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族群身份成为社会污名
把族群划分为可对比的文化单元的问题和定义族群边界的问【39】题一直受到人类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文化以及其他“客观性”特质的分布通常已经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得起建立起来的经验性依据。这一类资料的分析也许会为我们提供一幅统计分配图（如果我们有可能对“特质”的定义达成共识），并且也可能会展示出特质的集中度是如何与已命名的族群相关联的。然而，如果族群不是与具有明显差异的经济体系或者是稳固而持久的政治群体相重合的话，就会一直存在“过渡带”（transitional zones）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过渡带”里这类的标准使族群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可是在许多这样的地区里，人们自己显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确认自己的族群身份资格。换句话说，我们既会发现高度的“同质性”（相当不显著的客观性特征分布），也会发现在本土观念和日常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族群多样性的迹象（参阅Nadel 1947，Garvin 1958，Moerman 1965）。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即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族群的多样性是如何连接（articulate）和维持的。
为了分析族群边界的社会组织，我们需要一个相关的参照框架，在这个参照框架下，根据逻辑上与相关语言一致的概念，我们拣选出了那些我们有点怀疑地称之为 “特质”的客观现象。这种分析的基本原则是：族群属于社会分类，这些分类为地位归属打下了基础，所以族际关系也根据这种地位被组织起来。我的材料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族群地位（或身份）是不合法的，【40】因此在制度化的族际行为中是不能表现出来的。虽然如此，正是这种非法性在基本互动的角色担任过程中具有了明确的含义，从而使族际关系具备了形式。
我的个案涉及居住在挪威北部西芬马克（West-Finnmark）的峡湾与水道区域的挪威人和海岸拉普人（Norwegian-Lappish）的杂居区。1在整个西芬马克，拉普人（Lapps）与挪威人（Norwegians）之间明显缺乏“可对比的文化特质”，然而这些族群标签却附着在社区、家庭和个体中，并且也出现在日常使用中。尽管这些标签没有公开地使用，但是这种一致性表明，在具有对比身份和相似身份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中，族群身份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带有身份分歧的语言符号是丰富的同时又存在细微的差异。我仅仅能够理解和分析这些符号的大体形式和它们各不相同的意义。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符号当中很少可以作为关于族群起源的可对比特征而被归类，也许两种区分开的母语（拉普语-挪威语）是唯一的明显对照。因此，语言符号一定要在当地的社会背景下去理解；在当地的评价模式以及使用诸类措辞例如自给自足、隐蔽性、礼貌、洁净等来表达对总体行为的诠释上，我们面临着理解上的困难。
在族群身份被污名化的不利条件下，上述的海岸拉普人成员竭力要取得挪威社会中的完全参与者资格。为了获得这种成员资格，他们不得不提高能力来避免或接受当地挪威人的认可。在下文中我希望能够说明的是：处于这样的限制因素下展示在日常生活舞台上的行为方式在融合与维持身份两分法的不同互动范围内被组织起来。因为关于身份的印象管理受到当事者的持续性关注，因此互动的范围与身份通过日常交流而显现出来。
现在我要更加具体地着手讨论挪威最北部的芬马克郡的族群状况。
在内陆地区的乡镇［在挪威称作自治市（kommuner）］操拉普语的人口占到了80%到90%，这些乡镇成为挪威拉普文化的大本营。他们当中的挪威人从事各种行政工作、社会服务和商业活动。一部分挪威人与大多数拉普人一样通晓两种语言。在8000多人口中有15%的人是驯鹿拉普人（Reindeer Lapps）。冬季他们居住在【41】永久性住宅里而他们的鹿群就在附近的冬季牧场，到了夏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离开这个地方与他们的鹿群一起迁徙到北极海岸的海岬和岛屿上。该地区的驯鹿总数略高于10万头（Aarseth 1967）。绝大部分拉普人从事乳品加工业，并且把内陆渔业和采摘云莓作为副业。不少拉普人也从事社会和行政工作以及交通运输业。
随着人们从内陆地区迁移到峡湾和沿海地区的乡镇，人口中的族群比例发生了变化。在某些乡镇里操拉普语者的比例非常小，而在另外的一些乡镇里这种比例达到了20%至25%。（唯一例外是东芬马克的一个峡湾乡镇，说拉普语的人占了一半。）沿着族群界线，拉普人与挪威人一样把农业和渔业结合起来，在生态适应方面没有出现差异。然而，从空间上来看，却有族群聚集的趋势。乡镇和沿海的渔村完全由挪威人控制［参阅Vorren（ed.） 1963，Kirke- og undervisningsdepartementet 1959］。在峡湾地区，特别是在我们关注的西部，拉普文化的可视性标志（如放牧驯鹿和游牧生活、拉普人服饰和拉普语的公开使用）要么在土著居民中不存在，要么它们就成了给个体归类的相当不可靠的标准（如体型），而在诸如内陆地区这样的地方，拉普文化的可视性标志非常盛行。2像挪威北部沿海一带的外围定居点一样，人们靠渔业和小型农业来谋生。服装、饮食习惯、住房、社会制度的主要形式、理想与价值观分布都是如此均匀，以致表面上看来地区之间仅仅存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异。总之，对于一个只是对该地区进行随意而又短暂参观的局外人来说，很有可能注意不到族群多样性的标志，更谈不上族群边界了。
