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王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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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列王纪》(又译《王书》)是波斯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所创作的一部六万双行的波斯民族史诗。本书选译了这部史诗的代表性篇章,即“四大悲剧”[1]

《列王纪》卷帙浩繁,书中人物众多,其内容是描写从开天辟地到公元六五一年阿拉伯人灭波斯帝国时的历代王朝的兴衰大事。按书中叙述的内容,时间跨度在四千六百年以上。十八世纪末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就是波斯帝国的历史。在那以后,波斯古代史的轮廓逐渐明朗,用历史事实与《列王纪》中所描写的内容两相对照,才最后确定了这部作品的民族史诗的地位。

《列王纪》于十至十一世纪产生在波斯不是偶然的。这部作品乃是伊朗古代丰富的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及阿拉伯人入侵所激起的波斯人爱国情绪,以及新兴的达里波斯文学语言相结合的产物,这三者的结合和谐地体现在诗人菲尔多西身上。

诗人菲尔多西生于波斯东方霍拉桑地区名城图斯的巴惹村,家庭属贵族阶层,他青年时期还有相当多的财产。他早年受过良好教育。有些资料说明菲尔多西掌握当时具有重要作用的阿拉伯语及巴列维语。[2]

菲尔多西(他的全名是:阿卜尔·卡赛姆·曼苏尔·本·哈桑本·沙拉夫沙赫)生活的年代,波斯人早已在远离阿拉伯人统治中心巴格达的波斯东部、东南部、东北部及中部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的统治者表面臣服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实际上,他们自行其政,在文化思想方面,主张重振波斯文明,宣扬波斯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从而培养了波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甚至煽动对阿拉伯人的歧视。由于波斯地方政权统治者的倡导与推动,当时,出现了反对阿拉伯人的强大的思潮,即“舒毕思潮”[3],在“舒毕思潮”的影响下,波斯人抵制阿拉伯语,坚持以本民族通用语巴列维语(即中古波斯语)写作,宣传波斯的悠久历史及古代文明。当时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语言。巴列维语与阿拉伯语斗争的结果,促使了另一种语言,即达里波斯语(即近代波斯语)成为全国的通用语。诗人菲尔多西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浪潮中,以新兴的波斯语,撰写这部充满古代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及历史故事的不朽的史诗的。

统治者大力提倡写《王书》这一历史事实,诗人菲尔多西在他的《列王纪》的开头便已涉及,其一是诗人《对阿卜·曼苏尔·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列扎格的颂词》。此人身为霍拉桑总督,曾向大臣下令召集四方熟悉古代传说的人士,共同撰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散文体《王书》。其二就是在同一部中的《关于诗人塔吉基的故事》。塔吉基是东北部萨曼王朝(875—999)的宫廷诗人。曾受命写《王书》,但只写了一千行,便被仆人杀害。他写的是《卡什塔斯帕的故事》,菲尔多西把这一千行诗收录在《列王纪》中,以资纪念。所以不能把《王书》看作是菲尔多西的史诗的专有名称,在他着手创作之前,已有五部《王书》问世,其中三部为散文体,两部为诗体。

因此,可以说,《王书》的创作乃是“舒毕思潮”的出现、发展与波斯帝国的修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它使丰富的古代传说增加了反抗异族侵略的内容及文学色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机。

虽然在诗人菲尔多西以前及以后都有人撰写《王书》,但是给后世留下一部堪称伟大史诗的只有菲尔多西一人。

菲尔多西约于九八〇年左右开始创作《列王纪》[4]。一〇〇九年完成第一稿,到一〇一五年修改一次,临终前又做了最后一次修改。

诗人塔吉基被杀的年代可能是波斯太阴历三六八年或三六九年(即公元978年或979年),据伊朗文学家扎毕胡拉·萨法估计,此后不久菲尔多西即开始了他自己的创作。萨法认为菲尔多西很可能得知塔吉基被害的消息,并且也知道他的《王书》创作中断,所以才立即着手创作的。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即菲尔多西打算开始这一工作时,手头并无不可缺少的曼苏尔散文体《王书》。但是,他本乡的一位可敬的朋友为他提供了这一宝贵资料,因此他便开始了这项工作。

