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书铁券录：免死金牌或是催命符

“钱镠铁券”（复制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最强“神器”是玉玺，那《水浒传》中的最强“神器”就是丹书铁券。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小旋风”柴进因是后周柴世宗后裔，家中有宋太祖赵匡胤敕赐的丹书铁券，故而面对官员步步紧逼时依然底气十足，百般周旋。这里的丹书铁券历史上确有其物，民间俗称为“免死金牌”，因为丹书铁券确实有免死的功用，最夸张的甚至能“恕九死”。不过，正如柴进最后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一样，历史上有丹书铁券的功臣勋贵也往往不得善终，甚至家破人亡，这一现象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期尤其明显——与其说丹书铁券是“免死金牌”，倒不如说它是“催命符”……

死亡是世人绕不开的终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人固有一死”和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都是关于生命始终的经典表述。然而，中国古代却有一样法律器物，能够让人有“不死”的权利，那就是丹书铁券。

关于丹书铁券，最著名的莫过于《水浒传》中柴进的故事。梁山好汉大多为贩夫走卒、江湖匪类，柴进的出身在这群人中显得尤为显贵。《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用了一阕《西江月》描述：“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振。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关于上阕第二句中的“丹书铁券”，书中曾三番五次提及其来由与作用。林冲被发配沧州行进至柴进庄头时，酒店主人说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后柴进也曾自述“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可以看出，《水浒传》中柴进为后周世宗后裔，故宋太祖赵匡胤赐其丹书铁券，这正扣历史上发生于显德七年（960年）的陈桥兵变。这一年赵匡胤于陈桥黄袍加身，柴宗训不得不“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将帝位禅让与赵匡胤。由此看来，将柴进称为“先朝凤子龙孙”，倒也非夸张之词。

后周柴氏一族被宋朝奉为“国宾”，故而依宋律中的“八议”制度，柴进违律论罪时的确有“议、请、减、当、免”的特权。不过历史上的赵匡胤并没有赐柴氏以丹书铁券，《水浒传》中之所以如此设计，大抵是因为丹书铁券在民间文化的影响力与可识别性较复杂的“八议”制度为佳，故而更适合运用于通俗小说中。那么问题来了：丹书铁券究竟是何方宝器，居然能让柴进有胆与当朝权臣争锋？如果现实生活中真有柴进此人，而柴进也的确有丹书铁券，那他是否还会落得落草为寇的下场？

泛而言之，丹书铁券是指皇帝颁发给特定人士的一种带有盟誓性质的文书，持券者因此得以享受相应特权，甚至免死，故民间俗称为“免死金牌”。不过，仅将丹书铁券简化为“免死金牌”就过于小看这一器物的内涵了。

丹书铁券渊源于周朝，肇始于汉朝，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诸朝，于明朝达到兴盛而后迅速消亡，在这期间当然有人因丹书铁券而成一时之贵，但更多的人将丹书铁券用成了“催命符”，这里的故事远不是“免死”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丹书铁券”是一个统称，历代对其叫法不一。两汉分别称为“丹书铁契”和“丹书铁券”，“契”与“券”相通，“丹书”则是指铁券上的誓词用丹砂书写。《资治通鉴》《隋书》《辽史》中又分别有“银券”“金书铁券”“金券”之称，是由于制作材料的不同。《明史》中因铁券可世代相传又称其为世券，其实与丹书铁券本为一物，只是命名角度不同罢了。

国以永存：汉朝君臣的剖符作誓

论及丹书铁券的诞生，就不得不提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汉朝之前本无丹书铁券，据《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而“剖符作誓，丹书铁契”的内容，则是“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乃灭绝”十二个字。正是这十二个字，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丹书铁券。

