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现在来讲孔子生活的乐。乐的态度在人的心境是安和自在。现在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怎样找着孔子的这个态度，这段话很长。我原来不想讲什么哲学，更不想研究什么西洋或东洋哲学。但为什么竟来讲，因为我生活上发生问题，要想解答人生苦恼的问题，所以去找孔子的态度。我怎样找着的，最重要的，就是在孔子生活的态度里面找出来的，所以才来研究他。我还想告诉大家，我由佛家生活转入孔家生活的原因，以及佛家、孔家生活之不同的地方。我在十三四岁时，仿佛是个野心家，很夸大，许多事实且多可笑，姑不去说。所谓野心者，是一个太贪的心。因此，在十七八岁时，简直苦极了。这种太贪的心，真是厉害，人若是不想名利，无所要求，就没有碰钉子的时候。但有了欲求，就会碰钉子。欲求愈大，所碰的钉子愈甚，我欲达很大的要求，遭到层层挫折，弄得来神经衰弱，心中苦痛。有一日我在阳光之下，正在深思——余素好深思——见我家的女仆在晒衣，用手去打绳子，仿佛心里一点事没有，很快乐。余甚怪异。回思我的境遇与她的境遇大相径庭，彼境遇坏而反大乐，我境遇好而反大苦，从此想去；再看旁人，而旁人皆乐。我自己则种种事情皆不如意。于此，遂发现一问题，看到平常对苦乐之观察大谬，就是平常都把苦乐认在境遇上，实则苦乐是在主观方面，而不在客观方面。我想我家庭境遇好，我在学校成绩也好，论环境都好，而反苦者，是因在主观方面心境之苦耳。因之对于苦乐问题做一深的研究，结果遂直入佛家的道路，我因以为所有的事与我所观察的都对。但有一事使我以前的苦乐观根本动摇者，就是看到孔子生活之乐的态度，余之喜欢王心斋一派亦以此也。

我当时引一句话来表明这个道理，就是说振贝子的苦乐与拉车子的苦乐是一样的。振贝子是清末庆亲王的儿子，其境遇真算好，但是他的苦实多。我当时喜做笔记，曾把我的意见发表过。就是我初想，我们有欲求的时候才有苦乐可言，遂发生苦乐的问题。富贵的愈苦，以其欲求愈大。若无所求，则无苦乐可言。可见苦乐是因欲求而有。但是我们再深细地想，我们拿刀割手，我们也觉得苦。若是苦因欲求而有，则此我们无欲求亦生苦痛，将作何解？我当时以为或者是生命根本上便是欲求，故人有求生之欲而拒绝痛苦。此种欲求不是在念虑上，乃在生命里面便有的。所以照我的意思分为两种欲求，一是表之于外的有念欲求，一是藏于生命里的无念欲求。我当时立了四条根据，并由此根据建立四条推论，去推翻平常人一般苦乐观。

四种根据：

（1）欲求的感觉而言。如痛痒之感觉，因有潜伏欲求在里面之故。此是说，生命根本是一个盲目的欲求。叔本华且把此说应用到无生物里面去。

（2）苦乐惟因欲求而有。若无欲求时，亦无苦乐。

（3）苦者，欲不得遂之谓，此外无他义。苦之轻重，实视欲之大小而定。

（4）乐者，欲得遂之谓，此外无他义。

此四条极平常，人皆知道之，但照我们的说法，可以扫荡一切障翳眼光弄不清楚的地方。叔本华及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讲欲求的意思都与我合，但还未把障翳眼睛的地方扫荡干净，他两人的意思以后去讲。由上面四条于是提出四种推论：

