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四 新闻作品侵权中的责任主体

案例分析

一、新闻工作者的职务作品导致侵权的，应由新闻机构承担责任

案例一：陕西某化工集团T化工有限公司与大连J机器有限公司、H报社等侵害名誉权纠纷案[1]

2011年8月18日，《H报》刊登了署名“本报记者陈某军”，题为“事故损失超两亿，多次索赔无结果——T化工将J公司告上法庭”的报道（以下简称报道）及短评（题为“监管部门该承担什么责任”），就T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进行报道。J公司以该报道存在严重问题，报道失实，对案涉事故性质不负责任地随意定性，侵害了J公司的名誉为由对T公司、H报社、陈某军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查明，陈某军是H报社记者，其采写报道过程中未走访J公司，只采访了T公司并由T公司提供新闻素材。报道刊登前，T公司签署了“内容属实，可以刊发”的意见，但未征求J公司意见。法院认为，陈某军是H报社的记者，其采写报道，是履行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H报社承担，陈某军在本案中不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二：陈某宝、林某等与某日报社、郭某某名誉权纠纷再审案[2]

郭某某系某日报社记者，负责采编撰写政法类新闻。郭某某旁听了陈某慧与陈某离婚案件的庭审后，结合陈某慧向其提供的相关材料，撰写了案件讼争报道，并刊登于《某日报》。文中描写了陈某慧与陈某相识、恋爱、结婚及婚后发生矛盾，双方产生分歧后进行离婚诉讼和劳动争议诉讼的经过，并归纳了三个“庭审焦点”即“是否性功能障碍”“关于财产纠纷”“人事档案”，其中列出了男女双方的观点和相关证据。同日，某日报网络版刊登了讼争文电子版。后该文被多家网络媒体和报刊转载。双方因此发生纠纷。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某日报社、郭某某承担侵权责任。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该院于2013年12月22日作出（2014）厦民监字第2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

再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郭某某作为某日报社专职记者，在自己负责的新闻专栏上撰写文章，系履行职务行为，对此，某日报社也予以完全认可。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人格已经被用人单位的人格所吸收，其独立性不复存在，不再以独立的主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其侵权行为应视为用人单位的侵权行为，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故应当认定，刊登文章的主体是某日报社，侵权“行为人”为某日报社，而非报社内部的记者郭某某。陈某宝等人所主张郭某某“接受请托”“恶意诽谤诋毁”“超越职权”“存在重大过错”等理由均不能成为划定是否职务行为的依据。二审认为“某日报社和郭某某的行为侵害了陈某宝、林某、陈某的名誉权”，并以“赔礼道歉是侵权人对受害人的一种精神抚慰，具有独特不可替代的人身属性”为由判决郭某某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系对侵权行为人主体认识错误，该判决内容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案例三：S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A报社名誉权纠纷案[3]

A报社于2012年6月15日出版的《A报》A14、A15版刊登了一篇针对S公司的批评文章（以下简称涉案文章），文章标题为“S公司被指皮包公司”，作者为A报社记者刘某，涉案文章对S公司及其代理的某协会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报道引发纠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因新闻报道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应当由新闻出版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中，刘某不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该案一审法院判决A报社承担侵权责任，后因二审过程中A报社提供了有效证据证明其报道内容有可靠的消息来源，被法院改判不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