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展一 帝王的权杖

圣旨的面孔：大众视野里的“皇帝诏曰”

正德敕谕
首都博物馆馆藏

在历史剧中，没有什么是一道圣旨不能摆平的，如果不行，那就两道。玩笑归玩笑，但在荧幕上，的确没有什么比圣旨更能代表皇权的了：一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无论是朝臣还是百姓都必须层层叠叠地跪拜，待宣旨太监念完“钦此”二字后，再用洪亮的声音高喊一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代表皇帝旨意的圣旨的确常常能起到“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作用，不过从法律角度来看，圣旨也就是一份再正常不过的下行公文，将皇帝的命令传达给特定的受众罢了。圣旨既不神秘也不神圣，细品之下还有一丝“文山会海”的案牍气，而至于其内容，放在当今的语境下，大致可以翻译成“××皇帝关于××××一事的通知”吧……

作为皇权在民间最常见的代表符号，圣旨一向是历史剧中的常客。镜头往往是这样推开的：衣着华丽、表情严肃的宦官勒马而立，风尘仆仆地缓缓打开一卷明黄色绸缎，用略显尖锐的声调庄严地念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眼前的臣工百姓层层叠叠跪拜，只待“钦此”二字念毕，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些故事中，圣旨常常会扮演一个“扭转乾坤”的角色，作为王朝最强大的力量给予佞臣贪官致命一击。这的确很符合人们对明君的期望以及对封建王权的想象，然而事实上，圣旨与尚方宝剑、龙头铡一样，其大众文化形象早已与历史原型相去甚远。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级别最高的“公文”，圣旨背后虽然也有如“故剑情深”这般的浪漫故事，但作为君主命令下达的日常路径，它所折射的毕竟是朝廷运转机制的一个普通侧面，而非大众文化，或者是影视剧中精心构建的传说。

当然，这并不代表圣旨没有属于它自己的传奇。

“前圣旨时代”：君命文书的漫长演进

通俗而言，圣旨相对正规的称呼为诏令或诏书，可以理解为君主向臣民发布的下行文书，亦即君命文书。圣旨的历史可以回溯至宋元时期，诏书的历史可以回溯至秦朝时期，而君命文书的概念则更为源远流长，早在皇帝这一“职业”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尚书》中的文体大致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其中诰为君主的告谕，誓为起兵命誓师文，命为君主的命令，虽然这些尚不是规范文种的名称，但可以视为君命文书的雏形。三代以降，不乏诰誓命的名篇：《尚书》中所谓“典谟训诰”，特指《尧典》《大禹谟》《汤诰》《伊训》四篇，其中《汤诰》即在此列。此外，如成汤兴兵讨伐夏桀时作的《汤誓》，周成王姬诵驾崩前下达的《顾命》等，均对后世君命文书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响。

清朝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总结道：“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在姚鼐眼中，虽然周朝已经陨落，但文诰依然以其“昭王制，肃强侯”的独特魅力在王朝更迭中流传于后世。至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发布命令的文书被称为令、命，这是君命文书得名之始。秦朝统一后，在“天子自称曰朕”的同时改命为制，令为诏，君命文书从此有了法定名称。

但秦始皇嬴政所用的“诏”字也并非首创。周文王姬昌曾下达《诏牧》《诏太子发》，前者主要内容为鼓励农耕，类似于后世的劝农诏；而后者则是对周武王姬发的教育和训导。后世有学者将这两份“诏”视为诏书的滥觞。从君命文书“自觉性”的角度来看，《诏牧》《诏太子发》虽有诏之名，但未如秦朝一样强调其专属性与至高性，故“诏起秦时”一说也并非完全基于诏书之名，更在于诏书之实。

汉承秦制，继续沿用制、诏，又增加策、戒两种，由此形成了君命文书的四大种类，如《后汉书·光武帝纪》注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其中册封罢免诸侯王及三公、回复臣僚均用策，东汉末年将册封罢免诸侯王及三公的文书改为册；戒也可称为诫、戒书、戒敕等，用于告诫地方官员。

汉朝的君命文书制度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延续，直到隋朝依然以制、诏、册、敕为四品，这里的敕即戒敕的省文。制用于制定法律政策，诏用于发布重要政令，册用于册封王公贵族，敕用于处理日常政务——在这一分工中，不难看出诏的皇权色彩已经相对厚重。

