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欧盟法的实质性规则：五大自由

4.1 介绍

传统而言，联盟法的实体性规则涉及条约承认的四项自由：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欧盟运行条约》规定这些基本自由不得受到任何限制。[134]本节讨论究竟什么能（以及不能）被理解为属于这四项自由中的一项，因为只有某些活动属于条约的范围，相关活动才能从条约授予的权利中获益。为了充分理解权利的含义，有必要分析这些被禁止的量化限制的确切范围。虽然它们具有“根本性的”属性，但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对自由移动的权利施加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例外有哪些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适用？这关系成员国在预防和起诉犯罪方面拥有的自由裁量权。随着欧盟公民自由流动权和居留权的出台，出现了一种与刑事法极为相关的第五种自由。

《欧盟运行条约》的基本自由权利与特定的欧盟立法（次级欧盟法：指令、条例和框架决定）所保障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在实体权利背景之下的相互承认带来的影响，和自由流动权利的可能例外将在下文讨论。欧盟法是否规定了因其本质而非法的货物和服务，因此不能享受条约规定的任何权利的问题将受到特别关注。本节主要讨论内部市场问题，并涉及向公民提供基本自由的实际情况。自由、安全和公正的领域的条款以及相关的次级立法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权利。相反地，自由、安全和公正的领域为成员国创造了合作的权利和形式，公民无法直接从该领域的管制中获益。

4.2 自由流动

实现内部市场的最初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国家边境线的法律秩序，因此重点一直是，并且仍然是跨国问题的消除。那么，条约原则上不涉及与跨国流动无关的活动。换句话说，如果所有活动都发生在一个成员国的边界内，并且与位于且来自该成员国的工作人员或与货物、服务或资本有关，那么该活动不属于条约管辖的范围。因此，在评估应适用于特定活动的法律的第一个测试始终是判断该行为是否属于条约的管辖范围。

作为第一步，划定哪些符合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定义是很有用的。对于这四类中的每一类，都需要有一些经济活动发生。[135]爱尔兰高等法院提请初步裁决爱尔兰学生协会的案件，该协会分发了关于可在英格兰何处进行堕胎的具体信息。爱尔兰将堕胎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活动定为犯罪。学生们出于政治原因散布了这些信息，而没有收到英国堕胎诊所任何酬劳。虽然欧洲法院已将堕胎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但学生的活动并非如此，他们没有代表诊所散发信息，也没有接受他们的酬劳。因此，他们分发与经济活动无关的信息并不属于条约的范围。[136]

商品自由流动（《欧盟运行条约》第28—37条）

《欧盟运行条约》第28条禁止一切进口和出口关税以及成员国之间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费用。来自第三国的产品如果在特定成员国已经遵守相关进口手续（《欧盟运行条约》第29条），则被视为可以自由流通。[137]商品自由流动原则是有效的，不管它是涉及非常昂贵的限制还是小的阻碍。欧洲法院认为，相当有限的经济影响的阻碍不能被接受为例外：“成员国能够直接或间接阻碍实际或潜在的共同体内部贸易的所有贸易规则必须被视为具有相当于对进口数量限制的效果的措施。”[138]

但是，商品自由流动有一些例外。欧洲法院已经接受，即使在可能受到刑事制裁痛苦的情况下，[139]成员国也可能要求货物附带真实来源的声明。[140]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成员国可能还要求原始标签包含有关产品的某些内容信息。[141]此外，成员国仍可自由将使用未能遵守适当的税收规则的商品定为犯罪[142]，即使这些商品尚未进入自由流通。

《欧盟运行条约》第34条和第35条规定了货物完全自由流动的明确规则，但第36条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况。下文将会阐述，这些例外情况必须进行狭义解释。[143]由于某些货物的特殊性质，如枪支和药物前体化学品，限制也可能规定在协调化的立法中。[144]

确认案件涉及欧盟内的商品贸易后，确定什么构成数量限制是有意义的。多年来，欧洲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多判例。在Casati案中，它处理了由于刑法适用而带来的对自由流动的阻碍：

原则上，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规则仍然是成员国负责的事项。然而，从欧洲法院裁决的一系列一致的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同体法律在其许可成员国维持的对商品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管制措施方面也规定了某些限制。行政措施或处罚决不能超越严格的必要的程度，管制程序不得以限制条约所要求的自由的方式进行设置，并且不得附加与侵害程度过于不相称的惩罚措施以至于成为行使自由的障碍。[145]

换句话说，刑法本身的适用就可能构成了限制。[146]

国内规则规定流动销售需要实现获得许可的事实可能会减少来自其他成员国商品销售的数量。[147]国家法院将决定该措施是否对于源自其他成员国的产品的销售影响大于对于本地产品的销售影响。如果影响确实更大，那么存在明显的违反欧盟法的事实。[148]《欧盟运行条约》第35条明确保护了面向另一个成员国的出口。国内立法也不应将出口产品与在成员国本国内销售的产品区分对待。如果限制或禁止某些销售安排的国家规定适用于在本国领土内经营的所有相关贸易商，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对它们产生影响，那么国内产品和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产品的销售不会被视为直接或间接阻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149]

人员自由流动（《欧盟运行条约》第45—55条）

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定与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不同（《欧盟运行条约》第45条和《欧盟运行条约》第49条经营企业的权利）。《欧盟运行条约》第45条第1款规定劳动者的流动自由要在欧盟内得到保障，与商品自由流通规则不同的是，《欧盟运行条约》第45条第3款仅规定了三种一般性例外：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150]由于现在已经引入内部市场数十年，对外国劳动者的直接限制不再经常出现在成员国的法律中。判例法现在对于可能或者间接可能限制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情况十分敏感。作为居住地的成员国不得将在另一成员国工作的人员用于在其领土上使用在其工作所在地的成员国设立的租赁公司名下的车辆认定为犯罪，且车辆是由在同一成员国设立的雇主提供的。[151]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为了确保道路安全和防止税收基础受到侵蚀而根据国家规则登记车辆的义务是必要的。欧洲法院驳回了这一观点，认为荷兰车辆不能在比利时登记，因此登记目标无法实现。[152]

欧盟公民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另一个成员国建立企业，而且不得遇到任何障碍。获得，使用或处置不动产的权利是自由设立企业权利的必然结果。[153]《欧盟运行条约》第52条第1款仅规定了三个一般例外：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如果没有可接受的正当化事由，那么对于企业施加以刑事处罚的痛苦为保障的许可执照或授权要求违反《欧盟运行条约》第49条和《欧盟运行条约》第56条的行为。[154]

自由提供服务

《欧盟运行条约》第56条规定：

在以下规定的框架范围内，对于公民在一个成员国内设立企业，而他将要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另外的成员国的公民的情形，欧盟内部不得设定任何对提供此类服务的自由的限制。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按照普通立法程序进行立法，可以将本章的规定扩展到在欧盟境内设立企业并提供服务的第三国国民。

《欧盟运行条约》第57条进一步具体规定什么可以被认定为该条约含义内的服务。原则上，禁止会使跨境提供服务变得更加困难的任何措施。[155]但是，基于公共政策、公共安全或公共卫生的理由，限制可能是合理的（《欧盟运行条约》第62条和第52条）。[156]在一个案例中，意大利法律要求在提供法外债务追回许可证之前，其中一个前提是提供无犯罪证明，这项要求由于符合公共利益而成为合理的。[157]但是，要求必须在意大利103个省份中的每一个都申请无犯罪证明，而为了能够申请，申请人必须在每个省拥有住所，这样的要求显然违反了这一自由权利。欧洲法院认为，“任何事先授权制度必须基于非歧视性和可以事先知晓的客观标准”。

资本的自由流动

《欧盟运行条约》第63条规定：

1.在本章规定条款的框架内，禁止对于在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的资本流动设定限制。

2.在本章规定条款的框架内，禁止对于所有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的支付设定限制。

必须指出，第63条的规定与其他自由不同，它也保证了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的资本和支付能够自由流动。基于公共政策和公共安全的理由（《欧盟运行条约》第65条），可以允许限制[158]，只要它们以非歧视性的方式适用，并尊重比例原则。[159]在判断国家立法是否符合这些原则时，欧洲法院着眼于立法的目标。[160]如果可以用不限制基本自由的替代措施来实现目标，则不认为现有措施是成比例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事先授权才能进行资本转移的要求。成员国希望（并有权）对这种要求保护的利益（财政监督、防止逃税、洗钱、贩毒或恐怖主义）也可以通过诸如事先声明等替代办法来实现。这个声明应该与事先授权区别开来，事先授权会导致资本的自由流动受到行政当局的裁决，并且因此会使这种自由变得虚幻。[161]

自由迁移和居住权

除了成员国的国籍外，《欧盟条约》第9条和《欧盟运行条约》第20条规定了欧盟的公民身份。《欧盟运行条约》第21条第2款规定，没有由于条约的其他条款而享有居住权的欧盟所有公民都享有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迁移和居住的权利。这是一种基本的自由，[162]尽管不是无条件的。[163]自由迁移和居留权赋予每一个欧盟公民可自由迁移并居住三个月，而不受任何特定条件的限制。[164]在这三个月之后，欧盟公民必须是有工作的或成为自由职业者。[165]这种权利独立于其他四种自由以及开展经济活动的必要性，证明它应当被承认为第五种自由。欧洲法院认为：“条约提供的由自由迁移产生的机会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成员国的国民可能因另一个国家的立法处罚他们使用东道成员国的住所，而阻碍其在东道成员国获得住所。”[166]

身为欧盟公民这个事实便足以获得这项权利的好处。迁移自由对刑法和程序法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法院在Schwarz案中认为：

尽管在所有成员国中必须给予欧盟公民同样的法律待遇，使其享有同样处境下的那些成员国的本国国民的待遇，但如果一个公民利用欧共体条约提供的关于自由迁移的机会，造成他国籍所属的成员国给予他的待遇比他不使用这个自由时的待遇更差，这种情形与自由迁移的权利是不相符合的。[167]

