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锺书论翻译

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曾经表示：“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的多义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注3有人指出，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即曾“以一连串的术语带出‘翻译’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注4。《林纾的翻译》中“翻译”这个概念的多义性其实就体现在引出该概念的那“一连串的术语”本身，即“诱”“媒”“讹”“化”。威氏所谓“翻译”的多义性是否包含了“诱”“媒”“讹”“化”等，不得而知。在平时，人们说“翻译”是个多义词，主要是说它可同时指代翻译主体、翻译行为或过程、翻译产品、翻译行业等多层意思。翻译产品和翻译行业的意思不言自明，下面对钱锺书笔下表示主体和行为动作意义的“翻译”简作钩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什么是翻译”，并非为“翻译”寻求严格意义上的定义，更多的是对“翻译”的不同意思进行爬梳。

我国早在周代已有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比如，《礼记·王制》中有言：“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注5本句引言中有“言语不通”和“通其欲”等表达，这既说明了翻译诞生的必要性，也揭示出翻译应该具有的作用。在论及翻译人员的职责时，钱锺书曾说：“夫‘译’一名‘通事’，尤以‘通’为职志。”注6“达其志，通其欲”或许正是“译”被叫作“通事”的缘故。遗憾的是，“通”之职志并不容易实现，恰如钱锺书在《焦氏易林·乾》中所述：“道陟石阪，胡言连蹇；译瘖且聋，莫使道通。请遏不行，求事无功。”注7为便于和加深读者理解，钱氏为这两句话写了按语，他说：“‘胡言’者，胡人之言，即外国语，非译莫解；而舌人既聋且哑，道心之路榛塞，得意之缘圮绝。徒居象寄狄鞮之名，全失通欲达志之用。”注8至此，钱锺书先后点出了我国翻译史上对翻译主体的六种称谓——“译”“通事”“舌人”“象”“寄”“狄鞮”。在钱氏看来，不论唤作什么名称，“通其欲”“使道通”始终是翻译人员的本职工作。现实中的译者往往才疏学浅，其对“通欲达志”每每徒唤奈何。对此，钱锺书辄生感慨，即便是引《渐》中有关文字（即“鸟飞无翼，兔走折足，虽欲会同，未得所欲。”），仍不忘捎带一句：“正如《乾》之‘译’为通华夷两家之邮者，而‘瘖且聋’也。”注9

关于表示行为动作意义上的“翻译”，其实应同时包含“翻”和“译”这两个表述。什么是“翻”呢？钱锺书曾建议人们“参看”爱伦·坡（E. Allan Poe）的《书边批识》（Marginalia），内中说，翻译的“翻”就是“颠倒翻覆”（turned topsy-turvy）的“翻”注10。爱伦·坡的上述解读与国人对“翻”字的理解颇有相似甚至相通之处。《说文新附》里说：“翻，飞也。从羽，番声”。苏轼还曾把“翻”字写作“飜”，将鸟类藉羽翼而翻飞于长空之情状表现得活灵活现。注11除了可以表示“颠倒翻覆”和“翻飞”，“翻”字是否还可表达其他类似或不同之意呢？钱锺书曾串通中外两个比喻，他说：“塞万提斯谓翻译如翻转花毯，仅得见背（el traducir de una lengua en otra...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s）；可持较（校？）《高僧传》三集卷三：‘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注12引言中后一意见源自赞宁，对赞宁的有关说法，钱锺书有诠释如下：“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注13而对于赞宁和塞万提斯有关比喻之使用语境及二者之异同，钱锺书也有注解，他说：“赞宁在论理论著作的翻译，原来形式和风格的保持不像在文学翻译里那么重要；锦绣的反面虽比正面逊色，走样还不厉害，所以他认为过得去。塞万提斯是在讲文艺翻译，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差得很远，所以他认为要不得了。”注14上述引文中有“翻转地毯”一说，值得补充的是，“翻转”二字也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意义上的翻译，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一序》中即有如下文字：“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胡汉。”注15

什么是“译”呢？对于这一问题，钱锺书引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翻译的一节训诂道：“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注16与此同时，他又参考南唐文字学家许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中有关文字：“译者，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囮者，诱禽鸟也，即今鸟媒也。又化也。”在此基础上，钱氏作结道：“‘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注17钱锺书不仅指出“译”“诱”“媒”“讹”“化”等字眼一脉通连，还曾将中文之“囮”与西文之“逆”冶于一炉，他在一则日札中写道：“余读《说文》至《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尝叹洨长真圣人，殆遇知‘Traduttore traditore’。”注18一般人是难以入钱锺书法眼的，可他竟称许慎为“圣人”，足见其对“囮，译也”这一意见的首肯。在论及道安“五失本”译论时，钱锺书又推衍说：“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他并引英国作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话佐证道：“误解作者，误告读者，是为译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注19如果说“译者，传四夷及鸟兽之语”是人们对常规意义上“译”的描述，“囮”“误解”“误告”等应该是就“译”的某些本质属性了。