作为一名田野工作者，这也是我的第一印象，当然，我知道我只是处在拉普地区的边缘上，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已经走到了一个挪威峡湾社区的内部。直到我深入这个社区，从我自己社会化的日常生活事件中能够观察和学习时，我才对当地族群区分的相关方面变得敏感起来。因此，我将冒昧地评述我在这一田野调查过程中最初的、我认为也是比较重要的阶段，而不去考虑由于我【42】的愚蠢错误所造成的不快。
起初我仅仅被看成是不错的挪威游客，由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没有任何明确和常规性任务的参观是一件相当少见的事情，因此我可能显得有点特别。不管怎样，这个社区里的居民都认为向我炫耀他们的挪威特性是再合适不过的。通过显露他们在现代渔业和农业中的能力以及讲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跟他们的素质相关的当地公共活动，他们竭力凸显他们的挪威特性。许多人喜欢强调他们的旅行经验非常丰富，声称对挪威的其他地方都很熟悉，他们也忘不了提一下这个峡湾的一些人曾定居到远至奥斯陆、德国、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此外，他们还喜欢喋喋不休地详述他们住房建设的高标准，与他们在1944至1945年向远南地区撤离期间所看到的相比，他们的畜舍质量也得到了提高（1944年德国人将该地区的所有建筑烧成平地，人口撤离，但是战后通过政府的援助项目，峡湾社区又重新建立起来，人们再次在这里定居下来）。主妇们骄傲地不断展示着她们装修精美的厨房。在我看来，她们似乎对洁净抱有一种狂热，并且数小时地滔滔不绝地讲述她们对日常家务料理的细心和良好习惯，她们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当地的挪威本土理论中，不洁净是拉普人的恶习之一。）
她们用流利的当地挪威方言来讲述这些，但是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能完全精通挪威方言，因为拉普语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干扰了她们的言语，所以她们讲的挪威语稍微有点结巴。在社区已经放弃拉普语言的那些家庭里，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清楚（见下文）。
我已经提到了几个在我们的对话中当地人渴望探讨的主题。作为纯粹的主题，它们都符合标准挪威话语的规范，从社会学的层面看，这些主题有可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正是这种一再发生的主题管理，再加上暗示着人口中族群分化的主题被明显回避的事实，最终导致我把这些主题看成是身份显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参阅Goffman 1959）。当我的社会化继续到下个阶段时，这一点对我来说变得越发清晰。
我逐渐将自己的兴趣集中在拉普人这一群体上，并通过向他【43】们讲述我的研究，以及复述书本上关于这个地区的记录，我小心翼翼又具体地表露出我的意图，这显然从深度和具体性方面加深了他们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最不同寻常的挪威人的形象。然而，不用说，我的兴趣和问题惹恼了社区的大部分人。当有关于我的兴趣的谣言通过厨房里的谈话而被四处传播时，一些年轻人连着几个星期回避我；他们把我当成了多少有些令人讨厌的密探。另外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年人，向我吐露了真情。我以一种拉普人可能视为远非消极的方式去关注他们，而我也似乎成了一个有关广阔社会的有用信息源（当然，其他的人类学家也经历了相似的田野情境）。因为没有触及有关族群划分的争论，人们慢慢地把我当成了可以接纳的陌生人，在与我的交往中他们也变得轻松了许多。他们越来越不在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拉普语的“秘密”，当他们发现我能在简单的对话中使用拉普语时，我们建立了彼此信赖的关系：比起过去，现在我开始可以公开而直接地提及族群划分的问题。在我最初的社会化中常常涉及的讨论主题越来越淡入到背景里了。然而，除了在独立居住的家庭和三四个人的小群体内，我从来没能够使这个社区的人参与到这些有关族群划分问题的讨论中。在公开接触时，比如10至15人参加的聚会上，商店里聚集的小批顾客中，或码头上等待当地轮船的人群里，我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
总之，田野工作的第一个探索阶段把我带入了附近的一些社区包括这个乡镇的行政中心，最终也让我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与他们把我当成普通的挪威人向我所显现出的表面现象不一致。
这些事实包括：
1. 这个地区的人对彼此非常了解，能够准确地划分拉普人或挪威人［或芬兰人（Finn）和达扎人（Dɑ'ža）——这是挪威人和拉普人各自的标签］。
