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吉的不懈努力
几年前，在意大利，一所科学教育学校拔地而起，它由一位十分有名的外科医生创立，目的是让学校的老师加入科学教育运动。很明显，教育界察觉到了这个蓬勃兴起的新运动。
这所学校在开办伊始就得到了许多人的全力协助，不出意外，它在成立后的两三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了广泛讨论，吸引了意大利各地的老师慕名而来，还收到了米兰市政府捐赠的众多先进的科学设备。人们对这所学校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在这里进行的实验，建立起一门真正“培养人的科学”。
这所学校为什么这么受人们的欢迎？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著名人类学家塞吉的重要贡献，他为这所学校提供了大量帮助。几十年来，塞吉不断地在意大利的老师中推广以教育为基础的新文明理论。他说：“如今，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急切的需求，那就是必须重新建立一种教育方法。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事业，我在奋斗，为了人类的重生而奋斗。”《教育与训练》这本教育著作是他的倾心之作，在该书的摘要中，他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个新理论。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就需要以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为指引，系统性地研究受教育者。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形成一种指导和教育人的观念而奋斗，我考虑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它是正确而有用的。在我看来，要想建立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教育方法，就必须对人类个体进行大量、精确、合理的观察，尤其要观察一个人幼年时期的情况，因为在这段时期，可以奠定一个人教育和文化的基础。”
“测量一个人的头部、身高等，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建立一种教育体系，但是它指出了通往这个体系需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我们要教育一个人，就必须对他有明确而直接的了解。”
这是塞吉的重要观点，同时他的声望也让人们相信：如果能掌握人类个体的知识，那么教育人的技术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
不过，塞吉的一些追随者未能真正理解他的这种论调，他们的想法出现了些许的混乱，一部分人只理解了字面意思，另一部分人则对塞吉的论点进行了夸张性的宣传。总体而言，他们把对学生进行实验性研究和对学生进行教育二者之间的不同混淆了。他们觉得，如果对学生的实验性研究可以成为通往对学生进行合理教育的道路，那借助这种研究，学生的教育也会自然、顺畅地发展，于是他们把事实上的教育人类学直接命名为科学教育学。他们把记载学生性格、健康、智力等情况的表格称为“传记表”，认为只要依据这些方法并在学校实施，他们的理论就会成功。
由此可见，所谓科学教育学，就是通过指导老师掌握人体测量方法，使用触觉测量仪器来收集学生心理学数据。他们认为这样便可建成一支新型的科学教育学的教学队伍。
意大利在这场教育学新运动中高举前进的旗帜，同时其他国家也加入其中，法国、英国，特别是美国，它的许多学校在小学中开展了和人类学、心理教育学有关的实验，希望能在人体测量学与心理测量学中找到学校的再生之路。不过老师们却几乎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尝试性研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实验是由对医学而不是教育更感兴趣的外科医生进行的。一般而言，他们做出的贡献往往通过对心理学或人类学的实验，而不是通过进行实验和研究实验结果建立人们期望已久的科学教育学。
通过对这种情况的观察与总结，我们便可以发现，在学校里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科学家水平，人类学和心理学也未涉及学校学生教育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学校如果想取得真正的进步，就需要在实践和思想上把现代的多种进步发展进行切实的融合，这样才能吸引科学家直接进入学校，并能使老师的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达到科学家的水准。
为了达到这样高水平的门槛，克里达罗在意大利创立了和教育学相关的大学。学校致力于提高教育学的地位，把它明确地提升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过去那种只隶属于哲学的次要分支科学，并如同医学那样，把它建设成具有广泛、多样的研究领域的一门学科。教育卫生学、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成为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
隆勃罗梭、德·乔凡尼和塞吉，这三位科学家通常被看作人类学发展新方向的奠基人。隆勃罗梭在犯罪人类学方面独占鳌头，德·乔凡尼是医学人类学领域的领头羊，塞吉更是教育人类学方面的领导人物。他们三个人作为所在领域众所周知的权威，在科学界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他们一边培养一批有理想、有闯劲儿的优秀学生，一边还为大众宣扬他们所倡导的科学再生思想。