《欧盟运行条约》第67条第2款和第77条规定，欧盟应确保对个人没有内部边界管制。在针对Wijsenbeek的刑事诉讼中，出现的问题是当时能适用的《成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7A条和第8A条（现在是《欧盟运行条约》第21条和第26条）实际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Wijsenbeek由于从另一个成员国通过飞机进入荷兰时拒绝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而被起诉。欧洲法院认为，“在欧共体没有关于此种情形的规则的情况下，成员国仍然有权力对这种义务的违反实施处罚”，但须遵守同化和比例性原则。[168]实践中，出于安全原因，空中交通的边界管制保留了下来。从形式上讲，这与边防检查无关，因为携带身份证明的义务也适用于内部航班。

如同其他四种自由一样，自由迁移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性是一种必须进行严格解释的减损，其范围不能由成员国单方面决定。[169]因此，减损并不容易被接受。在委员会对荷兰提出投诉的案件中，这变得很清楚。[170]欧洲法院认为，一个刑事定罪与启动驱逐出境措施之间的系统和自动的联系违反了《关于外国公民迁移和居留指令的指令64/221》（适用于该案件事实）中有关外国人迁移和居留的特别措施的协调，这样的协调适用是以公共政策为正当化理由的。[171]关于驱逐出境的决定必须以个人行为为依据，并且不能仅仅因为之前曾经被定罪而合理化。[172]对社会的根本利益必须存在真正的、足够严重的威胁。杜绝将驱逐出境作为一项一般预防性的措施。[173]欧洲法院在对希腊最高法院提交的初步裁决中表示，它不倾向于轻易接受驱逐一名欧盟公民。虽然使用毒品可能对社会构成危险，因而能够正当化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对欧盟公民采取特别措施，但这些措施必须符合自由流动的权利；对生命的驱逐是对这种自由的非常否定。[174]有时，法院允许采取不同性质的措施：例如，限制部分领土的自由流动。[175]

欧洲法院要求当局评估罪犯的个人行为，以及它是否构成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现实的、真实的和充分严重的威胁。[176]这强调了，驱逐不得是纯粹实施犯罪行为的自动后果。必须遵守比例原则，采取措施的权力机构必须表明新的严重损害公共政策要求的具体风险。2007年11月7日，意大利政府为回应一些据称是罗马尼亚国民在该年犯下的若干暴力罪行，决定集体驱逐大批罗马尼亚人。[177]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决定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或者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这明显违反了必须存在欧盟公民对社会构成的威胁进行个别评估的规则，而且普遍预防或特殊预防措施是不可接受的。[178]法国2010年采取了类似行动。[179]

1975年，欧洲法院根据当时适用的共同体法律已经认定，如果为了遏制其他外国人而命令驱逐一个成员国国民，该法律已被禁止。[180]在犯罪发生多年后维持禁令的情况也适用类似的考虑因素，并且终身禁止一个欧盟公民入境很难被证明是合理的。[181]此外，必须在自由流动权范围内看到基于相互承认的更现代的合作形式。《关于监禁刑的框架决定2008/909》的叙文第15段是证明自由迁移和国际合作的整体方法的证据：

本框架决定，应根据欧盟公民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移动，和在成员国境内自由居住的权利实施，该权利由《成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8条授予。[182]

4.3 需要在这些条约的范围内起作用

初看起来，《欧盟运行条约》的条款并没有赋予成员国国民对其本国的任何权利。[183]简而言之，《欧盟运行条约》赋予外国劳动者、外国货物、外国服务、外国资本和外国欧盟国民的权利。它没有对纯粹的内部情况起任何作用。[184]国家的国民、[185]国家的商品、[186]国家的服务、[187]国家的资本由于它们的国内属性无法从基本自由中获益。然而，欧洲法院认为，基本自由可以被国民对其所在成员国和国籍成员国援引，只要它们涉及他人的基本自由。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对奥地利的一个船港经营者，奥地利国民埃里希·西奥拉的起诉，他超过奥地利法律允许的租用具体配额，将港口租给居住在另一个成员国的船东。提供服务的自由“包括让服务接受者自由去另一个成员国，以便在那里接受服务，而不受限制”[188]。

同样，排除或阻止成员国国民离开其原籍国以行使其自由流动权的规定构成侵权。[189]这表明欧洲法院审查了一项规则的潜在的限制性。例如，即使在实践中该国内法不适用于进口产品，但这并不排除其影响阻碍欧盟内贸易的可能性。[190]但是，只有真实情况才重要。欧洲法院认为，仅仅是跨国情况的理论可能性不足以建立适用条约所需的联系。[191]

奥地利国民可以依靠联盟法来对待本国的事实源于欧洲法院对服务自由流动的解释。一致的判例法将此解释为保护提供和接受服务。因此无权享有联盟自由的个人可能从其他人的自由中“获利”。从判例法看来，与联盟法的相关性不一定非常强。

这里的一个例子就是Mary Carpenter案，该案由英国的移民上诉法庭转交欧洲法院审理。Mary Carpenter是一名菲律宾国民，与一位向英国和其他成员国提供服务的英国国民结婚。这对夫妇住在英国。当英国当局对Carpenter太太发出违反国家移民法的驱逐令时，她根据该条约援引了丈夫的基本自由。欧洲法院认为，Carpenter先生的活动属于该条约的范围，因为联盟法承认确保对家庭生活的保护重要性，以消除行使基本自由的障碍。Carpenter先生和夫人之间的分离显然会损害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他行使基本自由的条件不会完全有效。[192]

另一个例子是Vander Elst案，他在他的公司所在的比利时和法国，同来自比利时和摩洛哥的劳动者从事各种工作。摩洛哥人拥有比利时工作许可证。当他与他在法国的团队一起工作时，那里的当局提起了诉讼，因为Vander Elst曾雇用了非欧盟第三国没有法国工作许可证的国民。欧洲法院认为，这样的要求限制了Vander Elst有权享有的服务自由。[193]

如果原籍国禁止他前往另一个成员国，国民也可以依靠他的自由行动权来对抗自己的国家。Gheorghe Jipa案件涉及一名罗马尼亚国民，由于他在比利时非法居住而被遣返回国，罗马尼亚国民被禁止前往比利时。欧洲法院在罗马尼亚登博维察法庭提请的初步裁决时决定，可以采取限制国民自由流动至其他成员国的国家决定，条件是他个人对于公共秩序风险的行为已被考虑在内。[194]

4.4 不得基于国籍进行歧视

《欧盟运行条约》第18条第一句为：“在条约适用范围内，在不影响其中所载的任何特别条款的情况下，禁止基于国籍的任何歧视。”[195]与五项自由不同，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不是独立的权利。其依赖性表达为“在条约范围内”的要求。因此，必须与五项自由中的一项建立联系。第五项自由，欧盟公民的自由流动将特别容易使歧视情况被条约的范围涵盖。

《欧盟运行条约》第18条保护欧盟国民免受公开和秘密的歧视。[196]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影响着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欧盟运行条约》第18条和第21条）。[197]通过将不同的规则应用于可比较的情况或通过对不同情况应用相同的规则，可能会产生歧视。[198]如果适用的标准与国籍没有直接关系，则存在隐蔽歧视案件，但确实有这种影响。例如，意大利关于交通违法行为的刑法要求违法者驾驶在意大利以外的成员国注册的车辆立即支付最低数额的罚款，或提供两倍的担保，否则他们的驾照会被没收或车辆会被扣留。[199]显然，拥有在另一成员国注册的车辆的绝大多数行为人不是意大利国民，而拥有在意大利注册的车辆的绝大多数行为人是意大利国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的差别处理可以是合理的，如果在没有国际或欧盟文书的确保最终处罚得以实施的情况下，[200]存在不会支付罚款或无法收取罚款的风险。[201]在不同的待遇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考虑到三个因素的综合：（1）需要立即付款；（2）罚款是最低规定的两倍；（3）付款意味着放弃权利，实际措施并未通过比例性的检验。[202]

禁止歧视的最重要的例子之一涉及享受服务的自由。英国公民Ian Cowan作为旅游者来到巴黎时遭到袭击后受伤。当他作为暴力受害者申请赔偿时，他的请求被拒绝，因为他没有法国国籍。而向法国居民提供补偿——不论其国籍——和向居住在国外的法国国民提供补偿。欧洲法院在对巴黎大法院（法国）提交的初步裁决中裁定，这是一项属于条约范围的事项，并且对游客提供了较不利的条件，这些游客必须被视为“在危险发生时防范袭击风险和获得国家法律规定的经济赔偿的权利的适格接受者”[203]。

间接歧视的其他例子涉及居住方面的区别对待。[204]即使存在本地业主可能无法支付更高租金的风险也不足以正当化更有利的待遇，因为经济目标并不代表公共政策的理由。[205]另外，“欧洲法院已接受国家规则可能要求的某些条件，以确定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体化，所涉利益的接受者一直是该成员的居民或通常在有关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居住的居民”[206]。

对国民不利的待遇

联盟法在国家法律秩序中的适用可能导致非国民可以依赖这些权利的情况，而国民则不能。荷兰驾驶执照的有效性就是一个例子。荷兰驾驶执照将在10年后过期。荷兰政府认为它不能承认其他成员国规定的更长的有效期，因为这将构成对荷兰驾驶执照持有者的歧视，这些驾照需要每十年更新一次。联盟法是否也保护免受这种国民歧视？欧洲法院对鹿特丹区法院（荷兰）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是一致和明确的：

成员国根据该国法律可能遭受的任何歧视属于该法的范围，因此必须在该国内部体系框架内处理。[207]

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并不要求消除各成员国法律之间差异造成的所有不同待遇。[208]仅有一个成员国的国民可能因在非国民不会被起诉的境外犯下的罪行而受到刑事管辖的事实并不构成基于国籍的歧视。[209]同样，丹麦的企业法人（与非丹麦企业不同）承担严格的刑事责任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涉及扭曲竞争背后的条件。[210]

然而，显然欧洲法院不想给予成员国完全的自由裁量权。Hanson and Søn的判决书第15段中使用的“本身”一词表达了这一点。此外，欧洲法院认为，一项条例的经济后果不仅因刑事责任制度而异，还根据罚款的程度和所进行的检查的有效程度而有所不同。

双重国籍

具有东道国国籍和另一个成员国国籍的个人可以援引另一成员国在条约权利方面的国籍。[211]

