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促进儒家思想海外传播，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鲁东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定期出版《东北亚儒学研究丛书》。每年年初，结合学界研究热点与专职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拟定研究院当年的总议题，至当年12月底，将相关研究成果编为合集，次年3月出版。2018年出版《东北亚儒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儒学的现代意义与汉字文化圈的复兴》和《东北亚儒学研究丛书》第二辑：《东亚儒学、人文学的新视野》,2019年开始每年上半年出版。

鲁东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11月，从国别研究对象而言，主要以日本、韩国、朝鲜三国为研究对象。东北亚研究院主要依托“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项目”（朴银姬，“儒学的跨文化传播”，2016年，项目批准号：TSQN20161044），加强平台条件建设与硬件条件。2017年6月，教育部下文公布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山东省属高校中，东北亚研究院名列其中。东北亚研究院的总体目标是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服务国家及山东省发展，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及对海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人文教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反观我国近年来在这些方面的缺失，为我国国家治理和人文教育等提供咨询意见，向新型智库方向发展。

东北亚研究院，其根本目标是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以东北亚研究专家团队为主体，整合校内多院所研究力量，联合国内外相关高校、研究机构、文化交流协会，通过校校联手、院院协同的方式，对东北亚地区的儒学研究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交叉研究。同时，全面提升对东北亚区域儒学研究的深入探讨，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进一步推进“应用型、有特色、国际化”的“教学研究型研究中心”建设，以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思路、国际化合作引领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使该研究院成为东北亚地区引人瞩目的区域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北亚研究院的科学研究水平快速提升，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通过组织儒家文化课题研究、跨文化课题研究，扩大学术研究声誉，切实提高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创新能力。根据东北亚文化比较研究的需求，根据现有的学术研究基础，在具体建设过程中，东北亚研究院坚持循序渐进、突出重点、凝炼特色、国内外科研资源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共时性、历史性复合研究，坚持以课题组队伍、以研究出品牌、以学术凝特色，专兼职结合，开放流动，促进东北亚研究院的国际化发展能力、学术水平、研究规模稳步提升。

研究院目前拥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有8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1人，皆毕业于国内985高校、海外著名高校，5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近年来，研究院专职人员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国外科研项目有20多项，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著作20多部，科研经费200多万元。同时，研究院又从日本和韩国著名高校吸纳不少著名专家作为兼职人员，目前在校内外聘请的兼职研究人员有18人：

山田贤（千叶大学副校长）、李成市（早稻田大学董事，朝鲜文化研究所所长）、江藤茂博（二松学舍大学董事，文学部部长）、牧角悦子（二松学舍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町泉寿郎（二松学舍大学文学部教授）、内山直树（千叶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井上厚史（岛根县立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张源哲（庆尚大学庆南文化研究院院长）、宋浣范（高丽大学GLOBAL日本硏究院副院长）、禹景燮（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教授）、李花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俊（浙江工商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李文哲（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士彪（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成良（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辛炫承（圆光大学东北亚人文社会研究所教授）、李英子（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申慧玉（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团队成员多拥有跨学科的教育背景，包含人文社科中的绝大多数学科，可形成较强的学术合力，力求打造国内外知名的东北亚儒学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高层次的人才团队。