在学校老师和学校巡视员的努力下，意大利各个城市的科学教育学学校和人类学实验室快速地建立起来。虽然有的还未形成一定规模就惨遭人们抛弃，然而它们仍具有极大的价值——不仅因为它们代表着忠诚的信念，也因为它们为理性的人们打开了探索科学教育学的大门。
当然，这些尝试性研究都还不完善，新科学也处于发展的阶段，人们对它的理解也相对粗浅、不成熟。要知道，世界上每一项伟大的事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不断失败中慢慢孕育而生。
就这样，在重建教育学的道路上，我们出现了偏差，进入了一条方向错误的狭窄小道。要想建立能真正培育后人且有旺盛生命力的教育方法，就必须迷途知返，找到正确的道路。
对老师进行实验科学方法培训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即便我们尽可能使用最正确的方法，使得他们对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了如指掌，那也只不过是创设了一种教学机器，而这些教学机器的应用有很大的不可控性。
在现实中，假设以此种模式指引老师们进行实验，那么我们只能永远地困在理论领域。以前旧的学校依照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对老师进行培训，是为了让老师掌握被认为是权威的思想。在培训时，他们口若悬河、激情澎湃地讨论着这些权威思想，并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它们。只不过，我们期望中的科学老师不仅需要熟悉教学仪器，还要能够实际操作这些仪器，同时还需要通过一系列典型的实验对老师进行相关的智力培训，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实验知识和技能，至少能用简单、机械的方法进行这些实验。
尽管这样，老师之间还是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最本质的差别不会表现在外部技术上，而是更多地存在于人的内在精神中。目前培养的新型老师，仍然徘徊在真正的实验科学的大门之外，尚未真正进入科学的实验领域。然而，在最精尖、意义最深远的科学实验研究领域，真正的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的实验培育出来。
那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呢？对此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那些懂得如何操作物理实验室实验仪器的人，掌握并能安全处理化学实验室各种化学反应的人，知道如何制作生物实验室显微镜下观察的生物标本的人，或许都会被冠以科学家的头衔。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科学家的助手往往比科学家本人更精通实验技术，所以科学家的助手也不可能是我们所想的真正的科学家。
真正的科学家不会是那些可以熟练地操作实验仪器的人，而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对大自然的狂热从外表就可以体现出来；真正的科学家是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而丝毫不在意自己衣食的人；真正的科学家是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而导致视力丧失的人；真正的科学家是可以为了科学献身而把致病病菌接种到自己身上的人；真正的科学家是那些明知某种化学实验有致命的风险而仍然坚持试验其理论的人。这些都是从事科学的人所具有的高贵情操。只有这些通过实验来探索生命奥秘、追求生活真谛的人，为揭开种种神秘现象的面纱不遗余力、奋勇前行的人，对大自然的神奇奥秘怀有十分强烈的好奇心以至于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人，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科学家。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其“精神”的意义远远大于“机械技巧”。当“机械技巧”被“精神”收服的时候，科学家就攀登到了他成就的最高峰。当到达此处，他对科学的贡献就发生了质变，因为他不仅揭开了大自然的奥秘，而且对纯粹的思想进行了哲学的综合。
因此，我们建议应当对老师培养这种为科学而勇于献身的科学家精神，而不是教授简单的机械操作技巧。简而言之，对老师的培养要朝着“精神”的方向，而不应是“机械技巧”。如果我们只对老师进行科学技术的培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机会让这些小学老师变成令人敬佩的人类学家、专业的儿童卫生学家或实验心理学家。我们能做的就是先将他们引入实验科学的领域，然后再教他们尽可能熟练地操作各种仪器设备。不过，为了达成最终的目标，现在我们希望能通过学校这一专门机构对老师进行指导，引领他们走进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科学精神的大门，拓展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换言之，我们更希望将老师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兴趣在他们的脑海和心灵深处唤醒，从而让他们能真正热爱大自然，届时他们将会理解一个人从准备进行实验，然后急迫地期盼从实验中解决某一问题的那种紧张与满怀期待的心情。