4.5 相互承认和相互信任

成员国必须相互信任，以便在一个成员国将商品投放市场时，其他成员国必须相信该成员国真正实施了确实遵守欧盟法律的核查情况。[212]因此，如果商品在一个成员国合法投放市场，其他成员国不得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或要求更多手续。[213]这是以成员国相互信任的一般态度为基础的。[214]欧洲法院在回答拉脱维亚最高法院参议院提出的问题时指出：“该条例规定的承认和执行规则是建立在相互信任欧盟的执法之上的。这种信任要求一个成员国的司法裁决不仅在另一个成员国自动得到承认，而且在该成员国能够执行的这些决定的程序是高效和快速的。”[215]相互信任被欧洲法院定义为如下：“因此，在实施欧盟法律时，成员国可根据欧盟法律被要求推定其他成员国遵守了基本权利，这样它们不得对另一个成员国要求比欧盟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更高水平的保护，而且除特殊情况外，它们不得检查该另一成员国是否确实在特定情况下遵守了欧盟所保证的基本权利。”[216]

尽管相互信任可被视为一项宽泛的原则，[217]但相互承认具有更为具体的性质。相互信任意味着一个成员国将有权作出决定，其他成员国将相信结果，而不会审查第一法院所作的评估。[218]相互信任假定成员国当局之间的责任划分，[219]相互信任可能使成员国能够通过一项条例并建立一个强制性的管辖权制度。[220]用法律顾问Bot的话来说，相互信任就是更大的概念和相互承认的结果。关于驾驶执照，他表示：

除非为协调一致通过的指令规定的驾驶执照颁发的最低条件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履行和遵守，否则驾驶执照相互承认原则不能充分发挥潜力。这就是原则的本质。由于欧盟立法机构建立了一个体系，以确保所有成员国都有关于这些许可证问题的最低标准，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并相互承认其当局颁发的驾驶执照。因此，当最低标准不被尊重时，相互承认的原则就不能以正常方式实施。[221]

以类似的方式，在《解释和翻译的指令2010/64》叙文的叙述4中表达了这一点：“相互承认刑事司法中的决定只有本着信任的精神才能有效运作，不仅司法当局，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所有参与方都将其他成员国司法当局的决定视为等同于自己的决定，这不仅表示信任其他成员国规则的适当性，而且相信这些规则得到了正确适用。”

相互信任和相互承认并不是无限制的。这一点表现在所有关于相互承认的法律文书中反复提到的效果。

如果出于客观理由相信判决是为了以性别、种族、宗教、国籍、语言、政治观点或性取向为理由惩罚某人而实施的，或者这些人的立场可能因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个而受到偏见，本框架决定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解释为禁止拒绝执行决定。[222]

相互承认试图使对特定产品、服务或文凭的要求产生的差异与另一个成员国承认的目的无关。根据联盟法，这意味着如果荷兰酿造的啤酒符合荷兰的啤酒要求，即使荷兰啤酒不符合德国法律对在德国酿造的啤酒的要求，它也应该可以在德国市场上销售。[223]德国不得对进入德国市场的许可设置更多的要求。[224]

考虑相互承认原则的一个常见领域是驾驶执照。指令以一种有助于公民对其基本自由的使用的方式来管理此事。驾驶执照案件对于自由、安全和公正的领域的相互承认发展至关重要。它们可以被视为互相承认各种形式的刑法“产品”的“实验室”。作为劳动者和企业法人自由的必然结果，这些案件构成了互相承认的桥梁，同自由流动权没有联系。

在若干案件中，欧洲法院认为，《关于驾驶执照的指令91/439》赋予颁发执照的成员国专有权，以确保持证人符合所有相关要求。[225]如果另一个成员国怀疑驾驶执照的有效性，它必须通知发证成员国。在接收成员国进行系统检查，以核实发行条件是否已经履行是被禁止的。应由发证成员国采取行动。该指令对所有其他成员国“规定了明确和确切的义务，对于为遵守该措施而采取的措施不留任何裁量空间”[226]。这里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227]这意味着不允许强制登记许可证，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有义务将驾照更换为住所地成员国之一的驾照。[228]只有从第二份驾驶执照本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持证人不符合新驾驶执照的条件，欧洲法院才能找到不承认的余地。[229]

在Kapper案中，[230]被告因在德国驾驶机动车没有驾驶执照而被起诉。Kapper于1998年通过刑事命令被吊销了德国驾驶证，但是，在德国临时禁令申请新许可证已经过期后于1999年获得了新的荷兰驾驶执照。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当局不得不承认新的荷兰驾照。不过，Kapper案件同与案件具体事实无关的情况更为相关。欧洲法院判决的逻辑后果是，如果德国的禁令在荷兰驾驶证颁发的时候仍然适用，德国当局就没有义务承认新的驾驶证。这是否也意味着如果持有人再次在德国居住（甚至只是开车），德国可能有权撤回荷兰驾照？[231]荷兰当局在发布时不会意识到德国的禁令，那荷兰当局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了德国的禁令，是否已经取消了荷兰驾照？

出现的问题是相互承认的原则。谁必须承认谁？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相互承认比另一成员国在市场上的商品合法配售更难处理。最后，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存在绝对的相互承认义务。然而，在部分协调的情况下，相互承认将是规则，但有限的例外是可能的。本书第八章第4.3节将更广泛地讨论不可调和决策的问题。

可以得出结论，相互信任是法律的虚拟。它被推定存在在那里，即使是在现实中信任缺乏的情况下。但是，成员国必须始终避免任何相互的不信任或恐惧。特别是在2015年，随着希腊财政危机和难民危机，并没有看到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团结自动实现。

4.6 对自由移动权的合理限制

五项自由不具有绝对性，在联盟法之下可以有一些合理的限制。本节分析可能允许的这些基本自由的例外情况。

联盟法允许两种类型的正当化理由来进行限制。第一个涉及协调发生的领域。这涉及具体的共同政策或市场的共同组织。[232]在欧盟层面有特定统一立法的情况下，该指令或条例是评估联盟法得到遵守情况的工具，而不是关于自由迁移权利的一般规定。[233]但是，欧洲法院认为只有在联盟立法提供充分协调的情况下才能排除基本自由。[234]换句话说，在最低限度的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基本自由继续发挥作用，而次级立法必须根据它们来解释。

“条约”为每项具体自由提供了第二种可允许的限制。这些包括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欧盟运行条约》赋予成员国一些自由裁量权，但联盟法来决定这些例外的理由是否符合条约的条款规定。其中许多例外在国家刑法中找到了依据。《欧盟运行条约》第67条第3款相当宽泛地允许采取某些措施来预防和打击可能对自由迁移权利产生影响的犯罪。此外，有限数量的仍然存在的国家垄断可能是合理的。

4.6.1 正当化理由

《欧盟运行条约》规定了以下类别的对限制的正当化理由：公共道德（第36条）；公共政策（第36、45、52、65条）；公共安全（第36、45、52、65条）；公共卫生（第36、45、52条）；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宝（第36条）；工业和商业财产的保护（第36条）。这些理由在下文分别探讨。

正当化理由的一般方面

关于自由移动权利的例外，欧洲法院在Schreiber案中认为可能的正当化理由必须依据以下四点进行考虑：“（1）是否有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8条所指的限制；（2）有关于此事的共同体协调措施；（3）主要程序中争议的事先授权制度是否基于《欧洲共同体条约》第30条；（4）该制度是否相称。”[235]

这些标准经适当变通后也适用于其他自由。许多所谓的理由不符合比例性的要求。[236]衡量比例性的措施被称为“虚伪检验”。[237]例如，为了防止洗钱，自由可能是有限的，“一个成员国的当局以一般的方式无差别地认定在另一个成员国设立的机构和实体都从事犯罪活动是不合理的”[238]。

在Commission v.France案件中，[239]法国禁止对某些酒精饮料进行广告宣传，并在欧洲法院面前辩称，为了保护公众健康，这是合理的。虽然欧洲法院承认这项措施原则上可以产生保护公众健康的结果，但它没有满足测试的标准，因为它仅适用于某些酒精饮料，而不适用于其他酒精饮料。

在Association église de scientologie de Paris and Scientology International Reserves Trust案中，欧洲法院认为：

尽管成员国原则上仍然可以根据其国家需要自由确定公共政策和公共安全的要求，但这些理由必须在共同体的背景之下进行解读，而且特别是作为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基本原则的克减应进行严格解读，以便它们的范围不能由各成员国单方面决定，而不受共同体机构的任何控制。因此，公共政策和公共安全只有在对社会的根本利益存在真正的和足够严重的威胁时才可能被援引。而且，这些克减决不能被误用为事实上纯粹是为了经济目的。此外，受基于这种克减的限制性措施影响的任何人必须有权获得法律救济。[240]

一个成员国选择了与另一个成员国所采用的保护制度不同的保护制度的单纯的事实，与评估所通过的条款的必要性和相称性无关，正如来自葡萄牙里斯本地区的民事法院提请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中同样认为的。[241]因此，成员国享有一定范围的酌处权。[242]必须根据法律的一般原则，特别是基本权利来解释正当化理由。[243]但是，如果国家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的条款不相容，那么它就不能满足相称性的要求。[244]如果该措施另外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承认的权利，欧洲法院几乎不可能认为这些措施是对《欧盟运行条约》第63条的合理限制。[245]换句话说，构成损害《欧洲人权公约》的自由的限制是不合理的。关于根据公共政策、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限制入境权和居住权的一般原则在《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第27条中有规定。

公共道德

这个正当化理由仅在《欧盟运行条约》第36条中针对商品制定。欧洲法院在关于色情制品中认定，每个成员国应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所选形式确定其领土上公共道德的要求。[246]但是，一个成员国不能以不雅或淫秽为理由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口，当它不禁止在其领土上生产和销售这类产品。[247]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条约关于货物（第36条）、劳动者（第45条）、企业（第52条）、服务（第62条）和资本（第65条）最重要的正当化理由之一。公共政策如何解释？欧洲法院的判例法提供了许多公共政策已经或未被接受的例子。在这些案件中，公共政策也被称为公共利益[248]，任何限制都必须符合一般利益，适合实现它们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超出必要的范围。[249]

欧洲法院认为维护国家金融部门的良好声誉，因此可能构成足以对提供金融服务自由限制的公共利益。[250]防止洗钱和打击逃税的目标属于公共政策的界定范围。[251]国家立法实施刑事制裁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基于公共政策的例外。[252]此外，必须毫不歧视地实施刑事制裁。[253]