上文提到过钱锺书对赞宁翻译比喻的引用，但引文不全，赞宁《高僧传》卷三《译经篇·论》中那则比喻还提到“翻”和“译”两个字首度连用的问题，有关文字如下：“懿乎东汉，始译《四十二章经》，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尔。由是翻译二名行焉。”注20也就是说，自那之后，“翻”“译”二字便联袂而用了。对于“翻译”这一概念，钱锺书不曾直接定义，但从《林纾的翻译》一文可看出他的基本认知，诸如“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以及“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注21可以看出，有关表述主要是从语言角度观照翻译。事实上，翻译总是或首先跟语言文字相关。钱锺书曾讲述这么一则译事：“德译Ulyssses被认为最好，我十年前曾承西德朋友送一本，我略翻了一下，但因我德语不精通，许多语言上的‘等价交换’（equivalence，不扣住原文那个字的翻译，……），领略不来，就送给人了。”注22无独有偶，叶君健谈《尤利西斯》的翻译时关注的也主要是语言，他说：“中国只有钱锺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锺书能边译边造汉字。”注23在回应叶君健的上述看法时，钱锺书间接表达了他对“翻译”的某些思考，他说：“承叶君健同志抬举，我惶恐万分。Ulysses是不能用通常所谓的‘翻译’来译的。”注24“通常所谓的‘翻译’”都是什么样的翻译？钱锺书曾分析中西文评之不同，指出：“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注25他接着说：“从比喻的‘比’字，望文生义，我们便推想得出平行的二元性；在拉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注26白纸黑字，在钱锺书心目中，通常意义或今人常说的“翻译”即拉丁文里的translatio。Translatio又具体何指？据查，该词源自 transferre的完成被动分词translatum，transferre中的trans 表示“横越”（across），ferre表示“携带”（to carry或to bring）。换句话说，translatio指的是“带过去”（carrying across 或bringing across）。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英语里的metaphor（隐比、隐喻）的希腊字源为metaphora，也表示“带过去”（to carry over）或“转移”（to transfer）。《尤利西斯》有“天书”之称，它无论如何难以轻易地“带过去”，而要“转移”成与原文迥异的中文，或许只有诉诸非常译。如果说“带过去”是“翻译”的原初意义，“改变”或“变化”则是其引申意义。《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一景，昆斯（Quince）见到自己的伙伴巴顿（Bottom）遭魔术禁咒而被套上驴首时惊叫道：“Bless thee，Bottom! Bless thee! Thou are trans-lated. ”有论者指出，“此处的translated可说是‘改变’之意的最佳示范”注27。钱锺书对上句英文的中文解释是“天呀！你是经过了翻译了!”注28从相关上下文来看，钱氏解释文字中的“翻译”其实也是改头换面之意。“翻译”蕴含着“改变”，是否也意味着某些不变呢？钱锺书曾引19世纪德国希腊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 Wilamowitz-Moellendorff）《什么是翻译？》（Was ist Übersetzen?）中的话说：“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注29经查，钱氏上述表达系节译，维拉莫维茨原话如下：“质言之，存其魂灵，易其肉身：翻译之精义乃灵魂转注。”（Noch schärfer gesprochen，es bleibt die Seele，aber sie wechselt den Leib: die wahre Übersetzung ist Metempsychose.）注30从“存其灵魂，易其肉身”来看，“真正的翻译”是有变而又有所不变的，这与钱氏笔下的“化境”译文（“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正相契合。

值得说明的是，除开“翻”“译”和“翻译”，钱锺书文字中还有一些字眼也可表示行为动作意义上的“翻译”。比如，张德彝当年出使英国期间，曾将讽世预言书《格列佛游记》视为“人皆以为妄言”，对此，钱锺书感叹道：“当他在伦敦写下这个幼稚意见时，一句洋文不懂、一辈子没出过洋的林纾和大学没毕业的魏易在中国正释《格列佛游记》呢。”注31引言中的“释”显然就是“译”，钱氏本人后来将“释”字改定为“翻译”注32，洵为明证。说到“释”（“解释”）即“译”，钱锺书的下段文字也可参考：“金隄同志曾翻译一些章节，承他送给我，并说他是最早汉译Ulysses的人；我一时虚荣心，忍不住告诉他我在《管锥编》395页早已‘洋为中用’，把Ulysses的一节来解释《史记》的一句了！”注33从钱锺书有关记述来看，不仅“释”和“解释”可以表示“译”，特定语境中的“治”亦然，请看相关文字：“远在刘禹锡前，有一位公认的‘文雅雄’搞过翻译——谢灵运。他对‘殊俗之音，多所通解’；传布到现在的《大般涅槃经》卷首明明标出：‘谢灵运再治’；抚州宝应寺曾保留‘谢灵运翻经台’古迹。”注34据考证，谢灵运当年对《大般涅槃经》的“再治”主要是对法显的译本“加以调整润色”注35。需要说明的是，“改治”“再治”在我国译论文字中并不鲜见。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第十》中谈到《泥桓》旧译本，说其“文有过质，颇亦改治，结为三十六卷”注36。近人梁启超在批评道安的佛经直译方法时，说其监译的《鞞婆沙》“非久便劳再治”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