只有在当地的几个区域里这一事实是存在的：按照互动和交流，我把该区域定义为：这是一个人们对彼此的居住地、遗产、社交活动和个人倾向都了如指掌的地区。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心固定【44】点的角度来使这个地区形象化，在这一个案当中，固定点是我的田野工作集中于此的“峡湾社区”。很明显，被如此定义的区域没有明确的边界；它代表着个人信息领域的高度集中；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意图，我们可以认为在30—50公里的播散范围内，它包括从一两户到上百户不等的分散小社区，人们把这些社区看成是拉普人和挪威人以不同比例居住的社区。我所进行田野工作的峡湾社区是拉普人最多的社区之一，大约150人中有6人被归类为挪威人；而乡镇行政中心的挪威人最多，300人当中大约有20人被归类为拉普人。
2. 在峡湾社区里，50多户里大约有40户将拉普语作为家庭语言。在使用挪威语的10户家庭中的每一户里，至少有一人懂拉普语并在其他的社会环境下使用拉普语。在家庭之外，拉普语成为更大范围内的交流媒介，但是语言行为表现的是：拉普语必须被看作一种秘密语言或语码，往往只有在涉及可靠的拉普人身份的条件下才可使用。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拉普人身份问题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掌握了这些事实，同时也意识到社会空间维度肯定是有效的观察架构，因此我可以进行更多选择性的数据收集。
这并不奇怪，峡湾社区的拉普人中我最要好的朋友们这时开始准许我走入他们个人身份的两难处境。这往往以坦白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毕竟是一种拉普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生活在茅草屋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最晚住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一些人甚至还穿戴拉普人服饰，拉普人的胶质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当普及。没有完全精通挪威语，以及在和自信傲慢的挪威人的互动中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所遭受到的恶意和嘲弄都困扰着拉普人。他们甚至心存怀疑：他们在峡湾低下的生活水平和工业企业的匮乏可能源自于他们低劣的种族身份。3他们说“拉普人肯定很愚蠢”。他们也确信一般的挪威人也都持有这种看法。在所有细节中他们悲惨的自我形象正如当地挪威人所定义的那样都成了拉普人身份污名的反映。
【45】这种窘境在十六七岁至50岁的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因为在这些年龄组的人具有最为强烈的抱负心；精神病学家有可能会认为这部分人口有身份神经官能症的倾向。
在一篇关于宾客关系的文章中（Eidheim 1966），我描述了峡湾社区的人们是如何对待游牧拉普人的。峡湾居民炫耀卖弄似地表现着“挪威人”身份，展示他们对契约关系的偏爱、崭新舒适的房子、他们的洁净以及他们对挪威语的熟练掌握。然而，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样，他们在和那些他们归类为达扎人（挪威人）的关系中则反映出了他们处境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一般来说，人们可能认为导致他们处于两难境地的基本原因是：为了获取他们所重视的物质和社会资料以及分享社会机遇，人们不得不放弃或掩盖被挪威人看作是拉普人身份标志的那些社会特征。
这一点必须要在当地生态和社会的某些特质的背景下去理解。4当地资源即耕地和渔场的数量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为生产的增加或多样化提供任何机遇。单个家庭层面以外的资本管理并不存在（唯一的例外就是当地的私营店主），也没有任何其他能够促进邻里社会的社会分化的社团或企业形式能站稳脚跟。5只有很少的家庭能够或者愿意完全生活在邻里和亲属关系的圈子里或者仅仅靠当地的渔业和他们的小农场的收益（一两只牛和四到六只羊）来生活。因此，要取得更大范围的成就只能通过在峡湾社区外的职业或至少是临时的付薪工作来获得，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挪威人就是他们的社会伙伴而且还占据和担任着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职位。
除了与游牧单位成员的“宾客”关系之外（Eidheim 1966），这些峡湾居民与内陆地区的拉普人没有任何联系。他们从来不去那些地方，他们对大众媒体中有关于拉普人少数族群状况的争论漠不关心，他们处在为巩固和振兴民族团结精神（esprit de corps）而进行的拉普人运动的影响范围之外。他们的取向和社会抱负被局限在一个社会区域里，在这个区域里，当事人要么是有挪威身份的人，要么是和他们一样具有同等机遇条件的人。【46】
前述说明显示，这里的互动是在三个不同性质的领域里被组织起来的，即（1）公共领域，（2）拉普人封闭领域，（3）挪威人封闭领域。这三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与特有语码、主题以及评价联系在一起，同时通过当事人的族群构成而得到进一步的区分。广义形式下的这三种领域都是在特定的双重背景中作为族群继承的一种组织结果而产生的。然而，属于这种或那种领域的行为都是随情境而定的，它依赖于确定的环境或机遇条件。