今年出版的《东北亚儒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分两编、十四篇文章，以“儒学的现代意义与汉字文化圈的复兴”为主题，分别从儒学的过去与现在、汉字文化圈的过去与现在两个密切关联的、互为实现手段的视角出发，以影响论、效果论、关系论为研究视域，从现当代中日韩朝比较文化研究层面，探讨儒学对日韩朝社会治理的实质性影响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以期为我国社会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谋求借鉴对策。儒学东传，经过长期的“日本化”“韩国化”，从而形成了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儒家思想对日韩的影响或是潜移默化的隐性化过程，或是较突出的显性表达。本研究主题的学术价值在于如何正视中日韩朝儒学的现代性和时代性，如何理解东亚人文学的新视角，如何将这些借鉴意义反馈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在对比研究中取长补短，促使本研究内容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共收录了六篇文章。首先，朴银姬高屋建瓴地从理论角度出发，在《儒学的现代意义：基于中日儒学的现代形态与理论背景的思考》中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国儒学研究的历程及特点，在此理论背景下从（1）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2）“个体”含义，（3）从多元主义价值观角度出发来探析中国儒学的现代形态。其后通过与韩国儒学现状相较，强调包括儒学在内的思想“日本化”问题，并从日本企业文化、管理观念、日本家庭教育的人伦道德理念三个角度出发分析儒学日本化的具象表现。最后指出，在探索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的关系时，不仅要依据概念、判断、推理进行逻辑评价，还要依据其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历史经验的评价，提出儒学的现代意义具有和谐性、导向性、学术性、日常性四个特点，认为今后儒学研究必须注重现代儒学的文化责任、对儒学现代性的深层思考两个层面。第一编接下来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朴银姬文中提到的儒家思想的历史维度、变迁特征及具体例证展开的。内山直树以日本最初的完整儒学史著作——伊藤东涯的《古今学变》为分析文本，认为在儒学教义会随着时代变化的观念并不普及的文本成书时，《古今学变》明晰了古今儒学的变迁过程，质疑儒教教义不变说，在当时是开辟性的著作，高度评价了它的历史性。牧角悦子在《儒教在日本——其发展过程和特征》一文中梳理了日本接受儒教的历程，并以池田光政和他建立的闲谷学校以及龟井南冥的《论语语由》为例来分析儒教的多面性在日本的特色性发展以及儒教理念被高度净化的形式。同时以有关女性在电车上化妆的看法为例，在文章最后指出朱子学的价值观依然作为前近代性的遗存存在于现代日本社会中。

在如上三位学者从理论与历史角度出发对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历史性进行宏观分析之后，王爱亭与张广村分别提出了两个具体案例来讨论儒家思想在现当代的潜在意义。王爱亭从《通志堂经解》收录的本子的特点着手探讨其价值所在。认为《通志堂经解》收录了大量罕见著作，对于宋元经学文献的保存与流布，以及宋元经师研究成果的汇集与传承意义重大。另外，清代丛书刊刻发达是清代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通志堂经解》作为清代第一部大型丛书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同时，作者还指出了《通志堂经解》存在的体例方面的不尽严整与收书方面的门户之见等不足。张广村以《礼记·大射仪》和《习武序》为中心，挖掘多被人忽视的古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学之重要性，认为在当今的儒学重构思潮中很有必要重申武学在儒学教育体系中的教化意义，即正身心、习礼仪、建功业、体大道。

在东亚思想史讨论中，日本为何在明治时期迅速转变为近代国家、在昭和前期异变出法西斯军国主义是东亚学界的热门话题。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绕不开丸山真男的辨析。在本编最后，商兆琦首先介绍了丸山分析的起点、方法及论断，之后又以平石直昭的评述为核心介绍了围绕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展开评判的几家学说，最后评述丸山学说的价值在于深刻把握住了朱子学、仁斋学、徂徕学和宣长学的各自性格及内在结构特点，重塑了近世日本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寻找各学派之间思维的内在关联，探寻近代思维的萌芽，追问了牵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即“近代性思维”的形成与确立与“人的近代化”的关系问题，是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起点和坐标轴。

这一编明晰了儒学在中日韩等东亚各国的发展历程，以案例为媒介阐释了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所在，并从理论高度分析了今后儒学研究的思考路径与维度。

第二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共收录八篇文章，李成市、张源哲、町泉寿郎、宋浣范、金俊重点探讨“东亚世界论”“东亚汉字文化圈”“大同世界”等“东亚命运共同体论”产生的历史渊源及今日之可能性，其后又有以文字、汉文为核心的三篇实例论考。