唐朝在承袭隋制之余，又增加诰、御札、榜等，诏书依然用于发布重要政令。唐朝向全国臣民发布的诏令要求各地方出榜张挂，故又称为榜，宋承唐制，称为敕榜。金、元两朝在唐宋旧制的基础上又大有增设，其中金朝皇帝发布的君命文书种类繁多，有诏、制、册、敕、谕、诰、令、旨、宣、祝文、祭文、铁券文等。在元朝，“圣旨”的名称终于正式出现。

元朝《经世大典·序录》中记载：“古者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时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润，其来尚矣。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经世大典》仅存《序录》，之后列著的君命文书已不可考，但从《序录》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清晰得知，元朝的圣旨以蒙古文记录，诏书则由翰林国史院用汉文起草代皇帝言。后世有学者以文法区分元朝的圣旨与诏书：其中白话者为圣旨，文言者为诏书。这倒也情有可原：圣旨初稿以蒙古文书写，译成汉文后并不求语句典雅；而诏书本为汉族官员书写，落笔自然古韵森森。

以元朝的视角来看，圣旨即“白话诏书”，诏书即“文言圣旨”——元朝的统治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少了风雅庄重的“俗称”，居然会成为后人眼中皇权最具标识性的符号。

大众文化视野里的“圣旨”含义重塑

经过从三代到元朝二十余个王朝的承袭，“圣旨”终于阴差阳错地在元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元朝因蒙古文与汉文难以兼顾，遂将诏书与圣旨二分；明朝作为汉族统治的王朝无须做此区分，而清朝君命文书以满文和汉文合璧书写，故以“圣旨”一词特指“白话诏书”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圣旨依然存在，只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义。

明清两朝的君命文书在继承前朝各文体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设，其种类趋于大成，大致分为制、诏、册、诰、诰命、敕、敕书、敕命、圣旨、谕旨等，其中圣旨指皇帝未经拟稿，直接命太监各衙门传达的君命——这一“口头诏书”的功能在清朝渐渐被谕旨类文书取代。

除圣旨与谕旨外，制用于宣布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礼节性活动；诏一般用于向天下臣民发布重大事项；册、诰命、敕命用于覃恩封赠，其中王公贵族用册，五品及以上官员用诰命，六品及以下官员用敕命；诰用于颁布皇太后遗命；敕用于指挥日常政务；敕书用于标明地方官员的权力与职责。

民间流传的明朝君命文书大多是以“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为开头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于六品及以下官员的覃恩封赠，这些文书授予受封者后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会被刻碑以作纪念，故敕命虽然未必是君命文书中最重要的文体，但距离民间最近，自然也最容易被寻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书在清朝又有了极具特色的演进，那便是上谕的出现。上谕主要用于发布日常政令，雍正之前通常由内阁大学士或南书房的侍臣撰拟，军机处设立后由军机处大臣、军机章京撰拟。上谕又称谕旨，可细分为谕与旨，其中皇帝主动下达者为谕，应大臣奏请而发布者为旨，但若这种旨需要宣示中外，则也被归入到谕的范围。

上谕又可细分为朱谕、明发上谕与廷寄。朱谕由皇帝亲自执笔或由内阁大学士起草并经皇帝审改；明发上谕由内阁公开拟发，通常会传达至各地，与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则是密旨，其内容不得公开，由军机处密封后经兵部捷报处飞马速递至承接者亲启，故存世极少，殊为珍贵。

可以看出，经过十几个朝代的发展，君命文书在明清时期早非汉朝“策制诏戒”四种文体所能涵盖，其复杂程度就连官员本身都未必能尽知，更何况寻常百姓。如《明会典》中所载：“朝廷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而清朝编纂的《明史·职官志》中所载的“凡上之达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将明朝常用的敕遗漏。虽两种古籍不能简单对比，但这也体现了君命文书种类的多样化。

更进一步地说，历代王朝对君命文书虽多有微调，但所用名称不外乎诏、诰、制、册、敕等，一种文体在此朝为一含义，在彼朝又变成了另一含义，其变化多端并不亚于各朝官职。与此同时，圣旨作为正式的君命文书，其历史相对较短，故而民间所谓的圣旨均无法定义为元朝的“白话诏书”或是明朝的“口头诏书”，而更适合认定为皇帝或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类君命文书的总称。唯有将通俗意义上的圣旨视为君命文书整体的代名词，才能涵盖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种“圣旨类文书”。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与里子