首先存在公共领域里的互动。在峡湾社区内部属于该范畴的最常见的互动是由一个或多个当地挪威人参与的场合。诸如婚礼、葬礼和洗礼这类大型的、并不常见的庆典活动；较为常见的是社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接触。当地公立学校所有正式的有组织活动也属于这一领域。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儿童和青少年所涉及的校外广泛的日常接触范围里也包含了这些公共的弦外之音：使用挪威语码，并且主题和评价也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6
峡湾社区的居民认为向孩子们说挪威语是“必要的”因此也是“正确的”，他们说“孩子们不应该和我们有同样的缺陷”。在商店里的一小群顾客间的互动也属于公共领域。甚至没有挪威人在场的情况下（店主就是当地的拉普人），人们认为把这种场景定义为公共领域也是合适的。店主本人就是明显的引导者，如果碰巧有人用拉普语提问，他会不客气地用挪威语回答。
正如上文已经提过的那样，这一交流领域内的语码是当地的挪威语。互动所围绕的主题是峡湾社区及其外部日常生活中的家务劳动和常规问题，评价与挪威北部的沿海文化相一致。
当人们暂时处在峡湾社区外的时候，他们同样把与挪威人的互动定义为公共领域里的活动。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包括挪威人和拉普人在内的当地人都使用这个领域里的习语来表现自【47】己，正如我在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只要他们把我当成陌生人，他们就会通过这些惯例来限定我。
当然，也必须根据不包含在公共领域内的社会属性或行为来定义公共领域。这种行为首先最重要的是拉普语的使用，其次是主题、背景和其他可能指向族群分化的暗示以及被认为是拉普人身份展示的一些其他行为。对于一个挪威人来说，清楚地展示自己的挪威人身份并且关注族群分化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要比拉普人所表现的相应行为更加合法，因为在公开情境下的角色担任过程中这一点是非常含蓄的，并且与挪威化目标一致（参阅注释6）。我将举例加以说明。
普尔是峡湾社区的拉普人，在小镇的教育委员会供职，该委员会在小镇的行政中心定期召开一些会议。但是他在这些会议上从来不去支持他所在社区的一所面向拉普人的公立学校，他也不向船上同行的旅客建议有关当地汽船的事情——国家在边远地区经济开发项目中遗忘了沿海拉普人。
那么普尔为什么被看做是拉普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挪威人所寻找的种种综合迹象。这种综合征状或意象与戈夫曼所运用的“污名”这一术语几乎处在同一层级（参阅Goffman 1963）。有大量这样的迹象，它们不均衡地分布在个体中。在普尔的个案上，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最相关的迹象：（1）他来自某个社区，挪威人用一种有点走样的方式来称呼这个社区的名字，这就流露出一丝对该社区拐弯抹角的侮辱。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这个诨号把这个社区里的人与拉普文化的空间尺度联系在了一起；（2）他具有被认为是拉普人容貌的特征；（3）他操一口不太流利的挪威语；（4）在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上他几乎起不了积极的作用；（5）比起一般的委员，他常常不出席会议，并且也不委托别的代表去出席；（6）他“固执己见”，这一点甚至在行政中心也得到了证实，在行政中心他频繁地拜访一个被认为是拉普人的家庭。7
在教育委员会会议上，普尔和一些来自这个社区的其他人遭受着具有挪威人身份的委员的对抗。一个普通的挪威渔夫和小镇【48】学校的督查员尽管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从另外更加关键的层面来看，他们属于同一类的人。普尔认为，比起他本人，他们更加了解适当行为和有效行动的细微差异，客观上他们更加熟练地掌握了语码。他们“具有”正确的身份，这使得他们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成为公认的牵头人，而他只不过是某类随从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及的有关于公共领域里的互动使我们能够总结一些该领域的特征。在这些特征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该领域的互动是在挪威人占优势的情境与机制内发生的。不管怎样，认为当地人口是由拉普人和挪威人两种族群类别所构成是一种压倒性的定见。但可以公开展示拉普人身份并没有成为一种可被选择的做法，因此在公共领域中并不存在制度化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拉普人可担任各种角色，或者说，拉普人和挪威人不再地位互补。使身份分裂（identity cleavage）公理永久保持下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公共领域当中人们能够根据他们的任何角色行为来确认彼此所属的不同族群类别。这一事实强化了附着在族群类别上的种种综合迹象以及不同身份在社会环境中被折射出的观念。