必须注意阻碍的性质及其理由。根据公共政策概念的具体情况可能因国而异。[254]这也意味着公共政策例外并不取决于所有成员国共有的共同概念。[255]在Omega Spielhallen案件中，德国法律惩罚了“激光射击游戏区域”的开幕，理由是它会侵犯人的尊严和赞美对人类的杀戮。欧洲法院允许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一些自由裁量权，尽管这一概念已合法地进入另一个成员国的市场。[256]

欧洲法院在处理关于赌博的案件中提出了类似的考虑。道德、宗教和文化因素，以及与博彩和博彩有关的个人和社会在道德和经济上的有害后果的存在，可能有助于国家当局获得足够的判断余地以确定保护消费者和维护公共秩序的需求的内容是什么。[257]各种因素共同导致了成员国在确定保护赌博者方面需要什么的广泛的裁量权：

首先，在所有成员国中都不可能忽视彩票的道德、宗教或文化方面，就像其他类型的赌博一样。成员国的总趋势是限制甚至禁止赌博行为，并防止其成为私人收益的来源。其次，考虑到赌注数额的大小以及可以支付给玩家的奖金，特别是当他们大规模经营时，彩票涉及犯罪或欺诈的高风险。最后，他们煽动花费，可能带来损害个人和社会的后果。一个最终的原因，虽然不能被认为是客观的理由，但并不无关紧要的是，彩票可能对慈善或公共利益活动的筹资作出重大贡献，例如社会工作、慈善作品、体育或文化。[258]

根据芬兰法律，进口80%以上的未变性酒精需持有许可，而无许可进口烈性酒则属于刑事犯罪，并将受到监禁刑的处罚。然而，在芬兰最高法院提请欧洲法院作出初步裁决的案件中，欧洲法院认为这是阻碍共同体内部贸易的一种形式，并妨碍了其他成员国的货物进入市场。[259]这是否符合《欧盟运行条约》第36条的规定，即如果基于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考虑，允许限制商品自由？[260]唯一明确的是，判例法已经确立了必须严格规定自由流动基本原则的例外。

至于欧盟公民自由迁移的权利，《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第27条第2款规定，“以前的刑事定罪不应被视为构成正当化限制性措施的公共政策理由”。此外，成员国必须证明所采取的措施适合追求的目标（适宜性测试），并且不超出必要范围（必要性测试）以实现该目标（比例性测试）。此外，这项措施不得构成任意歧视的手段。证明有例外理由的举证责任在于有关国家。

在芬兰的酒精案中，显而易见的是，鉴于国家对酒精的总体政策，与芬兰酒类产品相比，不存在对外国酒精的歧视。欧洲法院将其交给国家法院裁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以打击因饮用烈酒而引起的滥用行为，或限制较少的措施能否确保类似的结果。[261]

多年前，欧洲法院认为，英国可以以公共政策为理由拒绝一名希望就职科学教会秘书的欧盟国民入境，即使联合王国既不禁止该组织，也不阻止自己的国民为科学教工作。[262]同样，在马斯特里赫特咖啡店的案件中，欧洲法院接受了一项全国性的规定，禁止非居民进入咖啡店和消费大麻，而居民则被允许这样做。[263]欧洲法院是否允许了一些自由裁量权，因为它意识到这些问题对相关成员国非常敏感？

成员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对五项自由作出例外。一个成员国选择与另一个成员国采用的保护制度不同的制度的简单事实是无关紧要的。[264]适用理由不需要欧洲共同的观点，因此成员国之间可能存在差距。Läärä案的受到争议的赌博并未被完全禁止的事实（而仅由一家国有公司经营），不足以表明国家立法实际上不是为了实现其据称针对的公共利益目标。[265]欧洲法院承认，有限的赌博授权可以为公共利益目标服务，例如防止欺诈或犯罪的风险。然后它交由成员国来酌情决定是否也可以通过对运营商施加必要的行为准则来达到目标：

然而，要求被许可的公共机构支付其业务收益的义务构成了一项措施，鉴于犯罪和欺诈的风险，该措施确保在对具有利润丰厚的性质的这类活动设定严格限制方面显然更加有效。[266]

同样在赌博方面，欧洲法院接受了某些限制，以防止经营者对消费者造成欺诈。但是，这排除了只有营业地在成员国领土内的运营商才可以运营博彩企业的立法。[267]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对这些场所进行监督。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也在《欧盟运行条约》第36条、第45条、第52条和第65条中能找到。《欧盟运行条约》第346条和第347条都允许为了安全的担忧而进行某些限制。《欧盟运行条约》第346条第2款引用了一份适用于这些条款的1958年4月15日的清单（从未公布，显然从未修订过）。[268]欧洲法院认为，能够用于战略目的的（军事）货物的进口、出口和过境可能会影响成员国的公共安全。[269]

《欧盟运行条约》第207条过去曾被用作限制或禁止某些商品和服务交付的法律依据。这类条例对兼有民事和军事目的的双重用途产品尤其重要，以及对药物前体而言，这些物质也可用于与药物生产无关的用途。对于基于《欧盟运行条约》第207条规定的条例的补充，成员国可以实施国家限制性措施（也可以是刑事性质的），以保护内部和外部安全。[270]

尽管限制向非成员国出口双重用途物品的规则原则上属于欧盟的专有权限，[271]但在许可特定授权的情况下，成员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272]对于能够用于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军事目的的货物，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后，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份共同立场，禁止向塞拉利昂出售武器。[273]

在《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第28条中，公共安全的意义在于，如果存在对于对外关系、国家和平共处或军事利益严重干扰的风险，公共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274]欧洲法院认为，这并不排除其他目标，例如打击作为有组织犯罪团体的一部分的销售麻醉品的犯罪。[275]在2012年的一份判决中，欧洲法院对确定犯下的罪行是否有资格构成“公共安全的必要理由”提供了进一步指导。欧洲法院认定，在本案中，罪行是《欧盟运行条约》第83条第1款提到的罪行，是欧洲立法者可能介入的犯罪之一。[276]它还提到了《关于性侵儿童的指令2011/93》，该指令的执行期限在判决时尚未到期。但主要的信息是，欧洲法院留给成员国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哪些是特别严重的威胁。但是，根据“指令2004/38第27条第2款的规定，这样的发现不足以命令驱逐出境，任何驱逐措施的问题都取决于相关的个人行为，必须存在一种影响社会或东道国成员国基本利益的真正的现有威胁，这意味着一般而言，有关个人存在着将来以相同方式采取行动的倾向”[277]。通过这样做，欧洲法院与法律顾问Bot采取了不同的看法，他强调欧盟公民有权自由迁移，不可能因犯罪而遣返任何罪犯。罪行的客观严肃性不能作为唯一标准。公共政策和公共安全概念的含义有所不同：

根据其刑法，每个成员国都制定了公共政策框架，因为它界定了在制裁的痛苦下禁止的行为。在这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刑法规则都是公共政策规则，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强制性的规则，个人的意志不能排除它们。它们是专门用来反对个人意志的，当它被认为会对社会价值造成危害。因此，违反这些规则会对成员国制定的公共政策造成干扰，取决于所实施行为的性质，造成较小或较大的干扰，对公共政策造成的干扰通常反映在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以制裁违法行为的处罚的严重程度上。在每一个案件中，这种评估都会依情况根据引起的处罚确定其分量，从而反映出实际造成的干扰程度。对公共安全概念的提及显然似乎不仅自动来源于犯下罪行的事实，而且源于原则上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及其影响，这超出了对受害人个人或受害人们造成的伤害。因此，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尽管任何按定义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都会扰乱公共政策，但事实恰恰相反，即使知道这种行为可能会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一种情绪，也该庆幸反映了犯罪行为造成的干扰。[278]

对于法律顾问Bot而言的决定性因素是犯罪的性质（乱伦）并不构成对欧盟公民的威胁。

公共卫生

虽然第36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健康和生命”的正当化理由，第45条和第52条简要提到“公共卫生”。假设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会导致解释的不同。根据判例法，与其他理由一样，成员国显然有权酌情遵守其自身的公共卫生政策。但是，任何限制都不能是一般性的。当一个成员国系统地对某些货物穿越边境进行健康检查时，这是不能以公共健康为由的。[279]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独立行政参议院提请的裁决中，奥地利相关立法禁止未包装的糖果（口香糖）从自动售货机出售。由于没有关于这些产品包装的次级联盟立法，必须根据货物自由流通的尺度来评估国家措施。[280]奥地利政府辩称，只有包装可以保护这些产品免受潮湿和蚂蚁的侵害，此外，货物可能在送货托盘中受到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法院也注意到，其他成员国允许将相同的产品未经包装进行销售。但是，由于没有关于该专题的特定联盟立法，成员国保留其自由裁量权，并可能比其他成员国保持更严格的规则。

与其他理由一样，欧洲法院不需要一个欧洲共同的公共卫生观点。欧洲法院认为，评估与某些产品消费有关的风险取决于几个具有不同性质的因素，特别是包括每个国家的饮食习惯。[281]结果是，一个成员国可能为了公共健康而禁止的产品在另一个成员国可能不会遇到这种障碍。在Schreiber案中，意大利要求在保护公共卫生的基础上事先许可，方可将雪松木块投放市场。尽管该产品是从其合法投放市场的但没有任何此类要求成员国进口的，欧洲法院仍允许这样做。[282]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成员国可能为了公众健康而禁止销售一种新产品，因为该产品所造成的确切危险据称存在不确定性。欧洲法院认为，“在没有欧盟法进行协调的情况下，以及目前的科学研究状况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根据相称性原则，成员国保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权。[283]它将此称为预防性原则，[284]允许成员国防控真正的[285]（而不是纯粹假设的）公共卫生风险，“根据通过该决定之日可得到的最新科学数据”。[286]某些产品的健康风险的客观数据的存在降低了成员国的自由裁量权范围。

关于食品和饲料，欧洲法院认为：

对于被另一成员国许可的特定添加剂的使用必须在从该国进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得到许可，一方面鉴于国际科学研究的结果，尤其是欧盟的食物科学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以及另一方面关注进口成员国普遍的饮食习惯，所讨论的添加剂不会对公共健康造成风险，并且能满足真正的需求，尤其是技术需求。[287]