汉朝建立后，刘邦鉴于秦朝孤立之败，于是杀白马与众盟誓云：“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如果说“非刘氏不得王”是汉朝皇室内部的权力分割，那“非有功不得侯”则牵涉皇室与朝臣之间的利益分配，丹书铁券，可以说正是这种利益分配的文字佐证。《后汉书·祭遵传》中所载范升的上疏很好地点明了这一点：“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刘邦借丹书铁券“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而功臣也因被授予了丹书铁券得以“生则宠以殊礼”，“死则畴其爵邑”，可见丹书铁券在其诞生之初的确具备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契约”之意。

“剖符作誓”本是古礼。依《周礼》，先秦时期盟誓当由司盟撰写誓词并记于简册上，“既盟则贰之”。先秦时期将竹符剖分为二，盟誓的双方各执其一，遇事时作为凭证勘验，“诸所合节以为‘契’者也”。早期的券多为易折断、烧毁的材料，解除券中约定时通过焚券、削券、折券等方式表示权义两清。而刘邦改为丹书铁券，其意自然是“申之以丹铁而图不朽”，正合河山带砺之意。

从秦汉之交的契约习俗来看，丹书铁券的源头应当是古老的盟誓之礼。不过《周礼·秋官司寇》中有“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的表述，郑玄注曰：“今俗语有铁券丹书，岂此旧典之遗言与？”从中或许能推得汉人的“丹书”或多或少受到了“丹图”的影响。

无论如何，丹书铁券这一君臣间的“契约”，终于在西汉草创时诞生了。那么，此时的丹书铁券是否能被视为“免死金牌”呢？

答案是否定的。汉初的丹书铁券更近于荣誉而无法外之权，更非免死承诺，持券功臣中也不乏获罪之人，如萧何便因“强贱买民田宅”“多受贾人财物”而入狱险遭不测。功臣本人已然如此，功臣之后则更无免罪特权。例如，持券功臣周勃封绛侯，其子周胜之嗣因杀人获罪而身死国绝；后次子周亚夫被封为条侯，续绛侯后，且周亚夫本身是平定七王之乱的元勋，但最后依然被逼得绝食而死。

有汉一朝，持券功臣“以事失侯”者比比皆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载道：“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殒命亡国。”《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则直接感叹：“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汉初的持赐功臣何止不能免死，甚至连其子孙的封地也基本在太初年间便所剩无几。可见汉朝丹书铁券非但不能免死，纵然是誓词上“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八字也实现得极为勉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邦以丹书铁券赐予臣下毕竟不是真心希望这些“迹汉功臣”成为法外权贵，而是借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一旦这些功臣真的行违法乱纪甚至谋逆之事，皇权之下自然没有罪臣容身之处，故而丹书铁券虽是“契约”，但更象征着帝王权力。

除将铁券赐予功臣外，汉朝亦偶有用铁券与他国盟誓之举。《太平御览》载，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娄敬曾持节与匈奴划地为界，“作丹书铁券曰：‘自海（贝加尔湖）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处焉。’割土盟誓然后求还”。在此处，丹书铁券又带有“却其敌意”的羁縻之意。

刘邦之后，两汉帝王未再将铁券赐予大臣，但丹书铁券出现时或代表君主，或代表王朝，故汉人亦习惯将铁券与帝权直接挂钩。如《后汉书·桓帝纪》所载，延熹八年（165年）盖登称太上皇帝，便自制“玉印、圭、璧、铁券”，可见在民间铁券的地位已与玉印、圭、璧御用器物地位相当。另据《晋书·张昌传》载，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张昌、刘尼起事时，也将“云凤皇降”和“珠袍、玉玺、铁券、金鼓自然而至”同列为祥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三国、西晋时期朝廷并未颁丹书铁券，由此可见民间对这一器物的崇拜已根深蒂固。

