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写作与润色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锺书曾明确指出：“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注413不难看出，在钱氏心目中，翻译与写作之间是有分界线的，不能随意僭越。不过从引言末尾一句来分析，钱氏其实又间接承认翻译中是允许有“写作”的，只不过这种“写作”应该是“适当的”。

翻译史告诉人们，诗歌翻译实践中改译为写的情况时而有之。回顾一下上文，有关论者在讨论诗歌翻译时，有一种方法可以纠偏“逐字狠蛮对翻”，即他人在翻译维吉尔《牧歌》第三首第64—65行时所采用的“拟希腊旧什而作”。在钱锺书看来，上述方法“兹数语直是夺胎换骨，智过其师，未宜仅以移译目之”注414。换句话说，根据原文“作”译文不仅是可以的，其译品还可能因此而出彩。在钱锺书看来，董恂所译《人生颂》也是“译者根据、依仿原诗而作出自己的诗（nachdichten，umdichten）。不幸的是，他根据的并非郎费罗的原诗，只是威妥玛词意格格不吐的译文”。注415在《谈中国诗》一文中，钱氏把话说得更直白：“《人生颂》先由英国公使威妥玛译为中国散文，然后由中国尚书董恂据每章写成七绝一首。”注416类似做法，国外亦有之。比如，一般人多认为庞德曾将《契丹集》（Cathy）译成了英文，可钱锺书认为，庞氏分明也是在写：“（他）大胆地把翻译和创作融贯，根据中国诗的蓝本来写他自己的篇什。”注417余光中也认为：“庞德的好多翻译，与其称为翻译，不如称为‘改写’‘重组’，或是‘剽窃的创造’。”注418值得一提的是，庞德本人其实也承认自己在翻译中“喜欢改写”，“好像不知道原文的词句，要译出原意”注419。古希腊大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史记》中叙述了埃及古王拉姆泼西尼德斯（Rhampsinitus）时的一桩趣闻，后来，海涅将上则趣闻采作诗料并将其“改写”成“拉姆泼森尼脱王登宝殿”诗。经过改写，诗歌发生了变化，比如：“结尾婉而多讽，说那个贼驸马爷继承了王位，在他的统治下，盗窃事件极少发生（Wenig，heisst es，ward gestohlen / Unter seinem Regimente）。”注420对于如此结尾，钱锺书评述道：“这对希罗多德的原文也许是画蛇添足，但在海涅的改写诗里正是画龙点睛。”注421顺便补充一句，上文提及的《白玉诗书》虽然也名之为译，其实也是依傍原文的大胆改写，恰如有关论者所言：《玉书》是“取一勺饮，浇胸中块垒，或取一意象，加以渲染，表达新的诗情，创造新的形象。……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创作，至少是改写而非翻译，是由女作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注422

从钱氏有关文字来看，诗歌翻译中的“写”或“作”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依仿原诗”或“根据中国诗（即原作）的蓝本”。也许，在钱锺书的心目中，只有这类“写作”才是“合适的”。有一点值得补充，即对于上述“写作”，钱锺书有时也谓之“润色”，《管锥编》中的下句话可以佐证：“‘欧罗巴人长友诗’实即美国诗人郎费罗之《人生颂》；英驻华公使威妥玛汉译为扞格不顺之散文，董从而润色以成七言绝句。”注423从本句引文来考察，“润色”与翻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二者是紧密相连的，恰如钱锺书所说克洛岱尔曾“润色重译”《白玉诗书》中的17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