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推断，就整个沿海拉普人尽可能避免用当地语言符号和标志来暗示他们身份的行为范围而言，做一名拉普人是对印象进行管理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该地区，在所有人相遇和互动的地方，沿海拉普人与挪威人之间的这类公开接触都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当这种相互认可的、现实的关系内涵在公共领域里没有受到严重（当然，严重程度必须受到情境定义的约束）侵害时，关于共享身份的伪协定（pseudo-agreement）被建立起来。表面上看来，公共领域里毫无问题的互动流或者说这种互动流一直在持续的现实表明，公开接触的总特性反映出了相互协定，甚至对于陌生者来说，这双方的沟通已经非常充分了。8然而，从族群的角度来看，每一方都会转向封闭的后台，根据身份来诠释和讨论公开接触中的惯常内容。我尽一切努力所观察到的拉普人的封闭后台构成了一个只有通过与公共领域相比较才能理解的交流圈。正是在这二者的连接中，即建立公共场合与族群封闭后台的常规区分中，身份的组织意义【49】才凸显出来。
我认为略去对挪威人封闭后台的深入讨论，也就是说或多或少把挪威人的封闭后台视作理所当然的，而更多地去关注拉普人的封闭后台，这可能属于防御性简化（defensible simplification）。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在我看来，在我作为田野工作者的社会化的考察中，如果不是作为完全的参与者，那么至少是作为一个毫无恶意的旁观者，我逐渐被允许进入这个交流圈。
拉普人的封闭领域与拉普人之间的亲属和邻居关系相一致，但是它也包括更广阔区域内彼此都知道对方是拉普人的非亲属和非邻居的关系。拉普语是交流符号，除了几乎不懂或根本没有掌握拉普语的小孩子之外，在该领域内的交流中不会使用拉普语要受到消极的制裁。考虑到拉普人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以及在邻居、亲属和朋友之间使用污名化符号的偏好，显然日常例行的接触需要敏捷的社会理解力，并且也需要掌握定义和再定义场景的共享而又熟练的技巧。
在社区内部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偶发事件是一位当地挪威人进入事先建立起来的封闭后台。那么人们会立即从拉普语转到挪威语，话题也随之进行调整。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挪威人不仅把拉普语视作劣势语言，而且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使用拉普语他们会认为非常不得体和富有挑战性。（所有的挪威人都是单语者。）当然，现在这类情况也常常发生，即在这样的封闭后台中，当地挪威人处在语言行为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内时，这常常会提醒他们，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人群中。挪威人也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封闭后台以便“加深”我对拉普人综合征候的理解，由此与他们脑海中对拉普人根深蒂固的看法达成一致，同时也为了将拉普人综合征候和他们所认为的挪威人特征进行对比。9
在峡湾的家中，不断变换的语码与主题的技巧并没有让人感到不方便；封闭圈里的交流总是可以在后来得以恢复。然而，不同的情况需要有不同的解决办法。行驶在峡湾航线的汽船是一个公开讨论的地方，它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性。在汽船上人们互相交流着信息、传递着流言，在这里他们遇见了熟人也碰到了陌生者。挪威人和拉普人混合在了一起。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也许会期待他们以下列中的任意一种或三种身份去交流：（a）以乘客的身份，他们根据公共领域的惯例来为交流的场合定界；（b）作为挪威人，【50】他们为乘客们的封闭场合划定范围；（c）作为拉普人，他们同样要确定乘客们的封闭场合的界限。然而经验所观察到的现象却是从（a）到（b）或从（b）到（a）发生着几乎感觉不到的变化（意味深长的眼神交流、含蓄的沉默或者闪烁其词—— 一种一般演说中的元交际）。另一方面，尽管船上拥挤，为了防止（身份）泄露，小船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利的空间安排。即便如此，从（a）到（c）或从（c）到（a）中也存在着发生频率相当高的、清楚无误的角色转换。当一位拉普人已经与作为角色伙伴的另外的一些拉普人和挪威人扮演了一段时间的乘客角色之后，为了与他已经可能有半年多没见面的一名同行拉普人乘客交流，他更倾向于转换成亲戚或朋友的角色。他们两个都希望用拉普语相互问好和交换信息，于是在空间上他们临时把自己与公共场合隔离开来。因此，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小群体会在走廊里、楼梯平台上小声地用拉普语交流上几分钟，如果天气不错的话，他们也会在围栏边彼此站得很近。片刻之后，如果有挪威人或不明身份的人靠近的话，在这位干扰者进入听力范围内之前，他们会自然地把这种情境再次定义到公共领域中。
在沿海汽船甲板上的交流动态可以作为对一些重要观点的阐释。一般的公开情境几乎为挪威人提供了实现他们各种意图的最佳条件，因此挪威人身份的维持并不是一个十分受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拉普人来说，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他忽略了拉普人，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继续用公开领域里的惯用语来扮演乘客角色，那么他与拉普人的亲戚、邻居或朋友关系就会受损；如果他为了维护这样的亲戚、邻居或朋友关系而避免在公开领域里的接触，即使他在声音空间上控制得非常好，他依然被认为是隐性的拉普人。