第36条可能能够正当化国家禁止通过邮寄销售药品，或者仅禁止那些需要处方的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禁止不受有关成员国处方的药品的邮购销售。[288]虽然第36条可能允许成员国对货物的自由流动保持限制，但是，如果指令规定统一实现《欧盟运行条约》第42条（援助计划）的具体目标所必需的措施，则排除适用该条款。[289]打击赌博上瘾也可能被认为属于公共卫生的定义。[290]

第36条规定的最后两类，即“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宝”和“保护工商业财产”，似乎没有导致任何欧洲法院的判例法。[291]

自由与滥用自由之间的竞争

欧洲法院认为，如果一项措施既影响提供服务的自由，也影响货物的自由流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很明确，一种自由相对于另一种自由完全是次要的，并且可能附属于它，原则上，欧洲法院只就两种自由中的一种自由进行审查。[292]这似乎更多的是司法经济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van Schaik案就是一个例子，它涉及另一个成员国的汽车维修服务。虽然服务可能涉及货物（配件、汽油等）的供应，但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与一般服务的提供有关。[293]

欧洲法院认为：“一成员国有权采取措施，防止其某些国民在条约所规定的权利的掩护下，不恰当地试图规避其国内立法或防止个人不正当或欺诈地利用共同体法的规定。”[294]

尽管欧洲法院并不排除反欺诈可以正当化限制性措施，但一些措施（例如，拒绝将注册办事处设在另一成员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注册的申请的一般做法）不符合该正当化理由，因为存在较少侵害性的替代措施。不能援引联盟法来实现滥用或欺骗性的目的。[295]虽然防止逃税和欺诈行为可能正当化对自由流动的某些限制，但仅仅是滥用或欺诈的风险不能成为一般性限制的理由，这将妨碍联盟权利的真正行使。[296]

垄断

例外的最后一类规定在《欧盟运行条约》第37条，它涉及国家垄断。显然，内部市场通常会结束国家垄断，因为无国界的法律秩序不能让垄断存在。但是，《欧盟运行条约》第37条并未完全排除具有商业性质的国有垄断。成员国应调整这些剩余的垄断，以“确保成员国之间不存在对采购和销售商品条件的歧视”。[297]

因此，这里与《欧盟运行条约》第34条有联系。在Hanner案中，在确定一个国家垄断可接受之前，欧洲法院制定了三个相关的标准需要考虑：（1）销售垄断的选择标准必须是独立于产品的原产地；（2）零售网络必须以保证消费者访问的方式进行组织；（3）所有的营销和广告必须是中立的，并且独立于原产地。[298]

这对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当时正在处理尽管存在着瑞典的垄断，而Hanner由于销售了尼古丁贴片和尼古丁口香糖被起诉的案件。欧洲法院对该案的答复相当简略：“《欧共体条约》第31条第1款排除了授予独家零售权的销售制度，其安排方式与主要程序中争论的销售制度相同。”[299]

欧洲法院并没有直接告诉国家法院是否应该定罪、无罪或者搁置国家刑事规定。相反，它的答复与瑞典现行的相关制度有关。很明显，适用的国家体系违反了联盟法。但是，体系有可能符合欧洲法院规定的标准。在这种体系下，垄断以外的任何营销都可能受到起诉。由于被告在一个不符合联盟法的体系下运作，国家刑法规定不能适用。

4.6.2 次级立法中的实体权利

为了评估是否存在违反联盟法的情况，欧洲法院总是首先确定是否存在关于此问题的特定联盟立法（指令、法规、框架决定或公约）。在没有任何协调文书的情况下，仅成员国有权决定规则，并且也可以决定在违反条件时适用惩罚措施。但是，这种国家自由裁量权当然不得侵犯《欧盟运行条约》规定的基本自由。[300]

例如，联盟法规定了在共同农业政策范围内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优先于条约的一般规定（《欧盟运行条约》第38条）。[301]如果相关立法完全规定了这一事项，则无须查看《欧盟运行条约》第34条和第36条的一般规定。瑞典普遍禁止种植和拥有工业大麻，破坏了亚麻和大麻市场的共同组织规定。[302]总而言之，在联盟一级以统一方式管理某一事项的情况下，必须根据该协调措施的规定评估与此有关的任何措施，而不是根据《欧盟运行条约》第36条和第42条进行评估。[303]

在Yonemoto案中，欧洲法院详细阐述了Wurmser案[304]中关于进口商在从另一成员国进口不合格产品时的责任的规则。Wurmser因销售一种纺织产品而被起诉，该产品在其成分方面存在虚假信息。当时欧洲法院认为，进口商可以信赖生产成员国当局签发的证书。但是，与Wurmser案的情况相反，一个指令适用于Yonemoto案中。在这起芬兰案中，被告进口了一台在法国制造的机器。尽管启动紧急关闭，但员工在更换机器的刀片时损失了八个手指。Yonemoto在芬兰被起诉是因为进口了一件增加了事故或疾病风险的物体，并且辩称他没有义务检查机器是否符合所有安全规定。

这个案例很好地解释了《欧盟运行条约》和次级立法之间的关系。在本案中进口的机器需要遵守《关于成员国有关机械的法律近似化的指令98/37》的规定。指令协调了有关机械的各种规则，包括与安全有关的规则。它规定了一份欧洲共同体符合性声明。由Yonemoto进口的这台机器获得了由另一个成员国当局颁发的此类声明。欧洲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商没有义务确认机器是否符合指令的所有要求。[305]本质上，该指令的具体规定确定了禁止对进口实行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况，因此，Yonemoto未履行的唯一义务是他没有提供该机器用户使用说明的进口成员国的语言版本。法院补充说，“如果结果证实该机器对安全或健康构成风险”，进口商可能有义务向国家检查机构提供所有适当的信息并与其合作。[306]

因此，原则上，Yonemoto等进口商不可能（意味着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检查是否符合安全规则。他们必须将出口商或其他成员国的符合性声明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进口商拥有与符合安全要求不一致的信息，他不得对此视而不见，并且必须采取行动。

条例、指令和框架决定是否会侵犯基本自由？条例施加于企业的义务的事实是否具有等同于条约禁止的数量限制的效果，从而导致条例无效？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卢森堡警察法庭在对Kieffer and Thill提起的刑事诉讼中关于未能就条例规定的统计信息提供声明的指控提出的问题。[307]尽管法院承认该条例对货物的自由流通具有限制性影响，但根据该条例的目标，它认为这些影响是成比例的。

限制货物的自由流通也可能在指令中找到其依据。如果该指令的目标似乎是保护公共健康，那么该指令规定的禁止必须被广泛地解释，并且例外必须被狭义地解释。[308]即使可以确定禁止保护指令所涵盖的利益，但限制也不得使所有国际转运均不法进行。[309]因此，次级法律文书可以限制基本自由，但不成比例地侵犯权利可能导致这些文书失效。

van Schaik案例也清楚地表明了适用使得相关领域部分协调一致的指令的后果。住在荷兰（靠近德国和比利时边界）的荷兰人van Schaik，而且是在荷兰注册的一辆汽车的拥有人在那里被起诉，由于驾驶一辆没有有效的适航性测试证书的汽车。履行这一义务的荷兰法律文书实施了关于成员国有关机动车辆及其拖车适航性测试的法律的指令77/143。van Schaik在德国完成了对他的车辆的维修和测试。但是，德国的车行无法为他提供德国的适用性证书，因为他的车没有在那里注册。van Schaik认为，他在另一个成员国获得服务的自由遭到了侵犯，因为他不能选择德国或比利时的车行，而只有选择范围有限的荷兰车行。虽然欧洲法院承认这是对服务自由的侵犯，但它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该指令对测试标准产生了不完全的统一，并且该指令规定，监督适航性测试应该由车辆注册的成员国当局进行。[310]

自由、安全和公正的领域的实质性权利？

《欧盟运行条约》第67条规定：“联盟应构成尊重成员国基本权利和不同法律制度和传统的自由、安全和公正的领域。”这是否意味着本条款中规定的权利应该与五项自由相同？例如，是否存在自由权、安全权和公正权的直接影响？这不能从条约中读取。与内部市场下的自由相比，这些权利没有如此精确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对成员国当局比对其公民更有利。被怀疑的、被指控的和被定罪的公民不能从自由、安全和公正的领域中获益，反而会从中遭受损害。一般来说，公民只能间接从这个领域获益，因为打击犯罪将有助于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自由、安全和公正。这涉及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维护国内安全是成员国的首要责任（《欧盟运行条约》第72条）。联盟法认为基本权利（人权）只是在内部市场的经济背景下才是法律的一般原则，这是相当奇怪的。鉴于《里斯本条约》带来的变化的性质，发展联盟法的基本权利部分仍然是一项挑战。[311]特别是由于联盟现在拥有自己的人权文书，即《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这将会引发这种情况。

4.7 一般适用性的情况：没有同自由移动的联系

迄今为止，已经讨论了在欧盟主要法律中找到基础的自由：条约承认的五项自由。虽然大多数次级联盟法律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市场背景下的这些自由，但可能会出现次级立法（指令、条例、框架决定）规定对与基本自由无关的个人的权利或主张的情况。联盟法允许两类不受援引基本自由的个人，但仍可能依赖指令的规定。[312]第一类是由国民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313]第二类是非欧盟国民。尽管属于这两类的人无权享有联盟法下的基本自由，但他仍然可以援引指令。

一个例子是对在比利时工作和生活的尼日利亚国民Ibiyinka Awoyemi的起诉。尽管他拥有英国当局颁发的有效的共同体模型驾驶执照，但他在比利时因没有有效驾驶执照而被起诉。该指令的条款适用于持有欧盟驾驶执照的任何人，无论其国籍如何。[314]同样，如果一个成员国的国民取得了另一个成员国的资格，则可以根据一项指令援引自己的权利，即针对本国的相互承认的文凭和证书。[315]然而，这两类人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将其纳入条约的范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三国国民不能从基本自由中获益，即使其保护是有关指令的目的。[316]

El Drid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因违反了遣返令被定罪，罪名是没有有效理由而非法居留在意大利领土上。欧洲法院认为，鉴于相关指令关于遣返非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的目的，适用监禁判决有可能危及这些目的并推迟遣返令的执行。[317]然而，当指令提供的遣返程序已经适用而第三国国民仍非法居留在成员国领土内而没有合理的不可返回理由时，情况就不同了。[318]刑法不得损害为实施指令而制定的程序，[319]但如果尽管进行刑事诉讼，遣返程序仍可以继续并完成，则这样做并不存在障碍。