东晋以降，丹书铁券再次出现。大兴四年（321年），东晋元帝司马睿在拜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等职时，又赐其“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很明显，这里的丹书铁券羁縻色彩甚浓，与汉初诸功臣所受的丹书铁券完全不同，更与免罚免死无关。然而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形却悄然发生变化。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融合共存的时期。各势力分疆裂土的同时，汉晋数百年几近于绝迹的丹书铁券突然大量出现，并摇身一变成了后人眼中的“免死金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兴礼乐，变华风”之后，北魏一度“赏赐无度，盈积私家，金书铁券，不死之诏频以许人”。这一风气明显延续到了后继王国，西魏时期大将李穆冒死救宇文泰，宇文泰感激之余“特赐以铁券，恕其十死”，在此丹书铁券作为“免死金牌”，已然实至名归。

不过，南北朝的丹书铁券在赏赐功臣之余，也出现了更灵活的用法。丹书铁券可以招降，如南朝梁任果降北魏时“太祖嘉其远至……赐以铁券，听世相传袭”；可以招安，如杜洛周起义，北魏孝明帝元诩“杨当潜使以铁券说贼党”；可以策反，如侯景叛乱时，梁武帝萧衍收买范桃棒，“敕镌银券，赐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

丹书铁券在南北朝不足两百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极大的延展：一方面，作为“免死金牌”的丹书铁券终于出现；另一方面，丹书铁券在政治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被极大拓展。这一切都成为后世丹书铁券的“底色”，最终为这一器物在民间文化中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臣反赐券：怀柔之心与强藩悍将

南北朝统一于隋后，丹书铁券制度依然持续。隋末，越王杨侗称帝，段达、王世充等七人因拥立之功被“委以机务，为金书铁券，藏之宫掖。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此时的丹书铁券被称为金书铁券，得益于冶金技术不断发展，铁券上的誓文已能够用金银填嵌。《隋书》中未明言“七贵”的金书铁券是否有免死之权，只是“七贵”无一例外均未得善终——这也不能怪铁券，而是乱世之中弄权者多难全身而退，这并非一枚金书铁券所能改变的。

隋唐易代后中国再次迎来大一统，唐高祖李渊如刘邦一样开始论功行赏，颁布了一道《褒勋臣诏》：“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世民、尚书右仆射裴寂等，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特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

在这道诏书中，李渊明确了诸勋臣“恕一死”的法外之权。虽然其中未提及丹书铁券，但在《唐大诏令集》中，这一封诏书被归入“功臣·铁券”篇，可知当时虽无其名而已有其实。以此为基础，唐朝的丹书铁券开始有了相对固定的格式要求，其誓词基本包括以下内容：赐券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邑地，受赐者的功勋业绩；册封内容与赋予特权；对受赐者的训诫，臣子须忠于朝廷以“长袭宠荣，克保富贵”“永将延祚子孙”；最后则是皇帝之誓，否则“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格式的固定意味着制度化的开始，也意味着唐朝君主对丹书铁券这一形式的重视，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武则天的身后之事。

武则天晚年自知国政将复归于李氏，“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可见武则天为保护武氏后人，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了铁券之上。虽说此举出于无奈，但毕竟意味着丹书铁券依然有相对的公信力——只是这种公信力如镜花水月一般，未能给武氏后人以安定的未来。

武则天的“迷信”背后，是当时统治者对丹书铁券的频繁使用，与此相应，丹书铁券各方面的功用亦在唐朝得到了加强。首先是册封功臣。有唐一朝，尤其是高宗、中宗、睿宗时期，皇室内部权力争夺极为激烈，几乎每一次“夺门”之变，都有臣子以拥立之功获铁券，如杨元琰定张易之、张昌宗后便获“赐铁券，恕十死”。其次是劝降羁縻。唐立国之初四方未定，李渊便曾对苑君璋“使诏之，赐铁券，约不死”。天宝年间，少数民族首领如护密国王子颉吉里匐、柘支国顺义王子那俱车鼻施等多有获丹书铁券者，是“重爵贵号，以崇其宠；丹书铁券，以表其忠”之意。最后是妥靖强藩，以安反侧也是最特殊的功用。