首先，李成市在《“东亚世界论”的构想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中介绍了作为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基础性理论的“东亚世界论”的概要、提出的历史背景、局限性和意义，指出东亚世界论的构想源于战后日本人面临的危机，其产生与当时的日本与亚洲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是日本“一人”提出的理论，所以即使都是东亚世界论，也不能忽视韩国、中国在思考当今东亚世界的时候应该与哪一段历史进行对话的问题，必须与东亚地域内的他者进行对话。东亚各国之间虽有较大差异，但是在解明当今东亚各国面临的问题群的共通性时，“东亚”这个研究框架有着特别的意义。李成市的观点完全呼应了本辑的主题，即强调在宏观比较视域中考察儒学的发展及现代意义。张源哲在《浅析东亚汉字文化圈空间的形成》中介绍了“小学”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地区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小学”由兴至衰再复兴的过程。町泉寿郎在《日本汉学的过去与现在》中指出，我们经常认为19世纪是“汉学”让位于“洋学”并开始衰退的过程，但实际上却是中等教育中的“汉文”作为有关于言语道德的教学在逐渐渗透的历史过程。甚至从某一方面来看，通过近代化的发展，儒学的教养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与西洋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最终被一般大众所接受。但是，现在日本人生活里的儒教要素在急速消失，儒教、汉学素养低下，认为在重拾传统之前，应该首先确认的问题是19世纪以来的学术传统是否仍在发挥作用，或者已经断绝或背离了初衷。宋浣范在《儒教的接受与共同文化圈的成立》中首先探讨儒教和儒学术语在东亚的使用情况。接着通过儒家典籍、《论语》和千字文习书中出现的典籍木简，考察古代韩国和日本接受儒教的状况。最后，分析通过接受汉字和儒教而形成的“汉字儒家文化圈”认为，因为儒教具有更强的学问性特征，所以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儒教没有超越佛教，但它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儒教将有助于确立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与如上几篇重点论述日韩“东亚世界观”的文章相呼应，金俊则以中国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为中心，探究中国近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国与共同体意识。通过人类在大同社会所经历的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描绘，认为大同社会儒家式理想国具有社会进化论与东亚传统大同思想融合统一、鲜明的近代性等特征。同时，分析康有为的共同体言论，揭示其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和谐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亲和性的特点。通过探究康有为的共同体意识，弄清其对现阶段我们所追求的共同体有何指导意义。

具体到案例层面，文渊阁是明代内府的重要藏书之所，阁内藏书的情况基本可以反映出明代内府的藏书概况。因而，文渊阁的藏书目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明代文渊阁有南京与北京两处，文渊阁的建制、功能与藏书情况亦随时代、时局的变化而历经变迁。孙蕴就详细考察了明代著录文渊阁藏书的书目之一《文渊阁书目》的建制及功用，纂修过程及作者、版本、编纂体例，包括分类特点、著录特色在内的著述特色以及后者对于它的评价。全香兰、闵丙俊以谚解类书籍为研究对象，对朝鲜时期中国典籍译著的产生背景、类型以及翻译形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总结谚解类书籍对韩国的语言、文化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参考。江藤茂博在《近代日本的高等教育、学问形成与汉学以及财界人士——兼论涩泽荣一、根津嘉一郎》中阐释了近代日本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帝国大学与富商创办的学校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比较涩泽荣一和根津嘉一郎的汉学观分析近代日本汉学的变迁原因及学问形成特点。这三篇例证论文都重在分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及其经由传播、消化、融合对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产生的影响。

通过如上第二编的理论分析与案例探讨，东亚各国的文化主体性的形成过程及互动、融合过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我们对于东亚社会的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的可能性有了宏观认识。

由此，通过两编十四篇文章的论述，东亚、东亚儒学、东亚命运共同体等学术概念揭开了神秘莫测的面纱，成为可以了解感知、可以近距离观察、掌握、充分运用的文化资源，成为东亚社会互动与融合的绝佳媒介，为21世纪东亚地区的深入文明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与优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