在Bodil Lindqvist案（一个在瑞典的瑞典国民）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指令的适用是否总是预先假定存在与自由移动权的实际联系。Lindqvist被起诉，因为她在瑞典教堂当地教区的网站上处理了她自己和同事的个人资料。她因违反瑞典执行《关于数据保护的指令95/46》的国家法律而被起诉。该指令基于《欧盟运行条约》第114条，因此它并没有预先假定在该措施提及的每种情况下，成员国之间存在实际的自由移动联系。[320]因此，欧洲法院认为，例外只适用于明确列出的活动。[321]它还规定成员国可以将实施该指令的国家立法的范围扩大到未包含在该指令中的领域，条件是联盟法的其他规定不能排除该规定。[322]

在每一个情况下，指令的适用是否需要与自由移动权相联系的问题可能取决于文书的法律基础。例如，《欧盟运行条约》第114条旨在协调国家立法的某些规定，以促进自由移动。但是，如欧洲法院所认为的那样，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同自由移动有联系：

使指令适用领域的限制特别不确定和不确切，这与其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以消除内部市场运作的障碍的基本目标相抵触，而这些障碍正是从国家立法之间的差距中产生的。[323]

自《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已经通过了几项指令，赋予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权利，而不需要依赖自由移动权。所有这些都旨在具有普遍适用性，并专门为刑事诉讼程序撰写。[324]因此，这些规则适用于任何人，即使是在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刑事法院受审的“非法”第三国公民。宪章还给予所有人权利，不论其国籍（第39—46条规定的具体公民的权利除外）。

4.8 在这些条约的范围之外？

一些“服务”通常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被禁止。同样，一些产品的存在是被禁止的。这包括由于其固有特性而禁止的商品，如麻醉品、假冒产品和儿童色情制品。在联盟法下它们的地位如何？自由移动规则适用于这些吗？

非法服务如非法堕胎、奴役和强迫卖淫等情况如何？非法资本应该如何处理，例如犯罪收益或逃税所得？对于不允许在欧盟范围内工作的个人，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是否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可能从条约担保中获益的货物、劳动者、服务和资本，或者它们是否超出了条约的范围，因此联盟规则不适用于它们？如果服务的自由利用非法的第三国国民或强迫卖淫提供性服务，是否可以从中获利？[325]根据国际刑法，某些货物、劳动者、服务和资本可能是非法的，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无法从条约的任何条款中获利？在一个成员国行为被定为犯罪而在另一个成员国同一行为不被认为是犯罪时，这种情况有何不同？这些问题都涉及成员国在确定例外情况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打击犯罪方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检查一下是否存在欧盟对非法产品和服务的看法。是否存在关于道德的“欧盟观点”，该观点对于确定条约的范围有影响？初看起来，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禁令似乎分为两类。第一种是由联盟法或国际法完全禁止的产品、物质和/或行为。第二类是那些在一个成员国中属于非法和定罪的产品和服务，但在另一个成员国中不属于。关于后者，只要根据条约的理由之一提出国家禁令，成员国仍可酌情决定将其他成员国选择不予定罪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326]

第一类（完全禁止的货物）导致了增值税和关税领域的大量判例法。欧洲法院一贯认为，进口毒品不会产生关税，因为这些毒品必须立即被扣押和销毁。[327]然而，关于税法，欧洲法院规定了“财政中立原则”。这可以防止在合法与非法交易之间征收增值税方面存在任何一般的区别：

但是，供应具有特殊属性的麻醉品等产品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被全面禁止在所有成员国销售。[328]

财政中立的例外不妨碍成员国实施刑事制裁的权力。[329]唯一被认为是财政中立规则例外的产品是麻醉药品和假币。[330]这个讨论与增值税的相关性在于，增值税的引入是联盟立法的结果。鉴于联盟法适用于非法产品和服务，那么出现了联盟法的其他规则是否也适用这个问题？

在Coffeeshop Siberië案中，问题是财政中立原则是否排除租用一张用于出售软性毒品的桌子需要缴纳增值税。欧洲法院认为：

出租用于商业活动的场所原则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因此属于第六个指令的范围。[331]在那里实施的活动构成刑事犯罪的事实，可能导致租赁不合法，但不会改变租赁的经济性质，也不会阻止该领域的竞争，包括合法和非法活动之间的竞争。[332]

有关活动（出租桌子）与纯粹的犯罪活动（销售毒品）有关的事实并不改变其为合法活动的事实，因此任何构成犯罪的行为都不足以证明豁免增值税。[333]

欧洲法院一直在软性毒品的标准问题上步履维艰。[334]与法律顾问Fennelly有趣的意见相反，欧洲法院并未就成员国毒品政策这一敏感问题发表任何声明。[335]当荷兰的最高法院提请欧洲法院作出裁决时，因为它想知道社会对软性毒品供应行为的非法性质观点的演变是否会导致欧洲法院的不同看法，欧洲法院正如主席所建议的那样规避了这个问题。[336]法律顾问Fennelly从这个判例法中推导出以下关键要素：

首先，《麻醉品单一公约》确认了普遍承认的麻醉药品的危害性；其次，所有成员国都完全禁止其进入正常的经济渠道；最后，它们只能导致刑事处罚。[337]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硬性毒品和软性毒品之间的区别在联盟法或国际法中找不到基础。[338]提到《关于非法贩运毒品的联合行动96/750》，有法律顾问认为，欧盟并未对成员国的酌处权采取立场。然而，法律顾问Fennelly承认，“在荷兰的咖啡店销售大麻的事实上的非刑罪化，因此，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与荷兰运营类似但普通的酒吧或咖啡屋的应纳税人发生潜在的直接竞争”[339]。欧洲法院在Goodwin and Unstead案中裁定，冒牌香水产品的交易也需缴纳增值税：

尽管涉及假冒产品的交易侵犯了知识产权，但任何相应的禁令都与此类产品的性质或基本特征无关，而与其对第三方权利的不利影响

有关。[340]

另一个相关标准是假冒香水产品的非法贸易可能会与合法贸易竞争。[341]

在Witzemann案中，法律顾问Jacobs提议在下列两者中划分界限，“一方面，明显超出合法经济活动范围的交易，而不是通过征税，它们只能成为刑事起诉的对象；另一方面，尽管非法，但如果仅仅是为了以财政中立的名义确保犯罪分子不会比合法的交易者受到更有利的待遇，那么这些交易仍应当被征税”[342]。

法律顾问Jacobs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毒品和假币没有征税可能。他认为，它不是直接来源于《成立欧洲共同体条约》，也不是来自某些普遍的法律原则，并且认为这条规则的基础“有点模糊”。[343]似乎对于法律顾问Jacobs来说，对假币和麻醉药品的不同处理，在所有成员国都是在缔约国的国际公约中找到了基础。[344]但是，这需要欧洲法院对这些公约产生的义务的范围作出解释。这里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某种商品是被来自欧盟的共同立法确认为违法时，如指令或框架决定，类似的标准是否适用。

就欧洲法院而言，它主要依据的是这些货物根据国内法被正式定为犯罪：

必须首先观察到，全面禁止销售麻醉药品不受这一事实的影响，即鉴于其显然有限的人力和手段，以及为了利用现有资源集中打击麻醉药品的方式，负责实施该禁令的国家主管部门将提起针对某种毒品贸易的诉讼程序的优先性较低，因为他们认为其他类型的毒品更危险。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能将非法药物置于与医疗和科学领域主管部门严格控制的经济渠道相同的地位。后者的交易实际上是合法化的，而被禁止的交易，尽管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容忍，但仍然是非法的，并且在主管当局认为此类行动适当时，可以随时成为警方行动的对象。[345]

在最近的Maastricht coffeeshop案中，欧洲法院遵循了这一推理。它指出，根据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刑法，销售大麻被定为违反刑法，所有成员国都受禁止大麻的主要国际公约的约束，甚至欧洲联盟本身也通过了这些文书。这不受特定成员国实行宽容销售大麻政策的事实的影响。[346]

关于堕胎问题，欧洲法院回答了是否存在非法服务这样的问题，因为诉讼中的一方认为堕胎不能被视为服务，理由是它是非常不道德的并涉及破坏人的生命。欧洲法院引用国内法：

无论道德层面上这些论点的价值如何，它们都不能影响对国家法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有关活动得到合法执行的成员国中，欧洲法院也不会将合法实施该活动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的评估替换为自己的评估。[347]

关于彩票的状况可以找到类似的说理：

即使彩票的道德至少是有问题的，欧洲法院也不会将合法实施该活动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的评估替换为自己的评估。[348]

成员国将特定行为定为犯罪的自由裁量权提出了联盟法是否承认道德价值的问题。在条约的意义下，《欧盟运行条约》第57条对“服务”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和广泛的定义，其决定性因素是它被提供了报酬。有人认为，由于《欧盟运行条约》适用于与条约目标有关的经济活动，有些活动不在条约的范围之内。然而，欧洲法院不愿意赞同这个推理。[349]

根据该判例法可以推导出什么规则？首先，有些货物是完全禁止的，并且经过反思，可以分为三个子类别。第一个子类由麻醉药品和假币组成。成员国不得对这些货物征收关税或增值税，因为它们只能在扣押之后销毁。第二个子类包括一系列同样完全禁止的产品（例如假冒香水产品），但财务中立原则（不区分合法和非法产品和服务）适用于此类产品，否则非法贸易会比合法贸易占优势。第三个子类，如前所述，在一个成员国中有一类商品和服务被定为犯罪，而另一成员国则没有。这由成员国自行决定。因此，联盟法对商品和服务没有任何道德观点。[350]

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道德缺乏联盟法观点会带来麻烦。这两项标准（基本特征和与合法贸易的竞争）并不特别令人信服或合理。当比较麻醉药品和假冒香水产品的相对地位时，这一点变得特别清楚。一方面，鉴于禁止生产，使用和拥有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为医学用途作出了例外规定，[351]因此，麻醉药品本身并不是非法的。另一方面，假冒香水产品没有合法用途。换句话说，对于麻醉品来说，使用目的是重要的，而对于假冒香水产品来说，目的是无关紧要的。

此外，对所采用的其他标准的依赖——合法贸易商的不利条件，这应该导致财政中立——这是不合逻辑的。对于每一种非法产品或服务，都会有（尽管是非法的）市场，因此这些活动将与合法市场竞争。需要一个更原则化的方法，这将考虑到三类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存在：