（1）欲念无已时。本来生命照我们的解法是一大欲求，生命不完，其潜伏欲乃无已时。如我有生命，刀割我，我就一定感痛，此不但潜伏欲无法除掉，即有念欲求，亦生生不已。叔本华及章太炎都讲到此，都未说明。其理可用上面的四根据来讲清楚。如人饱食暖衣，种种俱足，一时不得其所欲，则此时人必烦闷。现在之所谓阔人者，上午十二点钟才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今天干什么？”到后来还是归到打牌。此烦闷之苦，在他很苦。照我的说法，此苦就是感官无所摄受，与老病等苦相同的，此是潜伏欲不得遂，与有念苦是一样的无摄受苦，他立刻便迸破此心，去求所谓摄受者。当闷时还可说为无念欲，但一到烦时，则便成为有念欲了。所以说，不但无念欲无已时，即有念欲亦无已时也。聪明人不但有念欲更多，而潜伏欲之无所摄受之苦亦较乡下人为多。

（2）世间苦多于乐。欲求者，缺短东西去拿东西来填之谓。但缺短时多，而满足时少，所以不得遂是他本位，而得遂则为例外也。故世间苦多于乐。

（3）振贝子的苦乐与拉车者之苦乐相等。此条很重要，就是苦乐不是在境遇上，境遇并不足以表示苦乐，必视境遇对于处之者的欲求是如何乃生苦乐。故振贝子之苦乐，无异于拉车者之苦乐，即境遇本身并无所谓苦乐，只视境遇是否为他欲求之所在。

（4）欲求愈进必愈苦。世间所希望之乐境如文明、进化、大同、黄金世界以及种种理想之社会，许多聪明人都喜作此想。此不啻与富贵同一妄惑，并且彼时之苦必过于今。因人站在欲望上，一旦欲望得达，他欲望又将起来了。所谓欲望得遂者，只不过从第一个问题揭过去，到第二个问题耳。未揭过去时，以为彼处有乐，但既揭过去则无所谓乐了。故此说不但与富贵同一妄惑，进一层说其苦且过于今。根本的意思就是人类愈进化则愈聪明，愈聪明则愈多苦。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亦曾驳希望进化者之误，而谓苦乐是并进的。

由第三条的推论，则希望富贵者是妄惑；依第四条的推论，则大圣大哲之欲改进社会亦是同其幻妄。照我们的意思，他们从环境去救人，只不过是由第一问题引到第二问题而已。我当时以为此理确乎不易，所谓解决世间问题之大圣大哲均是糊涂。而唯一救人之路，只有让人根本去解脱生命。凡有生命的，欲有乐而无苦既绝做不到，并且明是苦多于乐。你要拒绝苦，则非解脱你的生命不可，此是根本解决。我当时只找到释迦牟尼是如此。他是从生命的地方去解救人，如周公、孔子、苏格拉底辈是错的。所以我当时直接走入佛家的路，简直不回头。后来在民国五六年间，着手研究孔家的东西，把儒家的书通统翻过一次，便发觉我从前的苦乐观，虽能把许多的意见包括在内，但却不能把儒家的意思概括进去，他的意思直出我的论断之外。

在前，我以为看世间人生只有两面，一是向外面去找，走欲求的路，许多圣哲都是顺着这个方向去找一个东西来解救大家；一是取消欲求，根本上是取消问题，这是佛家的路子。我当时不知印度许多外道都是走的这个方向，仅知道佛家是如此。佛家他不像许多圣哲顺着欲求的路去想法子，他是去取消欲求，根本是在解脱生命。我以前是如此看法，真是不觉得在此二者之间或二者之外，另有一个看法。迨我把孔家的书籍看过一次之后，乃知另有一条路，独立于此二者之外，即是救人还另外有一条路。

