡尔金镇。一九一九年的哥萨克暴动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悲剧事件给少年肖洛霍夫留下了强烈印象。肖洛霍夫亲姑姑家的四位表兄，在国内战争中彼此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三位在白军里当差，一位在红军里战斗。他们随白军或红军频频穿梭于家乡的村镇。他们的妈妈，也就是肖洛霍夫的姑姑，面对她同室操戈的儿子总是泪流满面。最后，三个儿子战死，只剩下一个儿子。当时，这样的惨剧不止发生在一家一户，而是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顿河大地。从这里，少年肖洛霍夫开始感受到时代的悲剧。
一九二○年顿河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五岁的肖洛霍夫开始了独立的劳动生活。他是革命积极分子，同时担负着多项社会工作：既是卡尔金镇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员、扫盲教师，又做人口登记工作、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还加入了业余剧团，编写剧本。
这个时期，在顿河实行余粮征集制。为了同破坏余粮征集制的匪帮作斗争，在顿河组成了武装征粮队。肖洛霍夫自愿参加了这支队伍，在这个队伍里度过了无数个紧张的日日夜夜。
一九二○年秋，在康科夫村附近同马赫诺匪帮进行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了许多战友，肖洛霍夫被俘。他在等待死亡的两天两夜的痛苦煎熬中，充分体验到了生命的可贵。两天后，正当马赫诺匪徒把他们押到野外一沟壑前面准备枪决时，凑巧，马赫诺的马车飞驰而来。得知肖洛霍夫只是一个十五岁的教师后，马赫诺竟将他放了。[2]这次，肖洛霍夫侥幸躲过了死神。然而时过两年，他又被押上了革命法庭。
一九二一年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余粮征集制要转轨到征收粮食税。一九二二年五月，肖洛霍夫被派往布卡诺夫镇做镇的全权粮食检查员。他当时虽然年轻，但却是个农业行家，他体恤民情，不愿亏待任何一个农民。为此，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下田地仔细丈量庄稼人耕种的土地面积，然后给区粮食委员打报告，说明目前在全镇，特别是在去年歉收的各村，饥饿死亡人数已达到惊人的地步。[3]要求有关机构重新考虑因不了解实际情况而下达的过高的粮税征收指标。
肖洛霍夫做事果敢，既然被委派做镇的全权粮食检查员，他就行使了自己的全权，在个别地方个别情况下降低了纳税指标。上级粮食机构认为他这样做是越权，是姑息庄稼人。革命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判处枪决。[4]年仅十七岁的肖洛霍夫被关进了自家人的监牢，等待着两天后的枪决。
肖洛霍夫再一次站在生死的门槛上。一般说来，人生痛苦莫大于死。而对一个刚刚开始生活的少年来说，还有比这荒唐无谓的处决更具历史悲剧性和更残酷的吗？这种残酷的生命体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幻化成一种悲怆的艺术活力。
肖洛霍夫这次又幸运地与死神擦身而过。革命法庭考虑到他尚未成年，据此改判为缓期一年执行，尔后也就不了了之。
肖洛霍夫说：“诗人的诞生各自不同，比如我，是从国内战争中诞生的。”[5]肖洛霍夫很想把他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和感受都写出来。为此，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只身来到莫斯科，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写作。在这里，他参加了共青团的作家团体“青年近卫军”社，后来又加入了“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
肖洛霍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从此，他醉心于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一篇接一篇不停地写，不断地发表。这些短篇小说于一九二六年结为两个集子出版：《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后来这两个集子合而为一，书名统一为《顿河故事》。现在我们所说的“顿河故事”[6]，即指他的全部早期短篇小说。
这些短篇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作家描写的那些残酷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场景。它们仿佛不是写出来的故事，而像是生活巨变的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像是革命的滔天巨浪撞击岩岸迸溅出来的五颜六色的痛苦的珠泪和忧郁的水雾。肖洛霍夫及时地将它们收拢在自己的笔下，用它们在苏联文学初年的宏伟画布上留下了绚烂的一抹。
一九二四年，肖洛霍夫从莫斯科回到顿河。一九二五年秋，他开始创作反映顿河哥萨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为收集材料，肖洛霍夫于一九二六年迁居维约申斯克镇。此后，除了卫国战争期间上前线那段时间外，他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一九二八年，肖洛霍夫发表了描绘顿河历史风云变幻的艺术长卷《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和第二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顿河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欣喜地称赞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像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家”。肖洛霍夫一举成名。
《静静的顿河》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顿河哥萨克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肖洛霍夫说：“《静静的顿河》是我最大型的作品，它对于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尽了我全部所能，来向我国读者和国外读者介绍革命年代顿河哥萨克的悲剧性的历史。”
为反映这一重大的主题，肖洛霍夫把中农哥萨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命运及其一家在动荡年代的巨大变迁放在长篇小说的中心，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翻滚如潮的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情节基础。几个家庭的兴衰沉浮、众多人物的生活际遇，都围绕着葛利高里和他的家人而展开。葛利高里本人的命运、葛利高里一家的命运、其他几个家庭的命运、哥萨克的命运，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错综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透过人物的命运展示出历史的进程，而历史发展的趋势又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哥萨克的命运。
