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健全人类知性的口号：在存在者中行动和作用而不是对存在作空洞的思想（工人与士兵）

但是对现实之物的一种清醒的觉知和对“实在性”的一种健全的直觉，说到底根本就不需要如此辽阔的思考，这些思考本来就已经足够“抽象”了并且还要证明抽象东西的空洞和无根基性。存在者整体是什么，对此，那刚刚成长起来的人不是通过对一种空洞的关于“存在”的思想的扭曲而经验到的，而仅仅是通过在存在者中的行动和作用而经验到的。然而并不是每一种随随便便的活动都已允予了一种与现实之物的共生并因而允予了与抽象之物有别的“具体之物”。当然，为此就需要有对时代之内在法则的参与。但这种参与在何处存在，何处也就会有轻松愉快的知识苏醒过来，并被托付给一种必然之物，也就是说，为此而是必不可少的。这当中存在着自由存在和自由的一种特有的概念，此概念曾被尼采所道出（参见《偶像的黄昏》，1888年）。

【36】但有谁会想否认这一点呢：对现实东西的积极参与每每都是在知识和行动的不同层面上运行的，并且尤其必然是为了这样一个时代而运行的，在这个时代中，“权力意志”处处且独一无二地规定了行动的基本特征并且还支配着那些看上去彼此最为对立的行动，以至于从过去的世界中不再有什么东西留存下来了？有谁想要否认这一点呢：在这里，一切人的规划活动和作用活动都特别清晰地表明了一种伟大“游戏”的特征，在这种游戏中，既没有什么个人也没有全然之集体能够筹措这样一些赌注，以便其在这种“世界游戏”中被游戏？有谁会对此感到惊奇呢：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的世界分崩离析了，想法苏醒了，现在只有对危险的那种兴趣，亦即“冒险”，还能够是这样一种方式，人在这种方式中确信着现实之物？

尼采有云：“……每一个更高的人都感到自己是冒险家。”38这一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变得清晰可见了，此即：一切从过去的“世界阐释”那里借来的对人类和其使命的阐明都立即落在那存在着的东西的后面了。在此期间，超逾了一切更狭隘意义上的“政治性”学说体系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工人”和“士兵”普遍地规定了现实之物的面貌。这两个名称在这里不是用来表示一种民众阶级和一种职业。它们以一种独一无二的融合标识着人类的特性，人类被今天的世界动荡给决定性地取用到它的实行中去了，并且为那种关联——与存在者的关联——给出了向度和安排。“工人”和“士兵”因而乃是形而上学的名称，它们命名的是那变得公开昭然的存在者之存在的人性的实行形式（die menschliche Vollzugsform des offenbar gewordenen Seins des Seienden），尼采曾以先行思考的方式把这种存在理解为“权力意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尼采就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人类的这种自行【37】开路的烙印，但绝不是依据于对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观察，而是根据那种形而上学的知识——对作为权力意志的存在的那种自行完成着并因而早已是决定性的本质烙印的认识——而获得这种洞见的。

有三条札记，它们来自1880至1890的十年间，或许可以证明上面所言；但我们在此却必须放弃对其作出更详尽的阐释。

1882年，尼采写道（《权力意志》第764条）：

“工人有朝一日应像现在的中产者那样活着；——但却逾越他们，通过无所需求来标示自身，是更高的等级：亦即更贫穷和更单纯，但却掌握权力。”

1885/1886年，尼采写道（《权力意志》第757条）：

“现代的社会主义所意求造就的，是耶稣会教（Jesuitismus）的世界性的派生形式：每一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但目的是什么，所求为何？迄今都未被发现。”

1887年11月/1888年3月，尼采写道（《权力意志》第763条）：

“从工人的未来而来。——工人应像士兵那样学会感受。一份报酬（Honorar），一份薪金（Gehalt），但不是什么工钱（Bezahlung）！39

在付钱和业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毋宁是，要按照其本性来如此置立个体，即他能够做出在其分内的最高的东西。”40

在尼采的这些札记中，“工人”、“士兵”以及“社会主义”已经是这样一些名称，它们表达了承载着权力意志之实行之主要形式的决定性的载体！

【38】“工人”和“士兵”开启了通向现实之物的大门。它们同时实施了对人之创作（它迄今一直被称作“文化”）之基本结构的一种重铸。按照以往观念的解释，文化乃是“文化政治”的一种工具。只有当文化始终被接通（eingeschaltet）到一种政体的持存之确保的工作进程中的时候，文化才存在着。在这里，为了命名这种关联我们使用了“接通”（einschalten）这个词，亦即使用了一个来自机械技术和机器操作的表达，这本身就仿佛是一种自发涌入的见证，即对在此臻于言语的现实之物的见证。“工人”和“士兵”这些名称虽然是流传下来的名称，但它们却能够大致地对地球上的升起着的人类作出其本质范围内的刻画。当农民变成供给工业的工人之际，这种进程与那种进程（一个权威学者在一所研究院里变成企业活动的负责人41）并无二致。倘若人们按照以前的“政治”观念来看待这些进程比如将其称作一种“无产阶级化”，并且甚至认为由此就已经理解了最细微的东西，但这却只是倒退而已，因而只是一知半解，根本就没有认真思考。与人的自然惰性相应的是下述做法：从过去事物而来阐释一切，并且如此这般地从已然现实存在的东西和其本质性的领域中推断出自身来。只有梦想家和空想家才可能想要否认这一点：在当前这个时代，在整个地球之上，人作为工人和士兵经验了真正的存在者并且备好了那种只应在此能被视为存在者的东西。

只有那始终情绪不好的人和惯于恼怒的人才会想要通过一种向过去事物的逃遁——他们对于这些事物之先前的塑形和维持并没有任何贡献——来阻止本质性的决断。然而对时代之法则的那种真正的内在的参与也在本质上有别于那种仅仅代表了“乐观主义”的态度；因为单纯的乐观主义仅仅是一种隐蔽的悲观主义，亦即那种【39】逃避自身的悲观主义。在整个地球的动荡时代中，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始终同样地并且处处都无能于面对那急难之事。首先必要的始终是那种清醒，即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认知与沉思的清醒。但属于这种清醒的却是对真理——时代之历史就服从于这种真理——的承认。属于这种清醒的也有这样一种发问，即这个世代的独一无二性是否要求了此在的一种本源性，但在“忙碌的”生活之外也在“精神上”感兴趣并且从事操持所谓的文化事务，还不足以够得上这种本源性。对于这种沉思之清醒的真正激情而言，即便最好的乐观主义也还是太过于麻木，而每一种悲观主义也都还太过于盲目。这一切应该指示出，那种诉诸对现实之物的参与的做法，在任何时代都还服从于另一种法则，此即：这种对现实之物的参与并非每次都径直保证了对存在着的东西的经验。虽说在今天，“工人”和“士兵”是通过其共同造就其烙印而对存在者予以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