我以前看乐是在欲求得遂，此外无他义。等到了解孔家的意思以后，实出我原意之外，因为原来都看乐是有所依待。我看社会一切，愈觉我的意思对，而儒家却另外有他的解释。他不从改造局面去救人，不是看乐是有所依待，而是走无所依待之路。我因觉得孔家意思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新颖的意思，为以前所未见着的，我对他的道理有一个理会。当时我有许多感想，此刻说不上来，但我可说一事，就是看到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我躺在卧几上觉得有一种默契，我的意思差不多从此开发，我于此看孔子的思想全体，差不多都可以贯串下去，只有礼运大同说与孔子的思想根本冲突。盖此是改造局面来救人，却非是无所依待去救人。孔子不是如前面所说从取消问题去救人，是从不成问题去救人。我初走佛家的路，未见着孔家的态度时，对于一切圣哲通加鄙薄。如我以前看宋明诸儒，似乎都依违莫测，又不是从改造局面去救人，又不是根本解脱生命。迨既看孔家的经典以后，再去看宋明儒家，始知其用意。因为他们是另外走孔家一条路也。于此，我对于乐的解释便不同了。现在提出来修正以前的解释。

真正所谓乐者，是生机的活泼，即生机的畅达，生命的波澜也。从前说乐是欲求得遂，虽未错，但还有深的解释，即是欲求得遂之谓乐，乃是从小范围看，根本上所谓欲求得遂还是在心境调和平衡。这仿佛是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调和，一个是新。如我想吃东西，当未吃时是不调和，但吃了则调和，于是在生命上开一新局面。当欲求时是不平衡，欲求遂了则平衡矣。故乐一面是调和，一面是新波澜。调和与新是不能分开的。故生机畅达溢洋则乐，不畅则苦。此所谓新与调和，即前讲仁时所谓活气。求得调和没有不是新。所谓赌博、看戏、听音乐，皆是求一新局面。贪赌博有时不能说他是贪钱，因为赌博输赢时常掉换，时常能给他一个新局面之故。他的生机不畅，仿佛要靠外面去刺激他，看戏、听音乐都是如此。孔家他是根本在心里能给人一个新波浪。而平常人则需要外面去给一个刺激，他才起一个新波浪。讲学问有滋味也是如是。所谓有兴味者，就是生机畅达。所谓干燥者，就是生机不畅。所以我常说，糖并不甜，甜是在吃上，是在新上，是在调和上，糖无所谓好吃。推广来说，就是环境无所谓乐，生命原来是动的，自然流行的，畅达溢洋的，并不要外面来刺激，来拨动。只有生命这个东西是活动的，只有人去动别的，没有别的去动人。故人本来是活的、动的。所谓孔家的生活，是不要外面去拨动，人是自己能活动的生命，本来是时时是新的，时时是乐的。乐是在心上，人不要去找。放下找的时候便是乐，便是新。物类不能去抑制冲动，让生命淹滞，他时时是整个的，是全个的。其实人没有不是整的，但人用意识去找的时候，时常把自己情趣压抑下去了。我们正在情趣中，实在不能找，找便无情趣。向知的方面一找，情趣自然抑下去。而禽兽则情知不能分，此亦人与禽兽之异也。

上面所说乐就是生机畅达溢洋。而普通人作乐、求乐的一条路，则从外面去拨动，而使他起一新波浪，此不过是乐之解释之一条。生命本来会自己涌现出来而畅达溢洋的，实无待外面去拨动他，才涌现畅达有活泼新鲜的意思，生命他自己本会如此，用不着去拨而后动。我们觉得不流畅的时候，都是由于找而把情趣压抑下去了。因为找就是自己要等待，等待所要求的东西。要是正在情趣中，又何须找？一找畅达抑扬的生机便停滞了，失掉活泼，失掉乐趣。所以就要由外面去拨动似的。至于新鲜生命，本来是时时新颖的，岂担心如是，一般所谓物质者，亦时时翻新，已为大家所公认。然则怎样会旧，所谓旧者，仿佛带有客观的意味。我们觉得旧也只是方式方面，轨范方面。唯识所谓顿起顿灭，前灭后生，由相似相续观之而有所谓旧，但材料则完全是新，绝对不旧。若不是时常是新，我们怎会由少以至于老。我们说到旧便有嫌的意思，因人莫不厌故喜新。其实无所谓旧不旧，只看我们情趣放在何处。有一间小屋子，我永远在那里坐着，如我的情趣放在外境上，便觉得烦闷极了；如果是我拿书，一点钟也看它，两点钟也看它，而心则比较不烦闷，这是因把情趣稍微放在里面一点。要是当真把生活重心——情趣放在生活本身上，那么生活就时时是新。你就是坐在房子里一天都不厌倦。因为是重心在生活本身，完全无所依待。

