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兼相爱与交相利
墨子主张兼爱互助。他看到当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互相抢夺，人与人互相残害，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智诈愚等一系列罪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决心加以救治。他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自爱其家、自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他人之家、他人之国。“相爱”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所以又叫“兼相爱”，即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他以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把“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
墨子反对战争，反对亏人以自利，提倡的是“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一切灾害都产生于“别”。所谓“别”，即偏爱、自私。各自从偏爱出发，亏人以遂其私，所以产生了“交相恶”。拯救的办法是“以兼易别”。所谓“兼”，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兼”字在金文中像手持二禾，《说文解字》释“兼”为“并”，即隐喻平等之意。“兼爱”不同于孔子的“仁爱”。儒家“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如对父母的爱与对兄长的爱不同，对自己父母的爱与对别人父母的爱不同。儒家主张从亲情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讲“泛爱众”，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子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也就是说，他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自己父母的爱、对自己亲人的爱，没有差别，一视同仁。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兼爱上》）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
这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和理想社会。
墨子以兼为善，以兼为仁义，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他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道德原则推广为天下普遍的原则。这之中含有功利主义的交换原则，“利人利己”“害人害己”的心态。他实际上主张“己所欲，施于人”，但从互利互惠的角度讲，则比较平易。融合义利，易被人接受。
他劝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盼望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公平合理社会。这其中含有对王公大人骄奢淫逸的不满，控诉了争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达了劳动者要求自食其力、过安定生活的愿望。墨子“兼爱”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始平等思想的痕迹。
“兼爱”是针对攻伐而来的。因此，墨子又主张“非攻”。他首先指出攻战的“不义”，然后指出攻战之“不利”。他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然而，“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墨子揭露无义的攻伐“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攻中》）在准备武器装备，筹集、运送粮草或辎重的过程中，百姓死者不可胜数。开战之后，兵士死者不可胜数。“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百姓离散”，“竭天下百姓之财用”，“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中不中鬼之利矣”，“下不中人之利矣”。（《非攻下》）
墨子谴责武力兼并的战争是“不义”的，其根据是对人民、百姓“不利”。他同时又借助于天、神来说服王公大人、诸侯，指出战争也扰乱了天、神，影响了天、神之利。
在“兼爱”的原则下，墨子提出了“尚贤”的主张。墨子的“尚贤”要求冲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袭制度，主张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认为凡有才能者都可以得到官禄，以德就列，任之以事，以劳行赏，量功分禄。
在“尚贤”的前提下，墨子又设计了“尚同”的社会蓝图。他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天子以下，从三公、诸侯到乡长、里长，也都选拔贤者担任。选出各级政长是为了克服天下之乱，克服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自以为是，以人为非的“交相非”状态。人们要以上级政长的是非为是非，自下而上地逐层统一，做到“天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尚同下》）。墨子提出“上同而不下比”的原则，“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他主张“一同其国之义”，“一同天下之义”，“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尚同下》）这反映了小生产者对社会统一安定的希望，但这种“尚同”，反对多元多样，必然导致“伐异”。因此，在先秦诸子的“和”与“同”之辩中，史墨、晏子、孔子“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主张，比之“尚同”有更大的意义。当然，墨子的“尚贤”“尚同”主张是针对国家昏乱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