虽然菲尔多西可能是在塔吉基被害后开始创作的,但是他从年轻时就已经为创作这部巨著做了准备。他曾说过:

我曾辛劳不倦,阅读典籍,

有的是阿拉伯语有的是巴列维语。

又说:

我无数次向人们请教询问,

怕是年深日久往事湮没无闻。

关于塔吉基的诗,他也有明确评价,他认为:

诗中语句乏力,松散纤弱,

往昔岁月在他笔下未能复活。

而真正复活了波斯帝国往昔岁月并为之注入新的生命的是菲尔多西。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分三大部分,即:一、神话传说,二、勇士故事,三、历史故事。

勇士故事部分约占全书一半篇幅,也是《列王纪》中的精彩篇章,本书的“四大悲剧”都是选译自这一部分。

诗人对数十个勇士的描绘是《列王纪》中着意之笔,而勇士群中的中心人物就是高大的民族英雄鲁斯塔姆的形象。他出身皇族,是著名勇士萨姆(他的祖父)、扎尔(他的父亲)的后代。他幼年身强力壮、胆识过人,还未成年便杀死难以对付的白象。此后,他便以波斯第一位勇士的面貌出现在与敌国交战的战场上。诗人把这一英雄形象置于错综复杂的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在无数困难与考验中展示他的英雄性格。诗人笔下的鲁斯塔姆形象中最突出的两个特点就是忠诚与勇敢。鲁斯塔姆对统治阶级最高代表国王的忠心是坚定不移的。忠诚是他的灵魂,是他勇敢战斗的思想基础。诗人对鲁斯塔姆几乎用尽了一切赞誉之词,近一千年来,这一形象一直活在伊朗人民心中,是他们心目中高大完美的民族英雄。

鲁斯塔姆是贯穿勇士部分的主要人物还可以从以下这点中看出来:在本书所包括的“四大悲剧”中有三个悲剧与他有关,其中两个悲剧的主人公就死在他的手下。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大小精彩的故事有二十个以上。按照伊朗学者莫哲塔比·米诺维的观点,只有这四个故事是悲剧,其余的可称为故事或戏剧。这四个悲剧就是:一、伊拉治的悲剧,二、苏赫拉布的悲剧,三、夏沃什的悲剧,四、埃斯凡迪亚尔的悲剧。

伊拉治是古代国王法里东的第三个儿子。他的两个哥哥认为父王分封国土时有意偏袒伊拉治,因而设计把伊拉治杀害;苏赫拉布是鲁斯塔姆的儿子,但是,他出生后未与父亲见过面,在两军战场上的搏斗中被鲁斯塔姆杀死;夏沃什是国王卡乌斯之子,因拒绝王妃求爱,结怨于王妃。敌国土兰兴兵进犯,他遂乘机请兵拒敌,得胜后,卡乌斯不准言和,逼迫他再战,于是他流落到敌国,终被杀害;埃斯凡迪亚尔是国王卡什塔斯帕的儿子,他打败敌国土兰,立下战功,按国王的许诺,要求继位。国王找借口派他去征讨鲁斯塔姆(国王认为鲁斯塔姆对自己不敬),致使在搏斗时埃斯凡迪亚尔死于鲁斯塔姆之手。

“四大悲剧”都是年轻人的悲剧。诗人在苏赫拉布悲剧的开头,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难道注定年轻人在世上得意洋洋?

难道注定年迈的命丧身亡?