以上第一种是把乐放在外境上，则须外面去拨动他；第二种则放在活动上，如画画、唱歌，非常快乐，是此罗素所谓创造的冲动，但不能说完全无所依待；第三种则是放在正中，放在生活里面，即使枯坐房中，他的意味还是深长，还是觉得新鲜。故不靠外面，而靠活动，亦是由放在自己里面而得其解释。因他本来自己会乐，不须有所凭借。放在活动上，虽不是真正孔家的路子，但却与之接近。盖一则稍有所依待，一则全无所依待故也。

我们现在批评以前的见解，虽是有所翻案的地方，然而亦无大差。

（1）我们说，不能说哪种境遇是乐，哪种境遇是苦，此话未错。因为乐是要新，是要调和，故完全看能的方面与所的方面，无关系他诚然也可以给人以乐，但要看主观方面如何。人把糖与乐拴在一块，以为糖就是乐，一块糖是一倍乐，两块糖是两倍乐，糖愈多则乐愈加。人虽未吃万块糖而感到有万倍乐，但他却作如此想。其实全不能执境为乐，而乐是在心上，根本是在生机畅达溢洋。故说境遇无苦乐可言，没错也。

（2）说大家苦乐差不多一条也没有错。

（3）我们说欲念生生无已，那就错了。因为当时含有一个假定，就是人人都把情趣放在外面，一般人都持一个找的态度，所以愈找愈厌故喜新，愈厌故喜新愈找，以是欲求生生无已。我当时因不知有不找之可能，故有此说，若不找时，此说便根本不能成立了，于此可知欲求实有已时。孔家便站在此一点上，所以他说寡欲无欲，实在他是当真无欲，有一点欲便不成也。

（4）说人生苦多于乐，亦错了。前认生命根本是欲求。欲求即是缺短。不遂是其本然，故说苦多于乐。此说是从欲求生生不已之看法来建立的。而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实无待找。你找的时候便缺短。若时时待找，便时时苦多于乐，但是若把生活重心放在生活里面，实在时时都是不成问题，时时是满足，时时是畅达溢洋。

我们既讲了乐的解释，现在再来讲“仁者不忧”这一条。我们以前说仁，就是照他自己生命之理去生活。仁者他的生命（即是仁）自己会涌现出来，不待外面去拨动。孔子的生活也是听他自己涌现。所以忧者就是欲念，就是欲求，就是找。仁者时常关怀旁的事情，容易有所感受，所以他容易悲，容易哭，容易愁，但他到感触而止，他却是过而不留，他的一种悲哀的样子，却不是有什么忧放在心里，即不是有一个欲念放在心里，所以他的生活依旧流畅下去而不滞塞。如小孩比大人哭的时候多，他实在比大人乐的时候多，他哭的时候，有时直是他畅快的时候。因之，他的心无所蕴蓄，一味流畅下去。仁者如小孩一样，他的生活时常在生命之理上，是以时时流畅，他并不是没有悲哀，没有忧惧，但是由那种悲哀、忧惧所生的忧伤烦闷他却没有。因为照生命之理而生活，只是有感触便起一个意思，并未于此外加一点意思。仁者如此，小孩也如此，因为小孩的心近于原来的心。我们之所以有忧闷，也就是多了一点意思。前人最喜说孔子乐的意思的王心斋，他有四句话，说“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就是说，人原来只此生命之理流行，若是多了一点意思的人，通统不流畅。而所谓仁者，则虽有事亦行所无事，都是所谓随遇而应，过而不留，安和自在，泰然无事，他感触变化只随此生命自然之理，所以他时时是调和，是畅达快乐。王心斋说“乐者心之本体也”，诚然可信。

