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下来我们看看《古今学变》中描述的学术史的大趋势以及唐虞三代与其后到底有如何差异。

东涯认为，周公以前有德者有着相应的社会地位，教化都是通过制度进行的，没有必要说“道”，也就是说实现了“治与道一，政以德行”。然而，其后，有德者在民间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只能通过私人讲习何为“道”。其时需要用语言来进行表述，所以出现了各种表示德行的概念。但是，这些还没有丧失“应事设教”的灵活性。

然而，到了汉代，当世制度与先王之道之间出现区隔，传承先王之道的经典成了儒生的“专职”，世道变成了“治之与道，岐为二途”的状态。这种与现实出现隔离的学问逐渐僵化、内心化，一味追求以五常为代表的不变本质注41。

我们常说仁斋的《语孟字义》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上面提到的《古今学变》的学术史观还让我们联想起章学诚（1738～1801）的理念。

上述周公以前以后的相关讨论源于韩愈“原道”的“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章学诚也在《文史通义·原道下》引用了这一段话，认为上古“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文史通义·原道中》），“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文史通义·原道中》），其后，“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师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文史通义·史释》）。这种观点与东涯的从“治与道一，政以德行”向“治之与道，歧为二途”转变的讨论相通。

或许可以说，这种见解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追寻源流的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兴趣。章学诚认为校雠的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讐通义·序》），《古今学变·序》中也有“通览源流之所自”的话。话虽如此，他们并没有奢想回到原点，《文史通义》中数次出现“势之不得不然”“势之不得已”之类的话。学术必然会随着时代而改变，人类应该明白自身在历史当中的位置和局限性。无论是东涯还是章学诚，两者都没有偏重于汉学或者宋学的任何一方，之所以如此，大概就是基于如上观点注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