从老年人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诗人把悲剧命运加在四位正直勇敢的波斯贵族青年身上呢?换句话说,我们从这四个年轻人惨遭杀害的故事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波斯古代宫廷激烈斗争的血淋淋的画面;看到贵族中年轻一代正直勇敢,胸襟开阔;看到老一代国王及其他统治者的暴虐无道、嗜血凶残,他们为保住自己的王位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甚至虐杀自己的亲人而在所不惜。

四位悲剧的主人公同是波斯古代贵族青年(三个是王子,苏赫拉布是鲁斯塔姆的儿子),但是,在他们身上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伊拉治善良单纯,他根本想不到他的两个哥哥会对他下毒手;苏赫拉布勇敢而骄傲,他第一天打倒鲁斯塔姆之后,竟然放了他,致使第二天死于其手;埃斯凡迪亚尔慓悍有余而见识不足,而且他迫不及待要登上王位以致送命。比较起来夏沃什的道路更加曲折,经历更加复杂。他所面临的矛盾也更加激烈,所以他的悲剧较之其他三个悲剧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拒绝王妃苏达贝的挑逗,说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决不越礼而悖逆父王。当卡乌斯要惩办苏达贝时,他为她求情,更表现出他的深思远虑。他知道国王震怒下作出决定,日后会后悔而迁怒于他。这样他在敌军犯境之际,请兵拒敌的行动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他决心要离开宫廷这块是非之地。战胜之后,在敌人交还占领土地,交出贡物及人质之后,他与敌人签订和约,目的是“永罢刀兵使心灵从仇恨中解脱”。应该说,他既保卫了祖国,又达到永久和平的崇高目的。不料卡乌斯穷兵黩武,悍然下令再战,这时,他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的命令:

父王对我所作所为处处不满,

他事事从中掣肘百般刁难。

他悍然下令命我驱军再战,

再启战端岂不违背自己的诺言?

到这时,他的性格发展已经达到顶点。开始他是一位正直的王子,后来他成了一位大军统帅,战胜签订和约时我们看到他的政治家的胸襟与气魄,最后,拒绝再把两国投入一场残酷的战争,这时的夏沃什已是站立起来的理想的英雄。在他拒绝执行卡乌斯命令这点上与埃斯凡迪亚尔形成鲜明对照。埃斯凡迪亚尔明知他父王要征讨鲁斯塔姆是不义之举,但他仍然遵从国王的命令。而夏沃什在紧急关头则能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道路。埃斯凡迪亚尔委曲求全,不过是为了自己早日登基为王,而夏沃什却宁肯放弃唾手可得的王位也不委曲求全。这时,他的个人命运与崇高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的行为已不仅仅涉及个人道德操守,而是升华为维护正义与真理的勇敢的抉择。

“四大悲剧”是社会政治悲剧,全都是围绕着争夺王权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四个年轻人都死于他们的亲人之手。从这些悲剧中,我们看到在残酷而激烈的王权争夺中,亲子关系脆弱到何等地步。也许这正是这部史诗的主要价值所在,是诗人菲尔多西的伟大之处。

《列王纪》问世一千年来,它的多方面的成就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首先,《列王纪》在团结人民,激励他们的爱国热情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诗人自己说过:

我三十年辛劳不倦,

用波斯语拯救了波斯。

这种估计并不过分,在过去,当为出征御敌的将士送行时,就朗诵《列王纪》的诗句,以壮行色。

另外,在文学上,《列王纪》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它既是古代传说的总汇,又是后世多部作品的源头。

在反对异族侵略占领斗争中,在语言这一敏感的领域,《列王纪》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这部史诗的问世,达里波斯语作为全民通用语的地位才最终确定下来,后世历代著名作家及诗人无不推崇《列王纪》中的语言是达里波斯语的典范。

菲尔多西开始创作《列王纪》时,他的家乡图斯还在萨曼王朝统治之下,但写完此书时,霍拉桑已经易主,成了伽色尼王朝国王玛赫穆德的版图了。诗人把史诗献给这位国王,不但未获封赏,反而受到迫害及追捕,不得不到处流亡。

据称玛赫穆德可能不赞成书中的反抗异族侵略的思想(他是突厥人),另外,国王属伊斯兰教逊尼派而诗人则属于什叶派。这一政治上与宗教上的分歧决定了诗人的命运,他晚年只得在颠沛流离中生活。逝世后,由于图斯宗教首领的反对,遗体竟不能葬到公墓,只得埋在自家后院。一九三四年伊朗政府为诗人建造了陵园。