通过对比，一些至关重要的否定述辞可以合乎逻辑地被推论出来，同时也可以凭借经验察觉出来：就身份来说，全体乘客从未分成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群体；既属于公共领域又属于拉普人领域的角色同步性也永远不会被观察到。
在某种情况下，出于某种目的，拉普人和挪威人的身份会在一段时间内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境下，如果声音空间可以被控制的【51】话，公开的挪威型与封闭的拉普型之间的交替或转换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艘运输船到峡湾来装载干鱼时我就见证了几次属于这类性质的工作场景。五六个当地人和三个挪威船员一起参与到一项工作中，这三个船员的主要工作是整理船只。空间背景是停靠在码头的一条小船，岸上有间相对较大的仓库用来储藏干鱼。当只有这几个本地人在码头上或者他们直接和码头边的船员对话时，他们使用挪威语，当他们进了仓库后他们就使用拉普语；每当他们走出仓库门时又转换成挪威语。
我们已经看到了拉普人污名不仅与公共场合的行为有关，而且与来自他们族群的同质性封闭场合的无意识（身份）泄露有关。还有另外一种不是非常普遍的变体：一方受到严重冒犯以至处于愤怒之下他放弃了所有伪装，于是公开的族群间的争端就产生了。一般说来在这类的争端中势必是挪威人有最后的定夺权而拉普人是失败者。我来回顾几件事情作为这类变体的例证。一位来自峡湾社区的男子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是个师范生。多年来他一直在东芬马克的一个社区里任职，西芬马克的人都熟知那是一个拉普人占优势的社区。在他的峡湾老家里刚好有个职位空缺，于是他去申请这份工作。这意味着向以挪威人为主的校董事会发起了挑战。他们似乎反对让一位拉普人教师在拉普社区任教。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上任的挪威教师在峡湾社区开展了非常成功的挪威式教育。他们担心新来这位教师可能会改变这一切。据报道称，有一位董事会的成员曾在公开场景下说，“让他和拉普人就待在东芬马克，他最适应那里的条件……”这位男子没有得到这份工作。
举例来说，即使在校董事会这样的有威望的机构里或者像海岸汽船上的公共领域里，挪威人规定行为标准的权力从来没有受到拉普人的公开质疑。然而不是所有的挪威人都被赋予了定义场景和设定标准的同等权力。通过招赘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来到峡湾的一位男士就是这种情况的很好例证。他非常傲慢地突出他的挪威性，一刻不停地传播着拉普人邻居们的流言。他挑拨过峡湾里的大部分人，偶尔他独自和几个当地拉普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场景的定义和角色扮演就会受到一些参与者的摧毁。有【52】一天他和几个当地的拉普人一起动身去修建跨越小溪的一座小桥。像往常一样，他装出是这群干活人里的唯一行家，但是其他人怀疑他的技术，争论由此产生。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于是拉普人改用拉普语并且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继续工作。这位挪威人大发雷霆，几乎失去了理智，他挥舞着胳膊，高声辱骂着别人；但是这群拉普人的优势是牢不可破的。发泄了几个小时后，他愤怒地离开了工作现场，用精练的北部挪威语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和拉普人之间确实有区别。”（Det er forskjell på folk og finn）这一偶发事件例证了拉普人的“民族团结”被公开强调的罕见情境。
这类事件虽然少见但是却具有明确而且往往是持久性的影响。在族群的同质性封闭场合下，这类事件被永远记住、概括和诠释，同时也进一步地强化了挪威人嫉妒性地搜寻着拉普人傲慢的任何蛛丝马迹，然而对于拉普人来说，每一次的偶发事件都代表着一种暗示：在公开领域的角色扮演中要更加谨慎。因此在公开领域中拉普人行为的一个总体特征就是尽量避免挑衅。拉普人往往要么充当相当被动的伙伴，要么以他们的卑屈和被支使的态度给予了挪威人过度的角色支持。如果他提前预料到可能会有集中于他身份的对抗，他倾向于退缩，躲避人群，甚至改换工作地点。10
公共领域里进行的互动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交往是建立在关于共享身份的真正的双边协议上。人们很容易被误导去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共领域里的固有性质是：它没有为拉普人提供展现源自他们的拉普人身份而无需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的行为空间。这类行为留给了封闭场合，在这里人们在公开接触中常常遭受到的社会危险和失败被过多地反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复，或者说，通过与其他的拉普人分担苦难，这些社会危机和失败至少会暂时变得不那么严重。长时间的交谈将会产生，例如，在社区外工作了两三个月的成年人回到了家里，一下子坐到了厨房的椅子上，脱口而出：“太好了，又可以说拉普语了，再不用总是小心谨慎地想着该怎么用挪威语表达自己了。”或者，他会痛骂老板（他可能永远不会面对面地这样做），因为老板交给他一份最糟糕的工作，并且当他认为后者干得不好时便暗示他的拉普人【53】身份。其他人会说一些老生常谈的事例回应着，就这样谈话不断地持续下去。