如果想要了解大自然，我们就必须懂得如何操作和使用实验仪器。实验仪器如同26个字母，对于字母，虽然我们都认得它们，但由它们组成的一部蕴含伟大思想的书，我们却很难读懂。这就好比，如果仅仅学会了机械地拼写教材中所有的单词，就妄图以同样的方式弄明白莎士比亚剧本中那些单词的真正含义，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各种字母只是组成书的外部符号和文字，就像大自然通过实验的机械装置，向我们展示了它无法穷尽的现象一般，在向我们吐露着它的奥秘。所以我们不能把对老师的培训只局限于技术能力方面，如果是这样，他们也只能停留在技术水平这一层级，而不可能掌握真正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把他们培养成为大自然的崇拜者和解释者。他们必须学习单词拼写，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具有能理解莎士比亚、歌德、但丁作品的能力，进而才可能发现隐藏在文字符号后的思想。
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很大，如果想要达到后者水平，前者必然要走一段长长的路。然而，在这里我们却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我们通过教授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来培训科学教育学老师的这种做法，就像把刚掌握了课上所有单词的一个孩子放进一座图书馆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孩子觉察到自己“只知道如何机械地去理解书的字面含义”，而无法理解书的真正内涵。他们会瞬间失去信心，还需要返回学校继续深造，这些受培训的老师们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先不谈培训真正的科学教育学老师时将会遇到的各项困难，甚至也不需要对培训科学教育学老师的培养方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因为这样会引发不必要的讨论。反过来，让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假设经过我们长期、耐心的培训，相关的老师已经做好了进行自然观察的准备。比如，我们把他们引导至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那里，使之感受科学家所具有的忘我工作精神。这些科学家大都会在夜间行动，走进树林或者田野观察昆虫。
如果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尽管由于劳累导致身体不那么灵活，但他仍然充满了警觉，细致地隐藏起自己，以便更好地对昆虫进行观察。我们假设这群老师到了这位科学家那里，而科学家却对他们视而不见，仍然在显微镜下观察着他的微生物。对于这位科学家而言，这些生物以自己的模式相互接触，并以自己的方式选择食物，显而易见它们有着低下的智力。然后，他废寝忘食地通过各项实验对这些生物进行细致研究。正在此时，一些老师过来让他回家吃饭，打断了他饶有兴趣的观察。
现在让我们来假想一下，如果老师们不依赖科学的训练就已经具备观察自然现象的能力，并在工作时进入了忘我、振奋的精神境界。这当然很好，但还远远不够。事实上，老师有其特殊的使命，他要真正懂得他观察的对象是人，而不是昆虫或细菌。他不能像研究昆虫的科学家那样，早上一起床就开始观察昆虫活动，老师要研究的内容是人在清醒时的智力活动。
我们期望培养老师对人类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必须具有如下特征：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个体之间具有亲密的关系。而动物学或植物学的研究学者与他们研究的动植物之间不具备这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想象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位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拥有丰富的观察技术或实践经验，可以为了研究“某种真菌”而长期在野外观察。他在野外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之后又返回实验室，借助显微镜等一切实验仪器，尽最大可能进行着他独创的科研工作。他知晓研究大自然的重要意义，为了进行这次实验研究，他研究并掌握了现代实验科学所提供的所有工具和手段。这样的研究者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
让我们接着想象，一所大学看中了这名科学家以及他所做的独创性研究工作，并任命他为大学科学院的主任，他的任务是利用某一种昆虫进一步开展他独创性的工作。有人给这名科学家一个盖着玻璃盖的盒子，盒子里装满了美丽的蝴蝶，它们张开着翅膀，被一些大头针固定住了，一动不动——蝴蝶被制成了标本。在这位科学家眼里，这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并不是可以应用于科学研究的材料。更准确地说，孩子们追逐蝴蝶，并用网捉住了它们，然后制作了蝴蝶标本，这样的行为在这位科学家看来就是小孩子的游戏。如果用这样的东西进行实验研究，那么这位科学家将会一事无成，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实验结果。
如果把一位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了科学培训的老师安排进一所公立学校，那么他同样会遇到上面提到的境遇。因为在公立学校，严格的约束是司空见惯的，孩子们不可能无拘无束地展示自己的个性特点。在这样严苛的学校里，孩子们就好像盒子里被钉住的蝴蝶标本一般，被约束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课桌椅旁边，在那里扑闪着他们所获得的贫乏的、缺少意义的知识翅膀，这样的翅膀已经不能为他们提供一跃而起、直飞云霄的能力。
