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名、辞、说、辩

后期墨家的逻辑学体系包括“名”“辞”“说”“辩”几部分，以“辩”统摄全体。

第一，“以名举实”。《小取》提到的“以名举实”，就是《经说上》提到的“名实耦”，意即概念与事物相统一。“举，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经说上》）“举名”，就是命名或加名。名用来称谓实，是主观的给予、加予。名反映的不仅是事物的现象，而且是它的本质或属性。“知其所知不知，说在以名取。”（《经下》）知与不知的区别，就在于能否以名举实。“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经说上》）从根源上说，名由实起，名实统一在实，即必须以实正名。

名的种类很多。从外延的大小来划分，则有达名、类名、私名三种。“名，达、类、私。”（《经上》）“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达名”是最一般的概念，如“物”。“类名”是反映一类事物的概念，如“马”。“私名”是专有的单独概念，如“臧”这个特定的人。此外，从属名与种名来划分，则有兼名与别名。“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经下》）“牛马”是兼名，牛是别名。牛是牛，非牛（马）是非牛（马），牛马是牛马。牛马或牛或马是属于全体与部分、大类与小类、属名与种名的关系。

《墨经》虽然强调以名举实，但它并不是把“名”这个符号指向某种静止、孤立的物件。其“名”（辞、说、辩）始终与变化着的“实”统合在一起，“实”的时空运动场制约着“名”的语义。如关于“宇”（空间）这一符号语言的释义：“宇或徙，说在长宇久。”（《经下》）“宇：长徙而有处徙。宇南宇北，在旦（朝）有（又）在（暮），宇徙久。”（《经说下》）物体在空间区域的迁移（运动），就表现为空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而物体在时间上的延续又总是与所处的迁移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物体在空间上由南向北移动，在时间上就会由朝至暮的延续。它在规定“宇”（空间）这一符号时，以为空间隶属于时间，也与运动不相分离。这就是从“空间”这一“实”的各种属性的相互涵摄、关联中动态地说明“宇”的意义。在《墨经》中，通过“名”（符号）对“实”的刻画，并不是要你把握存在的绝对意义，而是启悟你去洞见“实”的某种特定的联系方式。（参见张斌峰：《〈墨经〉的名实观与“符号场”理论》，见《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以辞抒意”。后期墨家涉及作为判断的“辞”或“言”的不同形式，如“尽”“或”“假”“必”和“且”等。“尽，莫不然也。”（《经上》）“尽”在这里已是一个全称判断，全称直言肯定判断。“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小取》）“或”含有特称、选言判断和选言推理的含义，如“时或有久，或无久”，“尺与端或尽或不尽”（《经说上》），等等。“假”是区别于“今已然也”（实然判断）的假言判断。此外还有必然判断和“且然”（将然）判断的形式。“且入井，非入井也”（《小取》），将要入井而尚未入井，含有某种时态的关系。墨家逻辑还充分注意到判断的矛盾关系，如单称肯定与单称否定、或然肯定与或然否定、特称与全称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名”（概念）在“辞”中的周延问题。（详见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第五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多有参考）

第三，“以说出故”。墨家“说”式推论的基本逻辑范畴是——故、理、类。“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大取》）在整个“说”式推论中，故、理、类三者是基本前提。“故，所得而后成也。”（《经上》）“故”是事物所能成的原因、条件和论题的根据与理由，其中有“大故”和“小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经说上》）“大故”相当于充分必要条件。“小故”相当于必要条件。“理”也即“法”。“论诽之可不可，以理。”（《经说下》）“法，所若而然也。”（《经上》）“理”和“法”是指事物之理和立辞的论据。墨家逻辑推论非常强调“类”的同异，“以类取”“以类予”，都是关于类的推演。在推论中，首先必须“明类”。

墨家逻辑的推理方式，有具有类比特点的“辟”“援”“推”。“辟”（譬）是比喻。“辟也者，举它物而以明之也。”（《小取》）这是举他物以明此物。“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小取》）“援”即援引对方承认的论点、命题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它者同也’，吾岂谓‘它者异也’?”（《小取》）“推”既指一般推论，又指用对方所取的命题，类同于对方所不取的命题，从而推知其结论：或者同为是，或者同为非，不能肯定一个，又否定一个。此外，墨家推理形式还有属于一般演绎论式的“或”（选言推理）、“假”（假言论式）、“效”（直言的演绎论式）、“侔”（复杂概念推理，包括“是而然也”“不是而不然也”两种形式），等等。

第四，关于“辩”学的基本原理。“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这里阐明了“辩”的目的和作用是“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第一次全面研究了作为逻辑科学的“辩”的问题。“辩”学“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小取》），考察客观事物的所以然，分析比较不同的言论，解决认识真理的方法问题并为社会实践服务。“辩”的原则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这就是前面阐述的名实关系问题，概念、判断、推理的一些方法和规则问题。在名、辞、说、辩四者中，“正名”“析辞”“立说”是“明辩”的基础，“明辩”则能兼三者之能事。

墨学在汉代以后迅速衰微，原因何在呢?首先，从外部来说，是儒学的批评（如孟子辟杨墨，诋为无父无君），以及儒学地位越来越高，知识分子视墨学为邪说暴行，因而被冷落。

其次，从内外部关系来说，墨家学说不适应秦汉以后的社会生活。秦汉以后的社会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它所面对的则是分散的农业自然经济，这两者整合得好，社会就进步繁荣。儒学思想适应并有助于这两者的协调。而墨家兼爱思想有打破家族家庭本位之嫌，特别是墨家的组织、游侠作风和辩说特性，都不适应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的社会，并会被集中的中央政府所禁止。如汉朝就打击游侠。于是墨家文化就逐渐演变成在野的、在社会下层之间流行的思想，在社会上层文化中地位很低。（参见《任继愈教授的讲话》和《张岱年教授的讲话》，《墨子研究论丛》[一]，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3页）

另外，墨家主张的以兼易别和整齐划一的“尚同”思想，反对多样化，不适应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墨家的“尚同”与儒家的“和而不同”，与秦汉以后统治者要求的集中都不相同。这也就是荀子所批评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荀子·天论》）

再次，从内部原因来说，墨家自身有很多缺陷使它中绝。第一，墨子去世后，墨家缺乏德业兼备的领袖，缺乏像孟、荀之于儒家，庄子之于道家那样的大师级人物。第二，墨家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加上它的苦行主义、自我牺牲，使人们难以接受，其理想也很难实现。第三，墨家后世的墨侠集中在秦国，有“拥秦”的嫌疑，在知识分子中名声不好。第四，墨家后学有的诡辩过于微妙。（参见韦政通编著：《中国哲学辞典》，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重印，1993年版，第712—715页）

最后，秦汉以后，上层文化的主流有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倾向，致使墨家的自然科学思想，尤其是几何学、力学、光学、机械制造原理和技术，以及逻辑学等没有适宜发展的土壤。

墨家思想虽然在汉以后很少有人研究，但墨家文化在民间社会仍然起着作用。在科学方面，它对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刘徽有重大影响。在道德方面，墨家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兼爱互利思想也为我国劳动人民所继承与发扬，其救世献身精神和意志的磨炼，构成了中华民族对理想人格追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墨家重视实践经验、强调践履的作风也影响了清初颜元、李塨学派。墨子思想对我国道教的兴起和农民起义都有一定的影响。

清代以后，随着乾嘉朴学的兴起，墨子的整理与研究渐渐复苏。民国时期，墨子研究大盛。

思考题：

1.试比较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

2.谈谈“三表法”。

3.略述后期墨家名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