根据国际法或联盟法律绝对禁止的那些（例如，儿童色情制品、奴役、假冒产品和假币）；

根据国际法或联盟法律“相对”禁止的那些（例如，麻醉品、强迫卖淫、洗钱），这种禁令是相对的，因为它取决于具体情况，而不是商品、服务或资本本身固有的；

根据一个成员国的国家刑法禁止的，但根据另一成员国的法律（例如，软性毒品和提供流产服务或在没有国家许可的情况下提供银行服务）合法的那些。

对外国人不利的待遇？

上面讨论了成员国之间受到不同限制的货物和服务的立场。一个结论是，一个成员国不禁止货物和服务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另一个成员国将其入罪。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并不要求成员国之间对限制适用相同的正当化理由。荷兰的总体的软性毒品政策，以及特别是马斯特里赫特市市长的咖啡店政策，引发了关于部分或事实上的非定罪化后果的问题。众所周知，尽管根据荷兰法律，它在形式上仍然是一种刑事犯罪，[352]但拥有大麻和其他软性药物以供个人使用通常不会受到起诉。对于非国民和非居民购买这些商品的自由，事实上的非定罪化有什么后果？当马斯特里赫特市市长发布禁止向非居民出售软性毒品的当地法律，并规定了对违反的人进行刑事起诉，这个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背景是为了毒品而来的游客被认为是这个边境城市的一个大麻烦。

人们立即认识到这里的隐蔽的歧视性因素。这是一项明确歧视非荷兰国民在获得软性毒品方面的规则。他们是否可以援引联盟法律，声称应无限制地获得在与国民同等条件下购买软性药物的服务？第一个倾向可能是辩称，如果国家法律允许在市场上出售某种产品，那么它的供应条件就不应该在国民之间进行歧视。

但是，这当然不是欧洲法院采取的做法。无论软性毒品的法律资格根据荷兰法律如何，欧洲法院都明确它应当被禁止。在此基础上，它得出结论认为，大麻的消费不能被视为一项服务，因此联盟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随后，欧洲法院不得不处理非居民获得咖啡店的非酒精饮料和食品，这项服务无疑是合法的，但与非法活动有关。后者并没有阻止欧洲法院得出结论认为服务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因此，它审视了欧盟法律承认的可能的正当化理由。[353]

在要求成员国打击毒品旅游的各种法律文书中发现了这种理由。此外，其他成员国担心其国民将从荷兰获得的毒品带入其国家，根据这些成员国的刑法，这构成了刑事犯罪，并且这些国家可能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一项阻止在荷兰购买在另一成员国被认为是非法货物的措施肯定会减少非法货物进口到这些国家。

因此，为了公共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性而允许明确区别对待的措施。从对成员国国家立法差距的普遍接受以及欧洲法院容许斯堪的纳维亚的关于获得酗酒和赌博的限制性立法方面可以明显看出，成员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实施自己的政策。旧的van Duyn案已经提出理由，认为成员国可以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区分国民和非国民。它可能禁止以其他方式许可国民的行为。[354]最近，引用van Duyn案，欧洲法院认为：

《欧共体条约》第39条和第46条中的保留允许成员国就其他成员国的国民，特别是以公共政策为由，采取不适用于本国国民的措施，因为它们没有权力将后者驱逐出境，或拒绝他们进入。[355]

在Maastricht coffeeshop的案件中，欧洲法院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它认为：

重要的是要指出，主要程序中争议的规则的歧视性本身并不意味着它们追求既定目标的方式没有连贯性。尽管欧洲法院在Adoui and Cornuaille案中认为，一个成员国不能有效地依靠公共政策的理由来处理非国民行为，因为就其本国国民的同一行为而言，它没有采取镇压措施或其他真正有效的措施，但事实依然是，主要诉讼中的争议是不同法律背景的一部分。

77.正如该判决第36段指出的那样，根据国际法和欧洲联盟法，禁止所有成员国销售麻醉药品，但严格控制用于医疗和科学用途的贸易除外。相比之下，除贩运人口以外，Adoui and Cornuaille案中提到的卖淫的行为，在一些成员国中是被容忍或受到管制的（参见 Case C-268/99 Jany and Others [2001] ECR I-8615，第57段）。

78.对于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来自其他成员国希望受益于该成员国所容许销售的产品的居民的大量涌入，由于这些产品的本质在所有成员国都禁止出售，不能认为该成员国不具有一致性。[356]

最后，欧洲法院认为，非居民获得咖啡店非酒精饮料和食物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市内还有许多其他场所可以购买。

欧洲法院偶尔避免了真正的问题，而是规定由国家当局评估限制是否成比例。[357]总之，按照马斯特里赫特地方法规定的歧视是联盟法可以接受的，因为麻醉品一般不属于条约规定的商品或服务的定义。然而，这不太可能会成为荷兰软性毒品传奇的终结。荷兰可以根据《关于非法贩运毒品的框架决定2004/757》第2条第2款，决定不起诉国内法界定的专门为其本人消费而犯罪的肇事者。但是，如果非居民因没有被起诉的居民的同样行为而受到起诉，肯定会违反非歧视原则。[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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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官方期刊有两个系列。L系列包含根据条约必须公布的所有立法文件以及其他文件。C系列包含除立法之外的信息和通知。

[2] 关于建议，欧洲法院一贯认为：“即使建议不是为了产生具有约束力的效果，也不能产生个人在国内法院可以享有的权利，它们并非没有法律效力。国内法院必须考虑建议，以决定提交给它们的争端，特别是如果这些建议解释了为实施这些建议应当采取的国内措施或它们旨在补充欧盟法律的有约束力的条款。”18 March 2010，Joined Cases C-317/08，C-318/08，C-319/08 and C-320/08，Rosalba Alassini v.Telecom Italia SpA （C-317/08）and Filomena Califano v.Wind SpA （C-318/08） and Lucia Anna Giorgia Iacono v.Telecom Italia SpA（C-319/08） and Multiservice Srl v.Telecom Italia SpA （C-320/08），par.40.

[3] 建议由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运行条约》第292条）。

[4] 19 January 1982，Case 8/81，Ursula Becker v.Finanzamt Münster-Innenstadt.

[5] 21 March 1972，Case 82-7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ocietà Agricola Industria Latte；5 April 1979，Case 148/7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Tullio Ratti.

[6] 更多参见第四章第4节。

[7] 更多参见第五章第3.1节。

[8] 8 October 1987，Case 80/86，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Kolpinghuis Nijmegen B.V.；3 May 2005，Case C-387/02，Case C-391/02 and Case C-403/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ilvio Berlusconi（C-387/02），Sergio Adelchi （C-391/02），Marcello Dell’Utri and others （C-403/02）.

[9] 更多参见第六章第8节。

[10] 更多参见第五章第1节以及第六章第1节。

[11] 许多成员国已实施并涉及应用于刑事法的欧盟条例的一个例子是关于通过管理其中的贸易来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条例338/97。See also 23 October 2003，Case C-154/02，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an Nilsson.

[12] 条例的范围并不取决于国内立法的存在和内容。25 June 1992，Case C-116/91，Licensing Authority South Eastern Traffic Area v.British Gas plc，par.19.

[13] 2 February 1977，Case 50-76，Amsterdam Bulb BV v.Produktschap voor Siergewassen.

[14] 17 May 1972，Case 93-71，Orsolina Leonesio v.Ministero dell’agricultura e foreste，par.22；7 February 1973，Case 39-72，Commission v.Italy；10 October 1973，Case 34-73，Fratelli Variola S.p.A.v. Amministrazione italiana delle Finanze.

[15] 28 July 2011，Case C-554/09，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ndreas Michael Seeger.

[16] “更加密切的”并不包含着任何精确的结束节点：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17] 一方面，术语“区域”可能意味着没有内部边界的东西，然而同时，它可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可以连接任何暗含政治意愿的事物。

[18] Common Position 97/661 of 6 October 1997 on negotiations in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OECD relating to corruption，OJ 1997，L 297/1；Second Common Position 97/783 of 13 November 1997 on negotiations in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OECD relating to corruption，OJ 1997，L 320/1；Joint Position 1999/235 of 29 March 1999 on the propos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s against organised crime，OJ 1999，L 87/1；Common Position 1999/364 of 27 May 1999，on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the Draft Convention on Cyber Crime held within the Council of Europe，OJ 1999，L 142/1；Common Position 2000/130 of 31 January 2000 on the proposed Protocol 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ing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their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OJ 2000，L 37/1.

[19] 一般来说，指令和框架决定会给成员国两年的期限来履行文书规定的义务。但也有规定了更加短暂的履行期限的，例如 2002年6月13日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2002/475》，根据其第11条，必须在2002年12月31日之前履行。

[20] 16 June 2005，Case C-105/0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ia Pupino.更多参见第四章第4节。

[21] 3 May 2007，Case C-303/05，Advocaten voor de Wereld VZW v.Leden van de Ministerraad，par.32.

[22] 例如，2001年12月6日的决定，延长授权欧洲刑警组织处理《欧洲刑警组织公约》OJ 2001，C 362/1附件所列严重形式的国际罪行的任务。

[23]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的《欧盟条约》提到了联合立场。根据《阿姆斯特丹条约》，联合立场由共同立场取代。

[24] 这些法律文书包括《关于加强跨境合作的决定2008/615》《关于加强跨境合作，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境犯罪的决定2008/615执行情况的决定2008/616》《关于法医服务提供者的框架决定2009/905》。英国可能会重新考虑选择加入这三项法律文书。见理事会2014年11月27日决定，确定关于停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参与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前的欧盟某些在刑事司法方面的警务合作和司法合作领域的相应和过渡性安排，OJ 2014，L 343/11。英国“应当开始进行全面的商业和实施案例，以评估英国重新加入普鲁姆决定的优点和实际利益以及为此做出的必要步骤”。

[25]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 December 2014 on the notification by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of its wish to participate in acts of the Union in the field of police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adopted before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Treaty of Lisbon and which are not part of the Schengen acquis，OJ 2014，L 345/6.

[26] OJ 2001，L 30/44；United Nations Protocol on the illicit manufacturing of and traff in firearms，their parts，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annexed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OJ 2001，L 280/5；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OJ 1990，L 326/57；Decision 2008/801 of 25 September 2008 on the conclusion，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OJ 2008，L 287/1.

