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抽象概念作为一种见解倒是挺不错的,但应用到人们身上,就不那么行得通了——至少在毕诺业身上是这样,因为他的行动多半是听凭心灵指引的。因此,在辩论中,不管他用多高的嗓门来维护一个原则,但当他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还是首先要考虑到人情。因此,他接受戈拉提出的那些原则,究竟有几分由于它们本身正确,有几分出于对戈拉的伟大友谊,这就很难说了。
在下雨的那天晚上,他从戈拉家里出来,沿着泥泞的街道,慢慢走回家去,一路上心中不停地在斗争:是应该坚持原则呢,还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戈拉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目前,为了使印度社会不受各种各样公开和隐蔽的攻击,就有必要对饮食和种姓的问题经常保持警惕。毕诺业对这个论点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甚至和不同观点的人热烈争论。他说,敌人从各个方面来攻击你们的堡垒时,如果你用生命去保卫通向堡垒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每一扇门窗,甚至墙缝,别人都不能说你为人固执。
不过戈拉不让他在他母亲的房间里吃东西,对他却是一个打击,使他非常伤心。
毕诺业从小没有父亲,在童年时代,母亲也去世了。乡下有他一个伯父,但从小他就孤单单地一个人在加尔各答读书。从他的朋友戈拉把他介绍给安楠达摩依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管她叫“妈妈”。
他常常到她屋里,缠着她给他做些好吃的点心。他还常常做出嫉妒戈拉的样子,说妈妈在分东西吃的时候不公平。毕诺业心里十分清楚,只要他三两天不去看她,她就会盼着他来尝一尝她做的美味糕点——这时,她是多么焦急地等着他们散会啊。而今天,为了印度社会,他竟不能和她在一起吃东西。这样的事,她接受得了吗?他自己能容忍吗?
她倒是微笑着说:“从此以后,要是请你来吃饭,我就再不碰你吃的东西了,我要请一个地地道道的婆罗门来给你烧饭。”不过她心里一定是非常难过的——毕诺业到家的时候,心里禁不住这样想。
他那间没有什么陈设的屋子又黑又乱,到处堆满了书籍和纸张。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灯,灯上净是用人的脏手印。写字台的白桌布上面布满了墨水印和油迹。待在这里简直让他透不过气。这里没有人陪伴他,关心他。他情绪十分低沉。现在拯救祖国、保卫社会,诸如此类的责任仿佛都是那么模糊和虚假了。在七月的一个明亮美丽的早晨飞进他笼子又飞走了的那只“无名小鸟”倒显得真实得多。不过毕诺业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去想那只“无名小鸟”了;为了把心平静下来,他就去回忆戈拉现在不让他在那儿吃东西的安楠达摩依的房间。
水泥地板擦得锃亮——房间的一边有一张很软和的床,上面铺着一条白得像天鹅翅膀似的床单,床边有一张小凳子,上面点着一盏灯。安楠达摩依正在低着头做活,她一定是在那儿用五色线缝她那条五色被面了。女仆拉契米坐在她脚边,用怪腔怪调的孟加拉话唠唠叨叨地和她闲扯。每逢安楠达摩依心里有事,她就会拿起这条被面来缝的。毕诺业聚精会神地回忆她专心做活的那副平静的面容。他自言自语地说:“愿她脸上慈爱的光辉保护我的心灵,免除一切烦恼。愿她作为祖国的象征鞭策我,坚定地尽我的责任。”他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妈妈”,他说:“您亲手给我做的饮食,全都是玉液琼浆,没有一部古圣梵典能否定这一点。”
在这静静的房间里,只听见大钟平稳的嘀嗒声,毕诺业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一只壁虎在靠近油灯的墙上捉小虫。毕诺业看了一会儿,站起身,拿了把雨伞,到街上去了。
他拿不定主意到什么地方去。起先也许他想回到安楠达摩依身边,但他突然想起那天是星期日,便决定去参加梵社的礼拜,听凯舒布[1]先生布道。他知道礼拜这时快要结束了,但他还是决定要去。
毕诺业到达时,正好碰到散会,他打着伞站在路边,看见帕瑞什先生正从里边走出来,脸上闪耀着仁慈宁静的光辉。他身旁有四五个亲属,但毕诺业的眼睛只盯着其中一张年轻的面孔,他们经过路灯时,这张脸被路灯照亮了一刹那——接着便是一阵辚辚的马车声,这张脸就像一个泡沫,在茫茫的黑色海洋中消失了。
毕诺业那天晚上没有到戈拉家去,而是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己的住处。第二天下午,他又离开了家,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终于来到了戈拉家,这时已是阴云密布、夜幕低垂了。
毕诺业走进来时,戈拉刚刚点上灯,坐在那里写文章。他抬起头来问道:“毕诺业,今天刮的什么风呀?”