无论圣旨的历史在后世引发了多少误读，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圣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置疑，这种尊荣直接体现到了圣旨的形制上。

清朝圣旨多为朝廷监制，江宁织造府制成。以最常见的诰命和敕命为例，诰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诰命”为始；敕命用纯白绫织成，文以“奉天敕命”为始。诰命、敕命均为卷轴式，以升降龙盘绕，内容以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圣旨图案、材质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一品以下官员不分文武均为祥云锦面；一品文官诰命图案为鹤锦面，武官为狮锦面，俱用玉轴；二品用黑犀牛角轴；三品用贴金轴；四品及以下用黑牛角轴。

与元朝圣旨用蒙古文、诏书用汉文不同，清朝圣旨兼用满文和汉文，其中汉文行款从右向左，满文行款从左向右，合于中幅书写日期。诰命、敕命均由翰林院撰拟，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由庶吉士书写。若遇袭封，每袭一次都要在原给的诰命、敕命之后增写。

诰命、敕命承载着浩荡皇恩，受封者与袭封者自然会妥善保管。事实上清朝针对圣旨的保管也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受封人务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盗毁失者，经申请复议，尚准许重新补给。但若因收藏保管不善，导致虫蛀、损伤或潮湿破坏污染者，便要罚俸六个月；若是直接丢失或家道中落将圣旨典当，被发现则将革去官职。在这一严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也不敢大意。

如果将圣旨的形制视为其“面子”，那圣旨的内容就是“里子”。大多数君命文书的内容与形式都相当固定，诰命、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牍文体，故虽多出于才子之手，但其创作余地非常有限。从明清两朝的诰命、敕命来看，其字体均为端庄的馆阁体，几近于印刷，行文精悍洗练。

诏书涉及的内容相对驳杂，故而能够给予书写者较大的创作空间。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能够大致品味出这一“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风演变过程。自秦汉以降，诏书大体沿着从散体转向骈体、从古朴转向雅丽的方向发展。汉朝诏书多以散体行文；崇尚骈俪的六朝，诏书的文风也渐渐变得“错彩镂金”；而唐宋两朝骈散相间，各有其趣。从这个角度来看，诏书的文风与王朝的气质相互呼应，如汉朝诏书的雍容不迫、宋朝诏书的巧不伤雅，均为后人所称道。

诏书文风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评判，但圣旨中最有名的章句，势必要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开场白”。那么，这八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诏书的开头语自古并无定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以“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开头。唐朝诏书一般由当时的门下省审核颁发，故多以“门下”开头，也有用“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等句。直到元朝时，圣旨——这里的圣旨是指白话圣旨——的开头变成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元朝圣旨以蒙古文为蓝本，“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几个字就是翻译成汉文时的“杰作”。作为君命文书的开头语，这样的文字显然不雅，于是在汉人的润色下渐渐被译成“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个字。元朝徐元瑞的《吏学指南·发端》中更有解释：“钦惟圣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故曰上天眷命。诏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袭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满“上天眷命”四字的张扬，故改为“奉天承运”。如《明太祖实录》所载：“上以元时诏书首语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易为‘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朱元璋之语是托词还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断句却在后世引发了争议。究竟是该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还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呢？从历史上来看，“诏曰”二字自汉朝以降便出现于君命文书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运皇帝”之称，故而采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说有其逻辑。然而，明朝承袭元制，元朝圣旨的开头语正是“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朱元璋亲自将“上天眷命”改为“奉天承运”，故而采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说亦符合语境。因此，这一争议孰对孰错，还需要研究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结语

圣旨在大众文化中是古代皇权最直接的象征物，故而其定义也只能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行重塑。中国的历史悠久，王朝更迭频繁，君命文书的文体与定义过于复杂，将圣旨作为大众文化意义上君命文书的代名词，未尝不是一个取巧的方式。如何划分严肃历史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圣旨在此出了一道难题。不过，这一切并不影响有心人去探索追寻圣旨背后那林林总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