现在我们了解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下的制度化行为中是如何间接地识别彼此，拉普人在非制度化接触中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他们的身份。同时我们还看到制裁是何等的间接，也就是说，很明显是对未来角色困境的预测而不是直接制裁限定了并且因此也补充了拉普人在公开情境下所扮演的传统角色的形式。这一点与两个族群范畴间的明显的公开对抗形成了对照，这种对抗在芬马克的内陆地区可以看到［可参见企业案例中的客户动员（Eidheim 1963），以及成为拉普人本土运动基础的多元论的纲领性理想（Eidheim 1968）］。在芬马克的内陆地区，拉普人身份不仅在公开的人际交往行为的日常性事务的族际关系中有重大意义，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更加形式化的领域中得到了应有的权利并发挥重大作用，也就是说，拉普人身份与董事会和委员会、乡镇以及对高级别的行政部门都有密切的关系。此外，拉普人身份在大众媒体和志愿者协会中被表露出来，而且在对诸如语言、服饰、民歌和文化史的拉普人本土风格的日益崇拜中展示出来。
与内陆地区的大致状况相比，这里所描述的沿海拉普人地区的拉普人身份只具有非常有限的组织潜力。它仅仅对在有限时空的保护性限制下所建立起来的封闭场合产生作用。内陆地区的拉普人合作活动都属于公开性事务，它也允许拉普人价值观的最大化并得到保护；而在沿海地区，为了建立封闭场合而对时空的操控以及在这些场合下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准确地说，都可以理解成隐藏起来的技巧而且由此得以维持，这就是人们不可逃脱的障碍（或污名）。
我曾经使用“交流圈”这个术语分别使“公开生活”和“拉普人的秘密生活”概念化。人们或者也可以交替使用“网络”这一术语来对关系领域里的网络进行定义，在这个网络中可交换价值在流动，因此从广泛的行为意义上来看，交换就产生了。那么作为当地交换资源的分配结果，网络在这个群体中出现。
从这层意义上说，交换资源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起源、亲【54】属关系、外貌等）并且在人们的行为中（语言的掌握、角色的取用等）得到认可。拉普人的交换资源有可能也受到了封闭场合下的泄露以及偶然的族群间不和的影响。拉普人网络的产生表明有一些交换资源只能出售给确定的人群，也就是说，与自己身份相同的人，而公共网络却表明了一个关系领域，在该领域里通过得体地扮演挪威人角色而掩饰拉普人角色，族群身份被忽略，交换得以产生。
双方尽量表现得举止得体，似乎族群性“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却面临着一个矛盾的境地：正是族群身份构成了公共网络中的关系基础并且限定了这些关系。在这个网络中不同身份的人在常见的、狭义定义的角色组（role-dyads）或角色丛（role-clusters）中进行着互动，如果务实的、大致的目标实现的话，交换的“协议”就达成了。比如说，一个挪威商人绝不可能因为他知道顾客是什么地方的人或者由于顾客在询问商品时犯了语法性的错误就去阻止客户/商人关系。而牵扯到“整个人群”的关系类型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般而言，这类的密切关系只有在同一身份的人群之间才能实现。在当地内部，拉普人可能会与挪威人建立这样的关系。操着完美的挪威语，长着挪威人相貌的那些人，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断绝和其他拉普人的亲密交往，那么他们会有更多的机遇实现这一关系。这就意味着在这类的关系中族群风格（ethnic idioms）在交换资源里占据了较高的地位。我们继续对以上的话题进行阐述：那位商人的女儿不会考虑嫁给这样一个男人：他来自于污名化的拉普人社区，而且他还长着拉普人脸型、操着有语法错误的挪威语。11
在“区域”和“社会环境”这类的术语中隐含着这样的一层意思：交换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本土文化和评估的限制，就此而言交换资源只是在当地有效。迁出本地就可以使超越这一约束的机遇提高。12如果一个人有其他的交换资源并且愿意定居在挪威人社区或者本区域以外的小镇，那么他肯定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建立和完成与挪威人极其紧密或广泛的关系。我曾在上文提到过，有历史文献表明这里所描述的同步状况代表了漫长范围内的一个阶段和同化的定向过程（挪威化）。比起个人被挪威化的前区域（ex area）来说，整个拉普人社区的反污名化的漫长过程当然可能【55】是一个更复杂、更令人迷惑的问题。我本人并没有去早在几百年前就被认为是拉普人社区而现在是挪威人的社区里做过田野调查；这类的社区都是有记载的。因此，关于这类过程我所能总结的仅仅是来自目前分析的推论。
看起来，只要人们的行为在当地挪威人群中强化认知二元体系（cognitive dualistic system），拉普人的封闭场合就意味着它是一个解决一系列难题的必要方法。这种体系也相当于身份认同的许可和制裁的模式。带着他们要参与到由挪威人定义的公共网络中的强烈愿望，拉普人峡湾社区的居民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成熟的参与者。许多家庭甚至做出了极端的决定，阻止他们的孩子学习拉普语。可以推测，随着他们挪威语水平的提高，他们的行为对身份认同许可的强化性影响也会相应地减少，由此所造成的制裁也会相应减少。同样，拉普人网络作为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领域以及作为可能共同承担社会代价的场合，人们期望维持该网络的必要性也会减少。