毕诺业没有理会他的问话,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戈拉,告诉我,印度在你心目中是十分真实而且清清楚楚的吗?你日日夜夜地想着她,但你是怎么想的呢?”
戈拉停下笔,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毕诺业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笔,靠在椅背上说:“轮船在大洋上航行,船长不论是在工作或休息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对岸的港口,我也是这样无时无刻地不在想着印度。”
“你的印度在哪里?”毕诺业追问道。
“在我的这个罗盘日日夜夜指着的地方。”戈拉把手按在心上大声说,“在这儿,——不在你那位马什曼[2]写的《印度史》里。”
“你有一个用罗盘对准的特定的港口吗?”毕诺业继续问。
“怎么没有!”戈拉充满了信心地说,“我的事业可能失败,我可能淹死,但那个‘伟大的命运之港’是永世长存的。它就是我那十全十美的印度——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知识、道德和财富。你敢说这样的印度不存在吗?难道除了撒谎欺骗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吗?只有你这个加尔各答和它的办公楼、高等法院和气泡一样靠不住的砖头房子吗?哼!”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注视着毕诺业。毕诺业默默无言地想出了神。
戈拉接着说:“我们在这儿学习,到处找工作,毫无道理地像牛马一样从上午十点干到下午五点——只因为我们把这个恶魔的假象当作印度,三亿五千万人民就该尊敬虚假的东西、把虚假的世界说成是真实的、自我陶醉地走来走去吗?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我们能从这个虚假的海市蜃楼里得到生命力吗?这就是我们逐渐虚弱、逐渐死亡的原因。但那边有一个真正的印度,富裕美好的印度,除非我们把脚跟站在那边,我们的头脑和心灵都不可能从它那里吸取生命的源泉。因此,我说,忘掉一切吧——忘掉书本知识、虚假的头衔、买办生活的诱惑;让我们顶住这一切,把船驶向那个港口。如果我们的船一定要沉没,我们一定要淹死,那么就死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它可以使我永远不会忘记印度的真实而又完整的形象!”
“这只是慷慨陈词,还是真理?”毕诺业问道。
“当然是真理啰!”戈拉雷鸣般地回答。
“那些不能像你这样看清问题的人又怎么办呢?”毕诺业温和地问。
“我们必须使他们看清楚,”戈拉攥紧一只拳头说,“这是我们的工作。要是人们不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真理,他们就会被任何假象所蒙蔽,在众人面前高高地树立起印度完美的形象,就会逐渐取得人们的信赖,到那时,你就不用挨门串户去点点滴滴地求人布施——人们自会争先恐后地献出他们的生命了。”
“那么,让我看看这个形象吧,要么就让我成为一个无知的群众。”
“你得自己去体会。”戈拉回答,“有了信心,你就会在你严肃的献身生活中找到乐趣。我们的时髦的爱国者对真理没有信心,因此,他们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能提出有力的要求。即使财神要亲自赐给他们一个恩惠,我敢担保他们也只敢要求一枚总督的勤务兵的镀金徽章。他们没有信心,因此,他们也没有希望。”
“戈拉,”毕诺业抗议说,“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同。你有信心,而且有力量保护自己,所以你不能十分了解别人的精神状态。我坦率地跟你说:给我工作吧,不管什么都行。让我日日夜夜地工作,否则我就会觉得只有和你在一起,才能抓住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旦离开你,我就什么也抓不住了。”
“工作吗?”戈拉回答,“我们对祖国的一切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目前,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把这种信心灌输给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由于我们习惯于以祖国为耻,我们的心灵被奴隶的劣根性毒害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身作则,抵制这种毒素,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可做的事。到现在为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只不过是把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别人做过的事重做一遍。我们能全心全意去做前人做过的事吗?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走下坡路。”