佛家是根本取消问题。生命是欲求，他就根本不要生命。而孔家对此的态度，只是不成问题，听他感触应付下去，不加一点意思。所以说孔子生活是乐也。“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就反面来说，则仁既可以久处约，又可以长处乐。所谓乐者有三种：

（1）与苦对待之乐；

（2）系于环境者相对之乐；

（3）不系于环境的绝对之乐。

此种绝对之乐就是孔子之乐，是原来之乐，小孩有之；成人中普通所谓憨子（实则天真也）者有之。我初认识孔子就是在他简直没有所谓苦，所谓烦恼。有一点苦恼，在他也完全不留踪迹。所以他于苦乐问题完全是第三派。不是取消，也不是去解决，只是顺生活的路上走去，着重生活的本身，不着眼环境的关系，就是完全不成问题。我因解决苦乐的问题，所以喜欢说有三条路，有此三种方式，再多一点也没有，此外实在没有别的方式。不过看去则孔子是那几条路中恰好的一条路线，做到家的就是他。孔子与佛家本来是站在恰相反的一条路，但是彼此却都是圆满解决。能圆满解决者只此两人，实在爽快极了。你要是当真走孔家的那条路，真是什么事也没有。孔子顺此以往，真是生机畅达溢洋；而佛家逆着以去，根本取消生活，所以他俩是恰相反，盖一是顺生，一是无生。此外有许多派，都或多或少带有戕贼违逆伤害这个生命之处，因未就生命本身去留意，故结果如此。西洋改造局面的一条路，一直走下去，到了穷尽的地方，必转到第二条路上来。现在所谓改造社会，也算是这条路走到尽头的地方，到彼时他们才回到生活本身上来，回头往里面看。如果没有走完，决不会到第二条路上来。

我们看许多哲学家及伦理学家，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是非与利害不相符，善恶与祸福不相符。他们勉强持两个说法：一是不管利害祸福，只管是非善恶，把他划开；二是叫你只管去做，终有好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形而上学宗教等一切都推倒，然而谈到这个问题，他又把上帝请出来。但是在孔家则是能圆满解决。是非善恶只是听凭直觉，依此去作都是乐，反之则是苦。走这一条路便是乐，便是对；若走找的一条路则通是苦，通是不对，故孔子对此问题为能圆满解决者。其余不是强分便是强合。其所以致此者，都为看在外面，把是非善恶看作外面的条件，利害祸福看作外面的境遇。故在孔家则以是否听凭天机流行去作为鹄，则所谓是非善恶利害祸福者，诚能真正契合也。由《论语》上许多说及乐的地方可以看出。但其中有一条“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把忧乐的关系与伦理的关系打成一片。君子本是安和自在，种种不成问题，当然时时是乐，故君子与乐完全不离。小人因有许多私欲，故不能安乐。所谓私欲者不只是饮食男女之欲，凡是多加一点意思都是。因为人本来时刻只有现前当下，任他自然流行，所谓一任天理是也。凡念念起伏，前前后后都拉了来，于此加了些意思都是私欲，所谓人欲者是也，故理本自然，而欲乃人也，果是天理流行，当然是乐。因为有了念念起伏，加以强求，此刻都是一个缺短，焉得不苦？以是乐与不乐可以作为伦理学上的标准。君子、小人两个名词在古时或有特别的意思，或有社会阶级的区别，或有伦理学上的区别，但只就字面上看，也就足以形容这两种人。小人去找，所以把宇宙海阔天空大的态度失掉；而仁者不找，所以他的心是通天通地，宇宙是属于他的。故以大小二字形容真是确切。孔子讲乐的意思是如此。讲大同小康的如果讲得好也许没有毛病，然如康南海所说，他把苦乐看作外面的条件，真是鄙陋，那种路子真是不合孔子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