读《静静的顿河》，我们会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顿河大地上革命与战争的风云变幻，深刻体味那充满艺术真实的世界带来的人生命运的忧伤、痛苦、欢乐和希望。
《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发表时，肖洛霍夫只有二十三岁。他突然以一个成熟的大作家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引起许多人的钦佩和赞叹，人们惊叹那么年轻的他竟然能够驾驭如此宏大的题材，竟然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娅及娜塔莉娅等诸多人物复杂的感情世界，人们赞佩他能够通过故事脉络的编织、人物性格的刻画、事件的组织，如此得心应手地把一个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时代展现在读者面前。
但同时，一些人产生了莫名的诧异和猜测，认为《静静的顿河》未必是肖洛霍夫的创作，很可能是剽窃了某个死于国内战争的白军军官的手稿。这种无头无尾、无根无据的流言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从莫斯科到顿河，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肖洛霍夫在写给朋友布赛金的信中说：“我讨厌这种生活，讨厌极了……你刚拿起笔，而‘魔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军军官吗？不是老太婆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于右倾吗？’”
这种“魔鬼的拷问”伴随了肖洛霍夫一生，而且诸多说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直到七十年代，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又提出所谓“克留奇科夫”说。[7]“剽窃”说虽无根无据，然而沸沸扬扬。
九十年代，先后找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写的《静静的顿河》部分初稿和一九二六年开始写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手稿。这两部手稿现在已经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它对最终廓清谣言是十分有益的。
在《静静的顿河》里，作家通过以主人公葛利高里为代表的一系列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一九一九年顿河哥萨克暴动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诸多原因，党的顿河地区地方革命委员会执行“清算和斗争哥萨克”的过火、偏激的错误政策。肖洛霍夫开始写《静静的顿河》时才二十岁，当时他就能那么敏锐地发现党的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由此造成的恶果，而且敢于把它写进自己的作品。这体现了他正直的品格和他非同一般的勇气，也体现了他对读者只讲真话的创作原则，无论这真话多么不合时宜、不合潮流，甚至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发生冲突，他也要秉笔直书，即使自己为此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白卫军的辩护人”也在所不惜。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肖洛霍夫一九六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十二月十日，肖洛霍夫出席了授奖盛典。奖金证书上写着：“授予米·亚·肖洛霍夫一九六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以赞赏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
六七十年代，肖洛霍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孜孜不倦地写作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真理报》发表了肖洛霍夫为“亲爱的土地”丛书撰写的序言《大地上的人》。不料，这篇文章竟成了作家一生最后的绝笔。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夜一时四十分，肖洛霍夫在久病之后与世长辞。他的遗骨就安葬在顿河岸边他故居的庭院里。
肖洛霍夫逝世了，但他用自己富有才华的笔，把俄罗斯的一段澎湃如潮的历史、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留给了他众多的读者。
中国是较早翻译介绍肖洛霍夫作品的国家之一。一九二九年《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在德国出版后，最先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他立即约请贺非翻译并亲自根据日文本校对译文和撰写后记。鲁迅在后记中赞赏说：“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8]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
一九三一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的贺非译本，作为鲁迅“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一年上海光明书店出版了由金人从俄文原著翻译的《静静的顿河》。此译本历经数次修订，长期盛行不衰，至一九五一年印行了第九版。一九八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根据俄文新版版本全面校订后的金人译本。
肖洛霍夫生前曾经表示，一定要到中国亲眼看一看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虽然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肖洛霍夫的作品将永远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一起。
孙美玲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1] 列日涅夫：《肖洛霍夫的道路》，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第20页。
[2] 瓦西连科：《偶然的会见》，《库班》1991年第4期，第53页。
[3] 雷奇涅夫：《肖洛霍夫的少年时代》，维尔纽斯，1987年，第76—80页。
[4] 《莫斯科新闻》1987年第28期，第9页。
[5] 《米·肖洛霍夫》，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66年，第158页。
[6] “顿河故事”中的大多数作品可见《一个人的遭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7] 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详见孙美玲：《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67—205页。
[8] 华斯珂普（1901—1979），德国作家，今译作魏斯柯普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