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何认定挪用公款罪中的“未谋取个人利益”

——杨某华涉嫌挪用公款罪

【裁判规则】

杨某华、李某海以单位名义将1000万元公款供刘某的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使用，但本案证据不能证实在此过程中杨某华、李某海有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且杨某华、李某海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供其他单位使用前，公司主要领导及相关财务人员均知晓，是否属于个人决定存在争议。李某海、杨某华、刘某涉嫌挪用公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华不起诉。

【裁判文书】

石家庄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

石栾检公诉刑不诉（2017）2号

被不起诉人杨某华，女，197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石家庄A混凝土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经本院决定，于2016年3月23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4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永辉，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徐泽明，河北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由某区人民检察院反贪部门侦查终结，以被不起诉人杨某华涉嫌挪用公款罪，于2016年10月27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4日第一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侦查机关于2016年12月5日补查重报。

某区人民检察院反贪部门移送审查起诉认定：

石家庄A混凝土有限公司系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系私有公司。

2012年1月19日至2013年2月5日，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某代石家庄A混凝土有限公司从河南一建石家庄分公司收取了1081.2897万元混凝土款。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由于资金困难，将上述款项用于其公司经营。2013年2月5日，刘某为了这笔款的使用合理化，与李某海（时任石家庄A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华（时任石家庄A混凝土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共同商议，将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从河南一建石家庄分公司收取的1000万元混凝土款，以预付款名义，通过《协议书》形式，正式挪用给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使用。案发后，2016年4月1日，刘某代表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通过抵车、抵房、承兑汇票、债权转让等方式，抵顶给石家庄A混凝土有限公司共计1005.8393万元。

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某区人民检察院反贪部门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杨某华、李某海以单位名义将1000万元公款供刘某的石家庄B建材有限公司使用，但本案证据不能证实在此过程中杨某华、李某海有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且杨某华、李某海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供其他单位使用前，公司主要领导及相关财务人员均知晓，是否属于个人决定存在争议。李某海、杨某华、刘某涉嫌挪用公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华不起诉。

被不起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被害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

【办案心得】

1.深入剖析案件事实，厘清法律关系。

事实认定是法律适用的基础，法律适用正确与否，依赖于办案人能否对案件事实进行透彻的分析，辩护工作同样如此。面对错综复杂的事实，辩护人应当针对指控体系，结合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剖析，厘清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

简单来说，本案因一份《协议书》而引起，该《协议书》是由A公司和B公司于2013年2月5日签署，侦查机关认定：A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总经理李某海、财务部长杨某华与B公司负责人刘某串通，三人借助协议书的形式，将B公司代A公司从河南某公司收取的1000多万元混凝土费，挪给B公司使用，故李某海、杨某华二人构成挪用公款罪，但辩护人阅卷后发现，《协议书》的背后却交织着四家公司的经济往来：

（1）B公司曾长期向A公司供应外加剂。此外，A公司委托B公司代为销售混凝土并代收款；

（2）A公司与某科技公司为兄弟单位，科技公司成立后，A公司只能从科技公司采购外加剂，《协议书》签订时，科技公司对A公司享有1000多万元的采购债权；

（3）A公司对河南某公司享有1000万元混凝土订购债权，河南某公司是B公司给A公司介绍的客户；

（4）科技公司的出现，导致“B公司→A公司”的外加剂供应链断裂，B公司经营受损，但科技公司曾与B公司签署母料供销合同。

以上为协议书签订前四家公司相互间的法律关系，根据杨某华等人的口供，当时A公司面临的债权债务等问题是：

（1）要求河南某公司支付1000万元混凝土采购费；

（2）收取上述混凝土采购费后，需要平账以应对应收账款的控降任务；

（3）谋求“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科技公司外加剂债务；

而B公司正面临因无法再向A公司供应外加剂导致的经营困难，于是李某海、杨某华向上级请示并获允后，与B公司一拍即合，在2013年2月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如下：

（1）A公司将从河南某公司收取的1000万支付给B公司；

（2）B公司在2013年4月30日前将同等金额的母料供应给科技公司；

（3）若不能按期履约，B公司将母料款与1000万元的差额返还给A公司。

若上述约定能按时履行，则A公司可将从河南某公司收取的1000万元混凝土款作为母料的预付款支付给B公司，这样收入与支出相对应，平账任务完成；B公司代A公司从河南某公司收取1000万元混凝土款，再根据与科技公司签订的母料供销合同，则可获得向科技公司供应母料的订单，经营局面好转；科技公司的1000多万元债权得以实现；河南某公司的1000万元债务得以清偿。可见，《协议书》是一份对四家公司皆有利的书面约定。

需要注意的是，1000万元的正常走向是“河南某公司→A公司→B公司”，与之相对应，A公司的财务手续应当是给河南某公司开一份收据、向B公司要一份收据，但签约后A公司只开了收据，却因工作疏忽忘了索要收据，这为案发埋下了伏笔！

恰巧B公司此后既未按期向科技公司供货，也没有向A公司返还差额款，直到2013年年底，B公司才陆续收回1000万元混凝土款。A公司只得提起民事诉讼要求B公司返还钱款，由于没有索要预付款收据，B公司矢口否认，A公司将面临败诉的结果！

最终，A公司决定采用刑事手段解决收据问题，具体以A公司经理李某海、财务部长杨某华与B公司串通勾结、侵吞国有资产为由向反贪部分报案，至此，一条本为解决公司平账问题的计策，变成挪用公款的手段，本案由此案发。

通过上述梳理工作，辩护人较为全面、客观的还原出案件的真实情况，各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得以浮出水面，最为重要的是，辩护人从各主体间的经济往来和利益纠葛中，分析出了《协议书》的签署背景与目的，这为接下来的辩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结合案件事实，分析与研究指控体系。

为提升辩护观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辩护人必须对指控体系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摸透控方的布局和意图，不至于分不清主次和重点。就本案而言，侦查机关的思路大致为：

B公司法人代表刘某与A公司总经理李某海、财务部长杨某华共谋，将B公司从河南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收取的1000万元混凝土款，以预付款名义，通过《协议书》形式，正式挪用给B公司使用。

以上定罪思路，基本上是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第三项情形“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规定，那么，本案定罪与否的关键就取决于两点：一是《协议书》的内容是否为李某海、杨某华二人私自作出的决定；二是李某海、杨某华是否从中谋取个人利益。

结合本案事实与相关证据来看，以上两个事实均是不成立的，一方面，《协议书》确实不是由A公司业务部门、法务部门起草的，但这是由于协议签署时临近年关、相关部门放假无法具体经办所致，此外，协议签署前，A公司主要领导均知晓协议书的内容，因此无法认定杨某华擅自决定将1000万元挪给B公司使用。另一方面，侦查机关没有证据证明杨某华从中谋取个人利益，相反，通过辩护人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可发现，杨某华签署协议书完全是出于为公司平账的目的，因此，杨某华之举不属于“为谋取个人利益”。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判断侦查机关并没有查清本案事实，事实不清的根源则是据以定罪的证据严重不足，考虑到指控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辩护人最终确定了无罪辩护的思路。

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实际上就是结合在案证据还原案件事实的过程，只不过由于控辩双方立场不同，因此所欲建构的事实方向不一致而已。辩方的工作，首先应当围绕控方的指控体系或思路来展开，做到有的放矢，再根据证据深入分析案件事实，分析与研究指控体系，最终为辩护思路的确定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