当然老师们只有科学的精神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为他们准备好学校，让他们有条件进行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如果在学校里诞生了科学教育学，那么学校就必须放松对儿童的约束，让他们得以展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个性。对于学校而言，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
没有人敢说，我们现在的学校已经有了这种科学教育学。事实上，的确有一些老师受到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倡给孩子们自由，并且提出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和不切实际的愿望。然而，这些老师并未真正懂得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错误地把真正的自由等同于鼓励人们反抗奴隶制度或者社会自由。虽然社会自由是一种更崇高的理想，但它仍然受到了限制。社会自由就像是雅各梦中所见的天梯的一级阶梯。换而言之，它是一种不完整的自由，只是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种思想的解放。
相对来说，教育学里的自由概念是很宽泛的。19世纪时，生物科学在为我们提供研究生命的手段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自由。因此，我们要了解的是，当旧式的教育学有预见性地或模糊地表达了“对学生进行教育之前要先研究他们，要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展示出自己的个性”这种不明确的直觉思想时，这是实验科学做出的贡献。我在这里只是阐明一种观点，并不是要辩论或讨论这个问题。当有人说今天的教育学中已经具有自由原则时，那么我们肯定会笑他，因为这种认识就像他是那个孩子，站在那个装着蝴蝶标本的盒子面前，坚持说蝴蝶还活着，还能飞翔。
起初，学校里只有一些长且窄的板凳，学生们挤坐在这些板凳上。后来，科学进入了学校，它改进了这些板凳。对于改进板凳，人类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结合学生们的年龄大小与身体高矮，学校将学生的座位设计成合适的高度，座椅和课桌之间的距离也经过了精确计算，使孩子们坐着听课得以保持直立的姿势，防止脊柱发生弯曲变形。后来，学校又把学生的座位隔离开，并且认真计算了各个座位之间的宽度，使每个座位上只能勉强坐下一个人，学生坐在座位上时根本无法自如地活动。学校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把学生与他们的邻桌隔开，防止出现不道德的行为，并且他们的一举一动也都能被老师看见。
在教育中，只要一谈到有关性的道德准则，就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学校的这种审慎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人们担心那样的情况会玷污孩子纯洁的心灵。科学也向这种虚伪的形式发展，变成了“捏造事实的机器”，甚至做了更过分的事情。在科学的指导下，学生的板凳被改进了，孩子们坐着不能动，身体受到了约束，他们的自由被最大限度地限制了。
当孩子们坐在座位上时，课桌和板凳迫使他们采取直立的坐姿，这种坐姿被认为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对于座位、课桌、板凳的位置，学校也是精心安排的，这样一来，孩子们上课时无法自由伸展身体，只能专心听课、写作业。教室里的课桌和板凳就是以这种方式“完美地进化”着。课桌的不断改进也引发了激烈的竞争，每一个对所谓科学教育学怀有崇敬之情的人都会想办法设计出一种科学型的模范课桌，其中有不少申请了专利。在很多国家，人们对于设计出来的“民族课桌”充满了自豪。
当然，这些课桌、板凳的构造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人体测量和年龄诊断的时候参考了人类学，在研究人体肌肉的运动时参考了生理学，在考察直觉的反应中参考了心理学。而且，学校在努力防止学生的脊柱弯曲时参考了卫生学。这些课桌、板凳实际上是对儿童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以后才建造的，它们就是我们机械地照搬科学并应用到学校的一个例子。
我能想象，学校的这种做法，在不远的将来会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很难理解的是，婴儿卫生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人类思想的综合进步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可是这些课桌、板凳上的根本性错误却没有人发现。进一步说，近些年几乎每个国家保护儿童的运动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这件事却被忽略了，这的确让人惊奇不已。
可能过不了很多年，人们就会不再相信这些和“科学板凳”有关的言论。现在这些防止学生脊柱弯曲的课桌、板凳，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只会被人们满怀好奇地摸一摸、看一看。
