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儒学的现代形态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是以社会的综合发展和综合进化为基础，是以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为目标，它的任何一个发展层面与构成要素都是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儒学的现代形态有自己的价值规范，如，个体、权利、自由、博爱（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平等、民主、法治、宪制、共和等，这些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现代价值。在探索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的关系时，不仅要依据概念、判断、推理而进行逻辑评价，还要依据其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历史经验的评价。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时，首先考察相关研究的理论背景；其次考虑儒学和现代性的关系；再次探索儒学的现代形态的诸要素；最后考察儒学与不同层次的社会诸要素，如，经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本文没有涉及第四部分的考察，这是今后要补充完善的研究内容。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和“社会”，这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在这永恒的课题上儒学建立起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体系、道德学说及社会秩序。针对“人”“社会”问题的思想在全世界不分国籍而存在，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儒学思想的跨文化传播更加广泛和深远。就近五年世界儒学大会的主题和分议题而言，国际儒学界重点关注儒学的当代价值及现代性转化。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分为“儒学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儒学与当代政治和国际关系”“儒学与不同文明的对话”“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儒学与世界和地区和平”几个分议题。2015年，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分为“儒家思想的当代哲学使命”“儒学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礼乐文化与社会道德”“儒家思想与公共文化空间”四个议题。2017年，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儒家话语下的宗教与信仰”“儒家伦理与人类的共同价值”“儒家思想与个体价值”“礼乐文明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代路径”。在当今时代背景和国内外儒学研究状况下，进行对儒学现代性的探讨，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文认为儒学的现代意义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和谐性。孔子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儒家思想中蕴含很多关于和谐的理念，纵观儒家思想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自身的三重和谐统一，从此借鉴其精华并做出适应时代精神的发挥。儒家思想的爱好和平与追求和谐的精神、包容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理念、注重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对当今世界有巨大的正面影响。

二是导向性。借用儒学的导向性意义可以探讨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如何面对特定时代、社会的变化和挑战，提出符合特定时代处境的新课题，从儒学的新视角对当今世界和人类境况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儒学着眼于人性中的光明面，立足于内在性和潜在性，从人性中寻求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儒学的价值取向，从修身讲起，推己及人，进而讲到齐家和治国，最后指向“平天下”。这种和平主义取向，在历史上曾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在当今时代则可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三是学术性。指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当代学术价值与理论导向，可以探讨如何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厘清儒学概念的意义及演变，研究儒学在不同时代与社会制度的联系，澄清儒学的思想特质与价值方向等问题。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儒学研究与古代儒学本有的学术研究传统是有其接续关系，就“作为学问（哲学）注27的儒学”而言，人文学科提供了现代知识分子进行儒学研究的基本场所，即儒学在现代建制中传承发展的一个平台。

四是日常性。儒学是一个历史上包容甚广的传统思想，现代的儒学（主要指当代新儒家）已没有生活基础，它主要以哲学的形式建构理论体系，但儒学的现代出路应该在于生活中的日常化和习惯化，唯有如此，儒学才可以避开建制而重新产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在近代以来，儒学的存续也仍然与现代建制性条件相关，就儒学的核心部分即哲学思想而言，其存续主要依赖于讲学和传承。根据其思想推论，只要儒学不止于哲学论说，只要儒学不止于学院化讲学，而把儒学的传布转向民众生活伦常的重建，儒学在现代仍然是有出路的。古代社会传布给民众的不是儒家精深的义理，而是一般的价值。因此现代社会的儒学价值，只要不全是以精妙高深的形式出现，通过适当的普及方法和传播手段，自然仍可能传布给民众。

20世纪的儒学研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表明这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西方文化的挑战，只有在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其目的是为儒学研究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现代儒学如果不能吸取西方哲学以发展自身的哲学维度，就不可能在整体上、根本上回应西方思想的挑战，巩固儒学的生命基础与发展平台。对于儒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真正的自觉意识，才能回应世界范围内儒学研究的挑战。经过明清以来儒学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发展经验，为了面对当代市场经济转型时代对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需求，儒学研究不能仅存在于大学讲坛和书斋里，不能止于“作为学问（哲学）的儒学”，而必须结合当今社会的精神需求，同时发展“作为生活（文化）的儒学”，使儒学深入百姓生活实践中，这是现代儒学研究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今后的儒学研究必须注重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儒学的文化责任；二是对儒学的现代性的深层思考。复兴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任务，它既起因于现代性，又是对现代性所造成的现代与传统断裂的回应。中国的现代性不足虽然与西方相关，且多以西方为参照，但无疑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因此，重建儒家思想并不仅出于表层的道德规范的制定，更为关键的是须在深层重建道德的形上根基，即道德的生存基础。所谓生存基础是指支撑某思想、现象和理论存在的条件。事实上，儒学与其他社会理论一样，其生存基础主要是指儒学要被广大思想家建设性地研究，要被民众所接受和具体运用，才有保存和传承的可能。儒学是发展中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一种文化，但它的传承、实践、创新和与时俱进都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不同现象推动的。从思想发展规律而言，任何思想都首先是被特定时代的“知识精英”所创立和掌握的，然后通过他们及其继承者向社会民众进行传递和普及。儒学是一种“传统”，又是一种“现代”；是一种“学问”，又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理”，又是一种“势”。当今社会，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并且其现代化不仅是一种学问上的追求，而且是一种历史事实。

本文系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儒家思想对日韩社会治理的实质性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