然而，不仅仅是这个区域和社区的实际行为对当地身份认同的许可产生了影响，它也受到了诸如芬马克郡内陆地区的广大拉普人群体中大量拉普文化公开展示的影响。因为血统观念与拉普人行为有关，所以人们会认为烙在这个特别社区的拉普人污名会以不成熟的形式盛行开来，即使已经有几代人完全放弃了拉普语，虽然欣欣向荣的拉普人文化在内陆地区维持了下来。
这里所谈及的有关这一漫长过程的推论都是不确定的并且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族群内部分裂的长期持续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在我们田野调查场域中所观察到的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是不会暴露出来的。恰好是基于这样的材料，在某一人群中分析族际关系动态成了我的主要目的，在这个群体中，制度化族际关系并没有直接依照各自的族群地位组织起来，然而尽管如此，【56】它还是受到其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类似于皮影戏。对于当事人来说，具有分类意义的行为方式只有在发掘并且使当地价值观与制裁系统化的条件下才能理解。这些行为方式可能是“客观”的，比如像语言，或者他们包含族际行为一般特点的含义，比如像角色担任。每种身份的组织潜力清楚地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展示出来。
我们必须牢记，正是当地生态和社会的普遍性特点提供了有意义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拉普人与挪威人的族群二分被连接到了一起。族群身份的组织潜力受到了当地环境的限定。因此，驯鹿的拉普人和边缘挪威农民的地方背景，比如像盛行在挪威南部拉普人地区的背景，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族际关系模式（参阅Falkenberg 1964）。
注释：
1 作者于1960年在此地进行了五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在早期发表了关于在这个地区沿海拉普人与游牧拉普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文章（Eidheim 1966）。
2 然而，在一些地方，诸如我在大部分的田野调查期间所居住的峡湾社区，集中着某种在今天看来可以被理解成拉普人体形的特征。
3 他们也有现在已经透露给我的其他“秘密”：喜欢吃拉普风味的菜肴，一些老人更喜欢用手抓饭吃，他们当中的三四个老人也穿鹿皮靴（只有在家里）。大部分人在修建新房子时把硬币和其他的护身符埋在地基下面，在宰杀牲畜时他们也使用一些符咒，新年后他们才开始编织渔网，等等。
4 参阅埃德黑姆的文章（Eidheim 1966）。
5 从本世纪初起，建立和运行形形色色的国家协会的当地分支机构的尝试通常是由教师或者其他的达扎特人（dazat）发起。然而，所有的尝试都是短暂的。这一点与罗伯特·佩因 （Robert Paine）所提供的关于另一个拉普人峡湾社区的资料有很大的反差 （参阅Paine 1965）。
6 这个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挪威理想化社会中通用的价值观，把拉普人社区挪威化已成为世世代代所奋斗的隐性目标（有时也是非常明显的目标）（Dahl 1957）。在挪威化过程中，挪威教师和在拉普人社区结婚的少数挪威人总是承担着执行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要对公共领域内的行为举止的标准做出规定。
7 在这个区域很少有成年拉普人不表现出所列举的第1、2、3和6中的一种或几种污名；通常他们表现出了全部的特征。除此之外，当地挪威人也丰富了这些综合性特征。例如，通过有关的具体角色行为表现出在挪威人的观念中拉普人的诡秘、迷信和愚昧。
8 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公共领域是如何在过去的几代里逐渐呈现出新的维度。当然，这是一种定向性长时段过程的迹象，我们称之为同化。
9 例如，他们其中一个人就房子说道：“我决定不接受标准房子的设计图，建【57】这种房子花了我很多钱，但是我要展示给他们看真正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是如何装修的。”这个人是社区里唯一一个在整幢房子下面盖水泥地下室的人。这幢房子建在了一个垫高的地基上，房子的下半部分用醒目的粉色漆成。他说，“当然了，这里的人们现在都有好房子（你不能想象‘二战’前他们的居住状况），但是要记住行政部门强迫他们接受这种标准化住房；如果几年后你再回来，你可能会了解他们维持这种房子样式的意义！”
10 然而，挪威人在公共关系中非常讲究举止策略。他们在私下里告诉我或彼此说道，“是的，他是拉普人，但是他这个人挺不错的。”一位教师说，“我知道我的许多学生都是拉普人，当然了，我使用一些策略不去注意这个事实。”
11 具有代表性的是嫁到峡湾社区有挪威身份的六人中有五人是来自这个地区之外。
12 这一类的迁移，特别是未婚年轻人的迁移产生了，但是还没有达到人口都从这一社区流出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