《列王纪》最早的外国文字的译本是阿拉伯文本。一个名叫班达里的译者于一二二三年把其中一部分译为阿文。十五世纪出现了土耳其文散文译本。十八世纪以后陆续有英、德、法、俄、意、拉丁文诗体及散文体译本问世。俄国杰出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中的小说》里,称赞菲尔多西是与弥尔顿、莎士比亚、薄伽丘、但丁并列的“第一流诗人”,俄国东方学家茹科夫斯基(1783—1852)根据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故事创作了一首俄文叙事诗,受到读者欢迎。英国著名诗人阿诺德(1822—1888)也创作了一部叙事诗《苏赫拉布与鲁斯塔姆》,同样,也得到英国读者的高度评价。一九三四年,全世界文学爱好者配合伊朗政府举行“菲尔多西诞生千年祭”时,我国《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号)发表署名伍实的文章《波斯诗人费尔杜西千年祭》,文后并从英文译了《列王纪》中一个故事:《真犀德和曹亚克》(即贾姆席德与佐哈克的故事,见本书开头部分)。伍实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诗人菲尔多西及其《列王纪》。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一书的第十五章《中古的波斯诗人》中,也对菲尔多西及《帝王之书》(即《列王纪》)做了详细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他(指菲尔多西——译者)的诗名极高,在欧洲人所知道的波斯的诗人中,他是他们所熟知的第一个大诗人,如希腊之荷马一样。《帝王之书》包含波斯古代至弗达西(即菲尔多西——译者)之前代,即阿剌伯人之侵入(公元六三六年)时为止。他所用的文字是波斯文字的最纯粹者,阿剌伯字用得极少。《帝王之书》中有许多节是非常美丽的,其描写力之伟大与音律之谐和,没有一个诗人可以比得上他。”

解放后,随着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开展,菲尔多西及其《列王纪》成为外国文学或东方文学课堂上重要的讲授内容。一九六四年我国出版《列王纪》中一个故事即《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译自俄文的汉文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潘庆舲译)。

本书中的四个悲剧是译自波斯文,原本是埃尔米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穆罕默德·达毕尔·西亚基博士审编的《列王纪》第二版。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译者有幸作客伊朗德黑兰大学半年,在那期间得到德大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三位学者,即德大教授沙希迪博士(Prof sayyed Jafar shahidi)、达毕尔·西亚基博士(Dr.Mohammad Dabir siyaghi)、苏托德博士(Dr.Ghoram Reza sutude)的帮助,翻译了这四个悲剧,在回国以后继续修改译文,今年多承伊朗朋友托拉比博士(Dr.Sayyed Mohammad Torabi)及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萨贝堤先生(Mr.Jayad sàbeti sana't)的热心协助,此书才得以出版。在此谨向上述各位朋友一并致谢。

在翻译与修改的过程中曾参考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俄文译本《王书》。

虽然这一翻译工作得到上述朋友的帮助,但限于译者的理解水平及表达能力,难免有误译之处,诚恳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张鸿年

一九九〇年九月

诗人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的情景


[1] 据译者所知,“四大悲剧”的提法首先见于伊朗著名文学家莫哲塔比·米诺维的《菲尔多西及其地位》一文。此说为伊朗与外国学者所赞同。百年来世界上研究与翻译《列王纪》也是先集中介绍这四个悲剧的。

[2] 巴列维语是中古波斯语,是波斯安息王朝(公元前250—公元224)及萨珊王朝(公元224—651)时期的通用语。阿拉伯人入侵(七世纪)后逐渐为近代波斯语所取代。

[3] “舒毕”一词为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征服各国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被征服民族(主要是波斯人)援引《古兰经》语句,说明各民族及部族一律平等,舒毕意为部族,因而这一思潮以舒毕为名。舒毕思潮即波斯人反抗阿拉伯人侵略和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潮。

[4] 公元九八〇年相当于波斯所流行的太阴历三七〇年,所以伊朗教科文组织于一九九〇年(太阴历1369年)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列王纪》创作一千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