唐朝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面对众多强藩悍将，朝廷根本无力掌控，故只得示怀柔之心，丹书铁券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如唐代宗对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藩镇下诏“凡为安、史诖误者，一切不问”，并“皆赐铁券，誓以不死”；同样，面对王武俊、朱滔、田悦、李纳等悍将僭号称王，唐德宗不仅赐铁券，还在券文中罪己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实不德，兆民非咎。”至僖宗、昭宗二朝，唐朝朝廷已经衰弱到帝王被乱兵所逼频频出幸，于是皇帝在危急之下只得将丹书铁券视为救命稻草任意赐券，由此导致的结局是唐末受券的“功臣”功劳未必显著，铁券上所载的权力却日益加强，动辄“恕十死”且能惠及子孙。

现存最古老的一枚丹书铁券实物，正是在唐末的悠悠乱世中诞生的。乾宁二年（895年），义胜军节度使董昌于越州称帝，建大越罗平国，董昌部将钱镠不肯相附，奉唐昭宗李晔之命平叛并取得胜利。董昌平定后，李晔大喜过望，拜钱镠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并赐丹书铁券，券文如下：

“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钱镠，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贯，渫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粤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馀杭成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辞。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历朝丹书铁券能留存于后世者寥寥，而这一份“钱镠铁券”居然得以历经千余年而传世，其中亦经历了不少传奇故事。从这一份铁券中可以明确看到“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和“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两句，得此丹书铁券不仅能免九次死，有普通的违法之举时有司甚至没有执法权，这样的“免死金牌”也真是续命宝器了。

不过，丹书铁券的功用本立足于帝权，一旦皇帝本身的权威扫地，丹书铁券所载之事的实现可能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唐末皇帝惯于用铁券安抚权臣之心，这使得丹书铁券本应隐含的荣耀嘉奖之意全无，取而代之的是受赐者有谋逆之心的暗示。唐德宗时期，李怀光有“解奉天之难”之功却不受召见，因而心生不满。唐德宗李适为安其心而“加太尉，赐铁券”，未想李怀光的回应却是“人臣反，则赐铁券，今赐铁券，是使反也”。可见经过长时间的滥用与误用，唐朝后期的丹书铁券早已不是汉唐之初那河山带砺的荣誉，而是逆臣贼子的宣告文书。

虽然汉朝之后的丹书铁券功用暧昧，但自南北朝开始，这一器物因其明文记载的法外之权而日渐成为“免死金牌”的代名词。然而也正因如此，丹书铁券才更具讽刺意味，因为受赐铁券者中犯下死罪而真能免死者实在屈指可数。唐初期如功臣刘文静、裴寂一个被诬杀，另一个被流放而病逝；唐中期如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被杀于流放途中；唐晚期如杜让能受赐自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而论，唐末强藩悍将发出“人臣反，则赐铁券”的呼声，也不枉丹书铁券本身的血迹斑斑。

血色承袭：有名无实的免死金牌

唐亡之后，五代不仅承袭了丹书铁券，更承袭了丹书铁券的血色。后唐庄宗李存勖对朱友谦“赐之铁券，恕死罪”，后又将朱友谦及其家族二百余口一并斩杀。友谦妻张氏临刑前拿出铁券言“此皇帝所赐也”亦是徒然。后晋高祖石敬瑭赐范延光铁券“许之不死”，然而范延光随即被杨承勋逼杀，石敬瑭亦未对杨承勋问责。对于丹书铁券有名无实之事，后唐明宗李嗣源与赵凤之间的一席对话阐述得非常明白。

《资治通鉴·后唐纪》载：“上（李嗣源）问赵凤：‘帝王赐人铁券，何也？’对曰：‘与之立誓，令其子孙常享爵禄耳。’上曰：‘先朝授此赐者止三人，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得脱如毫厘耳。’因叹息久之。赵凤曰：‘帝王心存大信，故不必刻之金石也。’”面对受赐铁券者皆族灭的惨剧，连君王自身也“叹息久之”；而赵凤回答的“帝王心存大信，故不必刻之金石”就显得非常委婉，其意不外乎帝王若无信，刻之金石也无用罢了。

