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历史之一：郑元勋

扬州十日的历史意义很深远，但也很复杂。清代前期和中期，王秀楚所描绘的至少是一种隐秘的历史知识。王秀楚的记录可能以手稿形式在流传，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才被公开禁止。有人在某处大胆地密藏了一份抄本，到19世纪末，它引起了晚清民族主义者的注意，他们通过《国粹学报》将其公之于众。50此时扬州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城市，但民族主义者的呼喊有效地使它跻身于民族主义史学的核心位置。这种史学是易变的，就跟民族主义本身的内容一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成为民族的敌人，1934年就出现了一种关于王秀楚的记载的修正主义阐释。51

遗民史学家戴名世（1653—1713）52描绘了关于扬州沦陷的另一个著名版本。他集中关注史可法领导的保卫扬州城和南明朝廷的斗争。从语序和语汇的相似性来判断，全祖望关于史可法之死的描述，看来是以戴名世的叙述为基础的。53虽然戴名世的著作在清朝统治下被禁，但史可法保卫扬州之举是一个可以并且得到了公开纪念的历史事件。由新政权发起、有许多扬州学者参与编撰的《明史》中记载了这个事件。54前明主要殉难者一般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承认，而且因其义举被授予了身后的荣誉。

作为史可法抗清和殉难之地，扬州在明朝覆亡史上获得了远远超出该城本身之沦陷的意义。用一部关于扬州的当代出版物中的话来说，“史可法属于扬州，也属于全体中国人民”。55很久以来，史可法墓都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17世纪，遗民诗人吴嘉纪（1618—1684）和清朝官员王士禛（1634—1711）都祭拜过那里；18世纪，袁枚（1716—1798）在那里大哭过一场，乾隆皇帝（1736—1796在位）也赞扬过它；20世纪，郁达夫、易君左（1899—1972）、郭沫若（1892—1978）和田汉（1898—1968）都在诗文中对它表示过敬意。56“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可法作为封建因素和历史进步的阻碍力量遭到了冲击57，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四人帮”倒台以后，梅花岭得到重建，现在已经是该城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朱自清曾经评论过史可法墓的突出地位。他写道：“城里城外古迹很多，如‘文选楼’‘天保城’‘雷塘’‘二十四桥’等，却很少人留意；大家常去的只是史可法的‘梅花岭’罢了。”正如朱自清提到的，存在着另一个扬州：“倘若有相当的假期，邀上两三个人去寻幽访古倒有意思；自然，得带点花生米，五香牛肉，白酒。”58

这就是地方性的扬州，对于朱自清这样生长于斯者充满了意义。它在地方史上也有相应的内容，显得很零碎，因为仅见于家族记录、碑传和明末清初一些学者的零星著述当中。这种地方史集中关注地方英雄的道德高度，同时呼应并疏离了以“扬州十日”和梅花岭为中心的更宏大叙事。那些谈论明朝灭亡者最关注道德伦理。研究扬州的历史学家和英雄传记作者，也跟戴名世等当时著名文人一样关注这一焦点，但他们的叙述在细节上有很大区别。这些细节从扬州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尽管它们最终无碍于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神话在19世纪末的产生。

关于郑元勋——他可能是最杰出的明末扬州殉难者——之死的相互冲突的叙事，便集中反映了这两种历史之间的张力。魏斐德在关于清军攻城的笼统叙事中用一条脚注简单提到了郑元勋。郑元勋的名字在《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中只是偶然出现过一次，即作为著名风景艺术家计成所设计的园林的主人。59但他在关于扬州沦陷的叙事中占有核心位置，戴名世和地方史编撰者都对他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郑元勋在1645年事变中的角色，早在六年以前围绕该城发生的一系列乱象中就拉开了序幕。1639年，后来以明朝遗民而知名的袁继咸（1593—1646）被任命为扬州副使，这可能是出于其朋友吴甡（1589—1644以后）的推荐，后者是扬州兴化县人，时任兵部左侍郎。60据说监官杨显名当时正掌控着两淮盐政，“御使、转运使以下，跪拜趋谒”。当袁继咸未能显示同样的顺从姿态时，杨显名就弹劾他并使其去职。这引发了当地人的骚动，他们迫使城门关闭，以阻止袁继咸被逐。十日之内该城所有交通均陷于停顿。郑元勋及其弟弟郑侠如“二人独往，［向袁继咸］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遂出劝城中人启门”，这时僵局才被打破。61这则轶事显示，郑氏兄弟在地方危机中扮演了由来已久的士绅领袖的角色。

郑家的好运在1643年达到了顶峰，当时郑元勋及其侄子郑为虹双双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进士功名，无可争议地确立了扬州郑氏家族的资望。同年扬州还产生了另外四名进士：梁于涘和王玉藻，二者都来自扬州地区的北湖农村；62宫伟镠，祖籍直隶的泰州人；宗灏，本籍扬州兴化，但居住在扬州或附近的市镇宜陵。63

这些进士及第者有五人担任官职。然后，明朝灭亡之际，1643年这班进士散布在全国各地。郑元勋辞去了职务，留在扬州；宗灏作为道台驻守于满目疮痍的陕西平凉；64王玉藻任浙江慈溪县令；65梁于涘任湖北万安县令；66郑为虹则担任福建浦城县令，一直留在该地，直至后来升任湖广道监察御史。67宫伟镠在京师翰林院任职，北京城陷时正在现场，后来他隐居泰州，坚决拒绝在新的朝廷中任职。68

