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他的生命
我与焜焘同志相识在1952年。那年，我肺病初愈后复学，当时我所就读的原金陵女院与原金大脱离教会的关系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那时学校的党员人数少，只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各个系科的教师和学生都统属于一个支部，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当时他已经是一名老师，我们又不在一个系科，对他的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和他的爱人王月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遭国民党的逮捕和监禁。他的这段历史曾使年轻的我对他平添了一分对一个革命战士的景仰。为此凡他在支部生活中的发言我都会认真、仔细地去倾听。一年之后院系调整，他分到了南京工学院工作，而我在南京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因为他跟冯世昌比较熟悉，有时来我们家中，但接触并不多。
与他变得熟悉起来是在两次住院期间。
第一次是1986年，我因工作疲劳而视力突然下降，不得已而去钟山疗养院暂作休养，那时，焜焘同志也因糖尿病而住疗养院。我们住在一幢楼内，他住一楼独居一室，我则住二楼，每次我要去就餐或去室外活动都必须经他的居室，开始一段时间由于与其他的病友们不太熟悉，他是我很少的相识者之一，走过他的房间不免要在他房中小坐片刻，跟他搭个话儿，聊聊家常，但每次去时都只见他案头堆满了资料，全神贯注地在那里写稿，有时夜很深了，走过他的房间还见灯亮着，想必是还在挑灯夜战。平时疗养院内组织的体疗、理疗，以及病友们的晨练、散步，也从不见他的踪影。其实当时他多年患下的糖尿病已经发展得不轻，但他的生活和工作却丝毫也不像个病人，他的工作时间倒是比一般健康的人还要长得多。一次我禁不住地劝他：老萧，你是个病人，是来住院疗养的，怎能这样劳累？他却笑着回答，在这里比在家里工作效率高，能集中精力完成他的书稿。听他这么一说，倒是让我不敢再在他房中驻足聊天了。我体会到“时间”对他这样的人是多么宝贵！我了解他是那种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学术的人。从此对他，我又产生了另一种景仰。
第二次住院是在1990年初，我突发心脏病住工人医院干部病房。住院第二天在病房餐厅又遇到了老萧这位“老病友”。他当然是因为糖尿病病情加重而被“请”进来的。其时，不仅他的尿糖“+”数增加了，而且腿部的脉管炎也随之发作，行走都有困难，可想而知病痛对他的折磨已经不轻，但是他却依然故我地把病房当书房，将自己整个地沉浸在学术的追求之中。每遇到他，谈的不是病，不是家事、人事，而只是他心中的黑格尔、康德……对哲学我完全是门外汉，对他所谈的，我虽不甚了了，但却也多少领悟到其中一点智慧的火花。与他交谈，常恨自己懂得太少，也许正是从这时起，我的视野开始不再驻足于教育学科本身，而总要去探寻各种教育理论和教育现象之中的哲学奥秘，在这方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其间我从冯世昌和其他人口中更多一点了解了老萧，更多地了解了他的经历，他的学术根底，最主要的是他的学术人品。焜焘同志在哲学上的探索有他自己的独立的见解，独特的观点，实际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流派。在长期的学术探索中他从不媚俗、不趋风，为了坚持他所认定的真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与一时普遍认之为绝对权威的思想与观点相抗衡。我能体会到他在一定时间内所遭遇到的种种压力，而他却从未丧失一名学者所应具有的独立人格。这在特定时代中的中国又是何等可贵！由于有了这层了解，对于他我又产生了新的景仰。
就是从第二次我们在医院相遇开始，我下决心要让我的教育学原理研究生们能够在他的门下学习他的学术、他的智慧、他的学术人格。虽然知道他健康不佳，又身兼几职，正在从事的学术课题又多，但还是忍不住向他开口请求他为我们的博士生们开设西方哲学流派的课程。我坚信在他的教导和熏陶下，学生们一定能得益匪浅，一定能使他们对教育学的探究扎根于更深的哲学基底之中，同时也能更深地领悟一名学者所该具有的品性。向他提出这一请求时，开始我认为也许这只是一种奢望，因为我们的学生们的哲学功底一般都差，请老萧这样的哲学大家为他们上课，是不是有点“杀鸡用牛刀”？不料我一开口他就欣然允诺，他说他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并且很快提出了他的讲课计划。从此，先后共六届教育学原理的博士研究生们得到过他的教导。每一位听他授过课的学生在谈到萧老师时无一不对他怀有敬佩的心情，敬佩他的学术渊博，敬佩他学术观点的独特，敬佩他对学生们循循善诱、热情关怀，敬佩他的人品……他们和萧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他们常为萧老师的健康担忧，有的还为他找大夫，觅药物。我想这也是以真情换来的真情呀！说真的，我可以从每位听过他课的学生的谈吐中、讨论中、作业中、论文中发现老萧的思想踪迹，在他的熏陶和感染下，我们南师大教育学原理的博士生们对哲学学习总是情有独钟。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焜焘同志对我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所做出的贡献时，总忍不住热泪盈眶。他热情地为我们尽了六年不取报酬的义务。1998年初他病情加重，腰疼得直不起来，我和世昌去他家中探望他时，他还提出愿意为学生们继续上课，只是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这样做，只能忍着眼泪劝慰他，等他身体好些时再让学生们来上课。一直到他去世前七天，我们去医院看他，他还是深情地说，他喜欢我们的学生，现在虽然视力不济，但还是可以跟他们讲些什么的。听着他发自内心的愿望，我的泪水不禁潸然而下，为了照亮他人，他完全不惜把自己的全部化为灰烬！
小年夜我们最后一次探望他，他还一定要把我们送出房门，他拄着拐杖，倚在房门口还和我们长谈他的梦、他的散文、他的未竟的《精神哲学》和今后的打算……我们为他身上所燃烧的生命热情所感染，的确是怀着很多美好的愿望离开他家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更加长寿，为了他未了的心愿，为了中国哲学的繁荣，也为了年青一代能再得到他的泽霖……殊不料七天后却传来了噩耗，他悄悄地走了！
焜焘同志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见不到他的笑颜了。但是，焜焘同志却又留下来了，留在他的那些沉甸甸的、自成一家的哲学著作中，留在每个门授弟子的思想、智慧与人品之中。他用他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是永远生存着的学术生命。
从他的身上我再次悟到了什么是“永恒”！
1999年6月于剑阁路寓所
*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