如果说南北朝给了丹书铁券“免死”的声望，那么唐朝则使这一声望烟消云散。宋朝立国之初为安抚李重进、卢绛、陈洪等将领曾赐其铁券，甚至对功臣王审琦也曾赐铁券，约定恕其本人九死、子孙五死，但赐券一事并未成制。

有宋一朝，朝廷对于丹书铁券基本持保留甚至是反感态度。北宋祥符年间，王沂公出使契丹，契丹馆伴耶律祥吹嘘其铁券，王沂公便回敬道：“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王沂公之论并非个论，胡寅有言：“铁券许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预以免死许之，是诱而致于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无施而可。故虽高帝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而不免予杀韩信、醢彭越、斩英布，又况其几乎？是故有功则赏，有罪则刑，尧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铁券为！”吕祖谦有云：“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可见在宋儒心中丹书铁券不过是权术之器，终非善物。

在宋朝，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形态全面取代门阀士族政治形态，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丹书铁券的式微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然而与宋并存的辽、金诸朝，则进一步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丹书铁券制度，以至于出现了耶律祥与王沂公之间的一幕。

辽朝赏赐臣下铁券的记载始于建国之初，其赐券主要针对皇亲国戚，如萧割辇、耶律隆庆、耶律宗愿、耶律淳等。辽朝视铁券为身份性标志，并无唐、五代时的滥授现象，但王沂公所言“赐之以安反侧耳”的情况也的确存在，辽道宗耶律洪基剪除耶律重元之前，正是通过“赐金券”的方式安其心的。金朝同样借鉴了丹书铁券制度，并在灭辽伐宋战争中针对功臣进行了赐券，约定“惟死罪乃笞之，余罪不问”“除叛逆外，余皆不问”“除常赦不原之罪，余释不问”等特权。不过与中原王朝多数丹书铁券一样，这些约定也如一纸空文，很快受券功臣就面对着“必欲杀之，誓券安足用哉”的无奈境遇。

《金史·百官志》中对金朝丹书铁券的形制有详细记载：“铁券，以铁为之，状如卷瓦。刻字画襕，以金填之。外以御宝为合，半留内府，以赏殊功也。”可见金朝铁券形制基本沿用中原旧制，一半颁给功臣，一半藏于内府，两券合起以验真伪。

辽金之后，元朝并无丹书铁券制度，仅成吉思汗曾赐誓券和黄金印于木华黎，以助其经略中原之势。有元一朝，倒是有一“答剌罕”的封号享受“九罪弗罚”的特权并可世袭，与丹书铁券功用相似。

元朝虽无丹书铁券，但在元朝之后情形再次逆转。《明通鉴》载，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剖符封功臣，召（宋）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至洪武三年（1370年），“大告武成，论功行赏，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铁券丹书，誓诸白水，河带山砺，爰及苗裔”，丹书铁券由此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

从《明史》等典籍的记载来看，朱元璋设丹书铁券的初衷与刘邦相似，既有保恤功臣的意思，又希望通过示恩使功臣之后也能够报德明功、勤勤恳恳。不过由于宋元两朝的断档，明朝立国之初已不知铁券形制，朱元璋故而遣使请钱镠后人进献铁券，并以其为样板进行改良。因此，明朝铁券的形制与唐朝铁券保持了相对的延续性，而又有改良。

据《万历野获编》所载，明朝铁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质如绿玉，不类凡铁，其字皆用金填，券有左右二通，一付本爵收贮，一藏内府印绶监备照”，比之于唐朝铁券，在质地、券文内容等方面均有变化。尤为不同的是，唐朝铁券为单券，明朝铁券则与金朝相仿，分为二通，一通给受赐人，另一通收藏于内务府。