崇祯皇帝之死和北京陷落的消息在扬州引起了一阵恐慌。当郑元勋听到这个消息时，

麻衣哭于圣庙。扬人闻流寇且东下，先事载妻子去。元勋破产招集义旅，告以忠孝，人始有固志。69

正如标准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扬州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土匪，而是依附于南明的军队，他们相互争夺对扬州及其财富的支配权。当高杰在1644年夏包围该城之时，郑元勋的最后时刻到了。根据遗民史学家戴名世的说法，郑元勋的行为方式有点懦弱：

［高杰抵达扬州］……其兵不戢，扬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杀无算。江都进士郑元勋，负气自豪，出而调停。入往杰营，饮酒谈论甚欢，杰酬以珠币。元勋还入城，气益扬，言于众曰：“高将军之来，敕书召之也。即入南京，尚其听之，况扬州乎！”众大哄，谓元勋且卖扬州以示德，共杀之，食其肉立尽。70

当地的记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述。在仪征县志中，他的传记开头是关于其科场成功的记载，接着关注他作为儒士的社会特征。公私两方面的虔敬行为，确立了他在当地记载中无可动摇的忠义之士的形象。关于他的死亡，传记中没有掩饰如下记录：

进士郑元勋与杰旧识，恐城不可守，诣杰营说之。杰喜，解围，退兵五里，示无他意。城上乃集众议事，元勋曰：“杰之来，敕书诏之，未可拒绝，宜姑许其入城，勿撄暴乱。”士民哗曰：“不见城下杀人累累耶！”元勋曰：“此亦有杨诚所杀，不尽由高镇。”杨诚者，［高杰辖下之］扬州营将，标兵多不法，故元勋及之。众误以为“扬城”，遂詈其卖城，磔之城。71

关于这个故事，扬州府志中有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其中透露了故事中各个主角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这个版本，当时地方官员和士绅意见不合。负责城防的副使陕西人马鸣騄嫉妒推官汤来贺。如前所述，这位马鸣騄后来死在史可法身边。郑元勋与汤来贺关系很好，因为汤的父亲与郑元勋是同年进士。出于这个原因，马鸣騄便与郑元勋作对，宣称应守住该城，不应与高杰妥协。随后郑元勋自己的民团捕获了许多正聚在外边烤火的高杰所部士兵，并将他们钉在城墙上。高杰大怒，于是将当地的一个村庄夷为废墟。但高杰欠着郑元勋一个人情。当他还在山东巡抚王永吉手下当参将时，因为触犯了刑律，被王永吉处以死罪。王永吉是扬州府高邮州人，与郑元勋同时中举。可能是为了江淮地区的军事防卫起见，郑元勋成功地运用这层关系免除了高杰的罪刑。出于这个原因，高杰封锁扬州后郑元勋有信心去接近他。

包围圈解除，北边的城门就可以打开，以便运入粮食和燃料。高杰在郑元勋的要求下让军队后撤，承诺惩治部下杨诚，并送给郑元勋几百道允许商人进出该城的符券。郑元勋根据需要来分发这些符券，但很快就发完了，使后到的人感到失望和怨恨。谣言于是开始流传：“为伪言曰：‘高杰以免死牌与郑某，非［郑元勋］亲昵与贿不得，有死尔。’语一夕遍。”

那天晚上，马鸣騄以矢石向高杰所部发动了一阵攻势。后者被激怒了，大喊着再次迫近该城，仿佛就要展开攻击。在这个节骨眼上，郑元勋派人去高邮请王永吉来调解。王永吉能够抚慰高杰，当地士绅随后出去见他。但与此同时，一些士兵抢劫了扬州东边的市镇仙女庙。半夜时分，城里一片混乱。针对郑元勋的谣言蜂起。街上流传的谣言说，某个姓郑的人是匪党，高杰承诺的惩治“杨诚”，不是要惩罚他自己的部下，而是要惩罚“扬城”。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包围了郑元勋并向他发起攻击。他的仆人殷起也死于斗争之中。72

这样，地方叙事中呈现的不是傲慢、自私并出卖扬州城的郑元勋，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努力拯救该城的士绅领袖形象，不幸的是，他的行动被这座城市的群氓所误解。从本质上说，两种版本都提供了一个忠义之士的形象，戴名世的著名叙述如此，地方史编撰者也捍卫了当地士绅及其家族的一位领袖成员的名声。这些不同的叙述，包括戴名世在内，都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戴名世的叙述与郑元勋死时的民间传言一致，并且占有支配地位，因为戴名世自己最终被尊为一名汉人烈士。不过，扬州文人反对这些传言，在扬州沦陷之后即努力确保郑元勋将得到后人的尊敬。扬州学者焦循（1763—1820）记载说，郑元勋为“歹徒”所害。73李斗关于扬州人生平的简单介绍极少超过数行文字，在郑家及其园林身上却花费了数页篇幅，并根据地方志中的信息完整地复述了郑元勋之死的故事。7419世纪初扬州府志中的郑元勋传也有好几页的篇幅。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