这些“科学板凳”的发展意味着学生们受到一种制度的束缚、支配。即使他们生来腰板挺直，学校的这种具有束缚的制度也可能会使他们的脊背变得弯曲！从生物学上来说，脊柱是人体骨骼中最基本、最主要和最古老的一部分。作为我们身体中最坚韧的一部分骨骼，脊柱曾经支撑着原始人与沙漠雄狮决斗、战胜猛犸象、开采坚硬的岩石以及打制铁器，现如今却被学校的体制压弯了，失去了抗拒压力的能力。
在“科学板凳”出现的年代，劳动阶级也在不断呼吁摆脱不公正的工作枷锁以获得解放。然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社会解放运动没有对学校里的“科学板凳”产生一丝影响，它们依然充当着奴隶制的工具，限制着学生的自由。
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显示出社会自由发展的良好趋势。民众领导人发出了社会自由的宣言，劳苦大众反复地呼吁获得自由，出版物和报刊中也充满了相关的文章。温饱尚悬一线的工人没有要求得到食物，而是要求提高经济条件以预防营养不良。例如，矿工们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弯着腰工作，导致他们的腹股沟非常容易破裂，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配备支撑腹部的物品，而是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并改善工作条件，希望能像其他人那样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在同一个时期，当我们发现孩子们在学校里的环境并不健康，桌椅会使他们的脊柱发生变形，阻碍他们的正常发育时，我们的应对措施是，设计一种科学的板凳，以矫正他们变形的脊柱。这样做大错特错，就像给矿工提供腹部支架或给吃不饱饭的工人提供砒霜一样。
不久前，就有一位女士颇为得意地向我展示了一个叫作保护架或者支架的学生使用装置。她认为自己发明的这种装置完全可以起到学生所用板凳的作用。她认为我会赞同和支持与学校有关的所有科学革新。
针对脊柱弯曲，外科医生也有很多治疗的措施。例如“悬挂疗法”，它用整形仪器和支架把孩子的头或胳膊定时悬挂起来，以利用他的身体重量伸展并拉直脊柱。现在学校里都有这种课桌形状的整形仪器，非常受欢迎。甚至还有一些人表示，使用支架对孩子们进行脊柱支护，也就是使用“悬挂疗法”来矫正学生的脊柱变形。这样做无异于给学者们上了一堂系统的课。
上述的一切都是人们把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落后的学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很明显，真正让学生脊柱不发生变形的方法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不要总让他们一天到晚保持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姿势。学校需要做的是给予孩子们自由的空间，而不是改进板凳的构造。
退一步说，即便这种固定不动的课桌、板凳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没有伤害，但由于它们没法移动，使得教室很难被彻底打扫干净，教室里总是会有堆积的灰尘和污垢，整个环境很不卫生，也会威胁孩子们的健康。
现在，各个家庭的家具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变得更轻、更简洁，可以方便地移来移去，人们清洗、打扫起来也十分容易。但是，这种社会大环境的转变并未影响到学校，学校依然故步自封，坚持着原来的错误做法。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深思，在学校这种具有束缚的环境中成长以至于脊柱都变形了的孩子们，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当我们讨论工人补偿时，人们通常认为是要消除工人诸如贫血或疝气之类的痛苦。其实，工人还有其他的隐痛，那就是他们的心灵也遭受了奴隶般束缚的折磨。当说到必须用更多的自由来弥补工人的损失时，我们指的就是弥补他们更深层心灵上的损失，也就是应当解除工人的心灵受的折磨。我们非常了解，当一个人的血液被耗尽或者因长时间的工作而饥饿难耐时，他的心灵就会被黑暗侵蚀，进而变得毫无知觉，甚至内心会被完全摧残。
那么我们面对儿童教育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对于老师的困境，我们十分了解。平常在课堂上，老师需要向孩子的头脑灌输一些碎片式的、枯燥的知识。老师为了完成这种单调又无聊的任务，会采取手段约束孩子，让他们坐着不动，认为这样才能使他们认真听讲。老师还需要强迫孩子的头脑和身体保持一定的姿态。对老师来说，最有效的教学辅助手段就是实施奖惩。
现在的社会，奖赏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学校也必须废除过时的体罚举措。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局部性改革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我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在学校里实施奖惩措施，不仅无法消除孩子身体的畸变，反而会带来新的畸变。如果为了激励孩子努力学习而采取奖惩措施，那么孩子的努力就会被认为是被迫的。因此，我们无法肯定地说，孩子的自然发展与奖惩措施有关。职业赛马师在上马之前会给马喂一块糖果，马夫会鞭打马以使马对缰绳发出的信号有所反应。只是，这两种情形下的马都比不上田野中自由驰骋的骏马，它们跑得是那么雄伟、那么壮观。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服与解放的历史。我们应当时常自省，自己究竟处在文明发展的哪个阶段？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采取奖惩措施吗？如果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却依然实行旧的教育制度，那么就会拉低新一代人的文明水平，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不断进步的社会。