与形制上的改变相对应，明朝铁券最大的变化在于其制度化。《大明会典·功臣封爵》载“所封公侯伯，皆给诰券”，意味着赐券已经成为公侯伯三等爵受封时必备的程序，而高低不同的爵位所对应的铁券亦大小不一，从“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到“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不等。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明朝的丹书铁券，是否有“免死”功效呢？

当然有，不过相对于唐朝动辄“恕十死”的做法，明朝铁券的规定相对保守。如大将军徐达在明初号称战功第一，被封魏国公，然依其铁券，徐达只能免死三次，其子免死二次。又如丞相、太师、位列百官之首的李善长，依其铁券亦仅能“免二死，子免一死”。免死一次至两次，成为明朝铁券的“标配”。

那明朝丹书铁券的“免死”功效，是否能落到实处呢？言及此，正可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明朝铁券的功用受限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持券功臣自恃有铁券犯法，在明初就已成大患。如蓝玉不仅私吞大量珍宝驼马，还霸占民田，御史依法审案，蓝玉直接将御史逐离；又如郭英横行不法，因小事擅杀男女五人……洪武一朝，各路持券功臣或是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或是倚恃权豪，欺压良善，侵夺田地房产，甚至连功臣的奴仆家僮也狐假虎威，凌暴乡里，有时其他没有铁券的勋臣也横遭欺凌。可以说明朝丹书铁券制度刚刚恢复不久，就掀开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因此，朱元璋不得不下诏工部作铁榜，对持券勋臣戒以保全终始之道，而这部“铁榜”所书，正是丹书铁券权力的“但书”和抵罪的“实施细则”。持券功臣或其家人仆人有相应罪行需镌相关过错于铁券，于是丹书铁券又成了功臣的罪行书与履历表。

另一方面，丹书铁券也终究逃不过政治斗争。朱元璋晚年多有屠戮功臣之举，尤其在“胡惟庸案”后，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剪除功臣，冯胜、蓝玉、傅友德等均未能幸免。尤其是处死李善长时，朱元璋竟托词天象有“星变”，依占卜结果当移除大臣，于是诛杀其一家七十余口。谷应泰在评论胡蓝党案时叹息道：“朝登盟府，夕系槛车，口血未干，爰书遂拟。”这十六个字基本能表达出明朝丹书铁券免死的功效。

丹书铁券伴随有明一朝，之后在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明英宗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又两次大规模颁赐，以封赏靖难及拥立之功；而这些后继的丹书铁券亦如洪武时期一样，难以实现其免死的承诺。纵向相比，明朝除无借铁券绥靖强藩之事，其赐券之举与唐朝并无太大差别，而自明英宗始，宦官干政日渐增多，丹书铁券的颁赐又渐渐抹上了强权色彩。终明一朝，丹书铁券可谓有“免死金牌”之名，却无“免死金牌”之实。

结语

自刘邦下令制作丹书铁券后，这一器物在历朝更迭中几经起伏，最终被岁月打上了“免死金牌”的烙印。《水浒传》中借丹书铁券烘托柴进的身世虽为虚构，但大抵符合历史逻辑。不过，历史上的丹书铁券通常徒有虚名，真要仰仗其免死往往不可靠，从这一角度而言，柴进持券却被逼上梁山的情节，更具有真实性。

丹书铁券“不堪大用”，一方面源于“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另一方面更源于丹书铁券基础的脆弱。相比于赵凤“帝王心存大信，故不必刻之金石”之语，《皇明功臣封爵考》中的评论更为犀利：“治稍下衰，而誓诰兴，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诰，而下益惑。盖自结绳而为书契，自书契而为誓诰，利害相摩，机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于其臣，臣有不得于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发，况又自誓诰而为铁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难矣。。”

说到底，丹书铁券名为契约，更近权术，自然非信义所能左右；至于其上的免死条款，非常之时何止不能免死，简直更如催命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