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今天，一说到“理论”，人们几乎总会想到逻辑性、客观性、可验性、系统性等特征或要素。当今意义上的“理论”极可能译自英语单词theory，而theory又源自希腊文theoria。theoria原意为所看到的东西或情景，可引申为“看法”或“认识”。本书取名“钱锺书译论译艺研究”，其中“译论”二字即主要指相关当事人对翻译的看法或认识。

一段时间里，学界普遍认为钱锺书并无多少翻译理论。《围城内外》认为：“钱先生的全部翻译理论，可以用‘诱’（或‘媒’）‘讹’‘化’三个字来概括。”《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也认为钱氏译论仅有“化境”和“出原著头”。究其原因，这与人们对钱氏译论文献的掌握不全或密切相关。举例来说，《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认为钱锺书的译论文字“只有《林纾的翻译》一文和《管锥编》中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片段”，而《翻译论集》和《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文献也仅比《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多收录《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事实上，钱锺书对翻译多有论述。除开上述文献中所罗列或收录的文章，中文类文章至少还有《论不隔》《英译千家诗》《〈围城〉日译本序》以及《天择与种变》（译文）末所附《译余赘语》和《补白》，英语类文章则至少包括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Critical Notice III，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此外，在致郑朝宗、傅雷、宋淇、夏志清、许渊冲、罗新璋、张隆溪、周汝昌、黄裳、许景渊、李景端、何新、林子清等人的信函中，钱锺书也有相当数量的翻译言论。值得补充的是，钱锺书论述翻译的时间极早，从现有文献看，他在就读初三时即已涉笔翻译，而且提出了应避免“失真”和“保存原文风味”等重要理念。

阅读相关文献可以发现，钱锺书的翻译理论并不少，所涉论题也非常宽泛，仅《林纾的翻译》一文便至少涉及翻译的定义、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境界、翻译的功用、翻译的方法、翻译的特点、翻译的文体、可译性、译者地位、译者伦理、译者主体性、译本出原著头地、翻译与创作之关系，等等。怀着查漏补缺之初衷，本书对钱锺书的以下主要翻译理论尝试进行探讨或跟进：翻译的界定，翻译的本质属性，“化境”译论，诗歌翻译思想，翻译批评，等等。从这些探究中，人们还可感知到钱氏翻译理论的周密与价值。以诗歌翻译研究中的选材为例，钱氏即有这么一些意见：宜采信权威版本；唯“恶”诗之务去；宜选择“大诗人”的“好诗”；宜译介“好样品”和“最高尚的人物和东西”。即便是放到今天，以上观点也并不过时。

关于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学界时有争论。在钱锺书看来，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无疑是艺术，这从其笔下的“艺业”（即英语art，钱亦译作“术业”）“艺术化的翻译（translation as an art）”“翻译者的艺术”等表达中不难缕出。钱锺书还曾使用“译艺”二字，从相关语境来看，它主要指翻译实践。本书标题中的“译艺”二字亦即翻译实践。借用“译艺”之说，原因之一是钱氏不少译文已臻艺境，可与原作并传不朽。

客观而言，钱锺书没有什么大部头的翻译作品。就翻译实践而言，钱氏工作量最大的是参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工作，其次是与人合作翻译32位外国理论批评家论“形象思维”之资料（大约3、4万字）。钱氏独立翻译的作品以零星文章（片段）居多，主要包括威尔斯《天择与种变》、海涅《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德·桑克提斯《三论》、古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史记》里叙述埃及古王拉姆泼西尼德斯的一桩趣闻（据英译本转译）、马太奥·邦戴罗《短篇小说集》。

关于钱锺书的翻译实践，学界曾有如下评说：“所译语种之多，文体之众，笔力之高，人所难及”。从这句话来分析，钱氏翻译实践可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如语种、文体、笔力等。自然，有关研究也还可从其他角度切入，比如，对某部著述里的翻译进行个案分析，恰如陆谷孙所示：“钱先生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有余。”本书对钱锺书翻译实践的研究主要以原文题材或文类为线索，具体包括诗歌的翻译、名言的翻译、政论文献的翻译、术语及名称的翻译，等等。

笔者对钱锺书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研究已有些年头，可始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果来，殊为惭愧。为了结题相关科研项目，也为了对多年的学习暂时有个交代，兹将拙稿（含附录文章3篇）先行出版，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