正在这个时候,摩希姆手里拿着水烟筒,慢悠悠地走了进来。往常这个时候,他办完公回来,吃过点心,就手里拿着水烟筒,嘴里嚼着蒟酱,坐在大门口。附近的朋友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来找他,然后他们到客厅去打牌。
他一进门,戈拉就站了起来。摩希姆抽着水烟说:“你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想拯救印度,我倒希望你救救你的哥哥。”
戈拉诧异地望着摩希姆,他接着说:“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布拉先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他长了一副狗脸,把我们印度先生叫‘狒狒’[3],有人死了娘,他也不给假,说那是撒谎。到了月底,没有一个孟加拉职员能拿到全薪,他们的工资被罚款扣得所剩无几。最近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他的匿名信,那个恶棍认定是我写的。说实在的,他倒也没有完全猜错。他威胁说要把我辞退,除非我用自己的名义写封信去痛加反驳。你们这两位大学的尖子,一定要帮助我编造一封很好的信,里面写满了‘大公无私’‘大慈大悲’‘温文尔雅’诸如此类的话。”
戈拉一声不响,但毕诺业大笑着说:“达达[4],一个人怎么能一口气说出那么多的谎话呢?”
“一个人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摩希姆回答,“我和这些先生相处很久了,他们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他们撒谎的本事可以说是高明到家了。只要他们感到必要,谁也挡不住他们。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撒谎,整群人就像豺狼那样跟着他齐声嗥叫——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不以随声附和为耻。相信我,只要不被发觉,骗骗他们也算不了什么罪过。”
摩希姆说完之后,高声地哈哈大笑了半天,毕诺业也禁不住微笑起来。
“你们想当面摆出事实来羞辱他们?”摩希姆继续说,“老天爷要是没有赋予你们这种智慧,祖国还不至于这般多灾多难。真的,你们一定要明白,从大海对岸来的那个强悍的家伙,即使在撬门撬锁时被你抓住,也决不会低头认罪。相反,他会装出一副全然无辜的样子,向你举起撬棍,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一点不错。”毕诺业回答。
“既然如此,”摩希姆继续说,“如果我们从谎话制造所里挑拣出几句来奉承他们:‘噢,大公无私的人,噢,圣人,发发慈悲吧,从您的小皮包里掏出点什么扔给我们吧,哪怕是残渣也好。’这样,本来是我们的东西,也许会有一小部分退还给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避免一切破坏和平的行动。如果你们这样考虑,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但戈拉却生了我的气。在他信奉正统印度教之后,他对我——他的哥哥,倒是毕恭毕敬的了。不过,今天我的话,他并没有当作兄长的话来听。我的老弟,你说我该怎么办?即使谈到撒谎骗人的事,我也得说真话呀。不管怎么说,毕诺业,你一定得写那封信。等一等,我去把我写的大纲拿来。”摩希姆一边狠狠地吸着水烟,一边走了。
戈拉转过身对毕诺业说:“毕努,到哥哥的房间去吧,这才够朋友,在我写完这篇东西之前,想法让他保持安静。”
[1] 凯舒布·昌德拉·森(1838—1884),社会改革家。一八六五年梵社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元始梵社,一派是印度梵社。凯舒布·森是印度梵社的领导人。
[2] 马什曼(1768—1837),英国传教士,他在一八三一年用孟加拉文写了一部《印度史》。
[3] 孟加拉语的“先生”(babu)和英语的“狒狒”(baboon)读音相近。
[4] 孟加拉语译音,意思是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