在社会中，与学校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职员们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任何奖赏或酬劳。他们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职责是通过他们日常的工作来行使的，并且整个国家也受益于他们的工作。他们能得到的直接好处便是升职，这就像学生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一样。一个不能看见自己工作所具有的真正伟大目标的人，就像学校里被降级的学生，处于比自己真实水平低的环境；也如同一台只有加油才能运转的机器，作为人的尊严被完全贬低了。当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时，获得勋章或奖章等琐事都不过是短暂的光明，这些人工刺激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对于学校里的孩子，我们也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式。就像孩子因为担心降级而努力读书一样，员工则担心得不到升迁而把自己束缚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中。领导对员工的批评和老师对孩子的斥责如出一辙。领导指出并修改员工做得不好的地方，老师也会给孩子拙劣的作文评低分。二者没有什么不同。
只有建立在精神动力上的因素才能引导人类走向胜利。
如果用兴趣作为激励来督促一个年轻人学习，让他把医学当作真正的职业，那么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但是，如果他的工作愿望是得到遗产或找到满意的婚姻，又或者他是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而工作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因为他的这种工作而有所进步。一个只为利益而工作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师。每个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秉性，奖惩制度会让他的秉性发生改变，或许会使他选择一条毫无意义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错误的路一直走下去。可见，人类的自然活动或许会因为奖惩制度而减少、扭曲，甚至消除。
不过，也确实存在一种对人类有益的奖赏。比如，当一位演讲者看到观众的表情随着他的话语而不断变化时，他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发现人们是喜欢自己的。我们的欢乐来源于感动并征服别人的灵魂，这是一种奖励，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补偿。
我们偶尔会幻想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伟人，由此获得的幸福会成为平静地生活下去的动力。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也许是因为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或喜欢，也许是因为收到了一个孩子的礼物，在这些时刻，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比自己更伟大。如果此时有所谓的权威人士站出来给我们颁发奖牌或奖赏，就会破坏我们的幸福，阻碍我们得到真正的奖赏。
快乐会促使人的心灵更加美好，而惩罚会让心灵受到束缚。惩罚可能会使那些在恶劣环境中长大的人的性格变得更加不好，但是此种情况很少，它不会影响社会，也不会阻碍社会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能遵纪守法，那么相关的刑事法规就会用惩罚来制约我们。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惩罚而变得忠诚老实。之所以我们不去抢劫、不去杀人，是因为我们在心里热爱和平，生命的本性引导我们向前发展，让我们明确地远离那些低俗、不健康的行为。
对于正常人来讲，真正意义上的惩罚就是意识不到个人力量的伟大，这才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源泉。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经常会对人起到帮助作用。现在，当学生进入学校后，我们用课桌、物质奖惩等会损害他们身心健康的工具来限制他们的活动，这样他们就会坐着不动、保持着安静，但这会把他们引导到哪里？这样的做法通常不能把他们引向明确的目标。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通常是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学校计划好的知识内容。这些教育计划经常是由官方的教育部门编制的，而且法律规定，老师和孩子必须按照这些计划教授和学习。
唉！愚钝、无知的无视生活的情绪正在孩子们的心中无声地滋生。看到这种情况，羞愧与内疚充斥在我们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