[27] 例如，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Republic of Yemen，OJ 1998，L 72/17，第11条。

[28] Agreement on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establishing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one part，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the other part，OJ 1997，L 327/3；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and Ukraine，OJ 1998，L 49/3；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Moldova，OJ 1998，L 181/3；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OJ 1999，L 196/3；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Kyrgyz Republic，of the other part，OJ 1999，L 196/48；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Georgia，of the other part，OJ 1999，L 205/3；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of the other part，OJ 1999，L 229/3；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Armenia，of the other part，OJ 1999，L 239/3；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of the other part OJ 1999，L 246/3；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of the other part，OJ 2004，L 84/1.

[29] 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Kingdom of Morocco，of the other part，OJ 2000，L 70/2；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State of Israel，of the other part，OJ 2000，L 147/3；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of the other part，OJ 2002，L 129/3；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of the other part，OJ 2004，L 304/39；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lgeria，of the other part，OJ 2005，L 265/2；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Tunisia，of the other，OJ 2005，L 278/9；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Lebanon，of the other part，OJ 2006，L 143/2.

[30] Agreement on Trade，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of the other part，OJ 1999，L 311/3；Economic Partnership，Politic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of the other part，OJ 2000，L 276/44；Interim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rade-related matter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Albania，of the other part，OJ 2006，L 239/2；Interim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rade-related matter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Montenegro，of the other part，OJ 2007，L 345/2；Interim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raderelated matter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of the one part，and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of the other part，OJ 2004，L 340/2.

[31] See，eg，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several states on precursors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illicit manufacture of narcotics drugs or psychotropic substances.Bolivia，OJ 1995，L 234/1；Colombia，OJ 1995，L 234/10；Ecuador，OJ 1995，L 324/18；Peru，OJ 1995，L 324/26；Chile，OJ 1998，L 336/46；Turkey，OJ 2003，L 64/28.See most recently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drug precursors，OJ 2014，L 165/7.

[32] 因此，欧洲法院有权对这种协议的解释作出初步裁决。8 March 2011，Case C-240/09，Lesoochranárske zoskupenie VLK v.Ministerstvo životného prostredia Slovenskej republiky，par.30-33.

[33] 21 December 2011，Case C-366/10，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d Others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par.50.

[34] 26 October 1982，Case 104/81，Hauptzollamt Mainz v.C.A.Kupferberg & Cie KGa.A.，par.13.

[35] 15 March 2012，Case C-135/10，Società Consortile Fonografici （SCF） v.Marco Del Corso，intervening party：Procuratore generale della Repubblica，par.43 and 44.

[36] 13 September 2005，Case C-176/03，Commission v.Council；23 October 2007，440/05，Commission v.Council.

[37] 3 May 2007，Case C-303/05，Advocaten voor de Wereld VZW v.Leden van de Ministerraad，par.37.

[38] 3 May 2007，Case C-303/05，Advocaten voor de Wereld VZW v.Leden van de Ministerraad，par.41.

[39]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公约从未生效。

[40] 另见《欧洲联盟条约（前里斯本条约）》第34条第2款最后两句话。

[41]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Trstenjak of 10 July 2007，提出了一些成员国的特殊立场的很好的总结，Case C-77/05，United Kingdom v.Council，points 90-128。

[42] 其他领域也有一些例子。例如《关于管辖权和承认民事判决的条例1215/2012》，不适用于丹麦。

[43] Protocol No 21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reland in respect of the area of freedom，security and justice.Steve Peers，EU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Law，3 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p.73-96；Valsamis Mitsilegas，EU Criminal Law，Hart Publishing 2009，pp.53-56.

[44] 《第21号议定书》第2条规定，因此，“根据该标题未采取任何措施，欧盟未根据该标题订立任何国际协议条款，欧洲法院也没有对任何此类条款作出任何解释认为它们应对英国或爱尔兰具有约束力或适用性；而且这种规定、措施或决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权力、权利和义务；任何此类规定、措施或决定不应当以任何方式影响欧共体或欧盟盟约，也不构成适用于联合王国和爱尔兰的欧盟法律的一部分”。

[45] 爱尔兰宣布它将尽最大可能做到这一点。见爱尔兰关于《第21号议定书》第3条的关于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在自由、安全与公正的领域的立场的声明56。

[46] 《第22号议定书》第2条规定：“《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三部分第五章没有任何规定，没有根据该条款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任何欧盟订立的依据该条款的国际协议，也没有欧洲法院的裁决或解释认为任何此类条款或措施或根据该标题修改或可以修改的任何措施，对丹麦具有约束力或适用性；此类条款或措施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丹麦的权限、权利和义务；而且这些规定，措施或决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欧共体或欧盟盟约，也不构成适用于丹麦的欧盟法律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经修正的《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通过的欧盟在刑事司法方面的警务合作和司法合作行为应继续对丹麦具有约束力并适用于丹麦。”参见更多关于选择加入和选择退出的后果：Steve Peers，EU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Law，3 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p.73-95.

[47] 瑞士也与此问题有关。请参阅欧盟、欧洲共同体和瑞士联邦与协会签署协议的实施，应用和发展申根区的协议。

[48] 在本书完全探讨所有潜在后果是不可能的。此外，还包括诸如《关于被害人权利的指令2012/29》取代《关于被害人地位的框架决定2001/220》的情况。虽然框架决定适用于所有成员国，但指令不适用于丹麦（英国和爱尔兰都选择了加入此指令）。在本书中，将遵循适用于那些不选择退出的成员国的主要规则。在实践中，建议实务工作者仔细分析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对每个法律文书的适用性。

[49] 关于如何对于波兰和联合王国适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30号议定书。第30号议定书第1条规定：“1.宪章没有扩大欧洲法院或波兰或联合王国任何法院或法庭的能力，来认定波兰或英国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定、做法或行动不符合宪章重申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原则。2.特别是，为了避免疑问，宪章第四章没有创造出适用于波兰或联合王国的正当权利，除非波兰或联合王国在其国内法中规定了这些权利。”21 December 2011，Joined Cases C-411/10 and C-493/10，N.S.（C-411/10）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and M.E.（C-493/10），A.S.M.，M.T.，K.P.，E.H.，第120段：“议定书（第30号）第1条第1款解释了宪章关于其范围的第51条，并且不打算免除波兰共和国或联合王国遵守宪章的规定的义务或阻止其中一个成员国的法院确保遵守这些规定。”

[50] Declaration 61 by the Republic of Poland on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51] Declaration 53 by the Czech Republic on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52] Decision 1999/435 of 20 May 1999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hengen acquis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the legal basis for each of the provisions or decis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 acquis，OJ 1999，L 176/1.

[53] Decision 1999/436 of 20 May 1999 determining，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the legal basis for each of the provisions or decis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 acquis，OJ 1999，L 176/17.

[54] Agreement of 28 June 1999 conclud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and the Kingdom of Norwa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Ire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on the one hand，and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and the Kingdom of Norway on the other，in areas of the Schengen acquis which apply to these States，OJ 2000，L 15/2；Council Decision of 29 May 2000 concerning the requ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ake part in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chengen acquis，OJ 2000，L 131/43；Decision 2002/192 of 28 February 2002 concerning Ireland’s request to take part in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chengen acquis，OJ 2002，L 64/20.

[55] Protocol No 19 on the Schengen acquis integra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

[56] Council Decision of 1 December 2014 concerning the no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of its wish to take part in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chengen acqui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acts of the Union in the field of police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and amending Decisions 2000/365 and 2004/926，OJ 2014，L 345/1.Article 4 Protocol No 19 on the Schengen acquis integra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Declarations 44-47 attached to the Treaties.

[57] 18 December 2007，Case C-77/05，United Kingdom v.Council，par.62-63.

[58] 参见26 October 2010，Case C-482/08，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Council，第45段，欧洲法院在其中指出，关于是否可以将一项措施归类为以申根法律文书为基础的决定取决于能够进行司法审查的客观因素。

[59] 该文书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缔结。但是，后续所有成员国都在遵守《关于加强跨境合作的决定2008/615》和《执行关于加强跨境合作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决定2008/615的决定2008/616》。

[60] Agreement by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and the Kingdom of Norway concerning the latter’s associa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engen acquis，OJ 1999，L 176/36.The agreement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Decision 1999/437 of 17 May 1999 on certain arrange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conclud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and the Kingdom of Norway concerning the association of those two State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engen acquis，OJ 1999，L 176/31；Agreement in the form of Exchanges of Letters between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and the Kingdom of Norway concerning committees which assis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the exercise of its powers，OJ 1999，L 176/53.

[61] 《实施申根协定公约》第29条和《互助公约》议定书第15条。See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and the Kingdom of Norw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of 29 May 2000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2001 Protocol thereto，OJ 2004，L 26/3.

[62] Agreement of 28 June 2006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and the Kingdom of Norway on the surrender procedure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celand and Norway，OJ 2006，L 292/2.另请参阅第八章第4节。

[63] A.Klip，E.Versluis and J.Polak，Improving mutual trust amongst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in the areas of polic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lessons from the operation of monitoring，evaluation and inventory mechanisms in the First and Th ird Pillars of the European Union，http://wodc.nl/onderzoeksdatabase/1808a-assessingand-learning-from-thefunctioning-of-monitoring.aspx#publicatiegegevens；A.Klip，Facilitating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the Western Balkan，Towards removing obstacl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Report for t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2014.

[64] 所有成员国现在均受《执行申根协定条约》第54条的约束。但是，它也适用于一些非成员国。见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Bot of 7 September 2010，Case C-261/09，Gaetano Mantello，脚注14。

[65]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Sharpston of 5 December 2006，Case C-288/0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ürgen Kretzinger，points 89-90，省略脚注。

[66] 贯穿本书，“共同体”被“欧盟”取代，但在引用原文时保留。参见第一章第3节。

[67] 15 July 1964，Case 6/64，Flaminio Costa v.E.N.E.L.

[68] 2 February 1977，Case 50-76，Amsterdam Bulb BV v.Produktschap voor Siergewassen，par.7；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Darmon of 28 January 1986，Case 222/84，Marguerite Johnston v.Chief Constable of the 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point 4.

[69] 15 May 1986，Case 222/84，Marguerite Johnston v.Chief Constable of the 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par.52-53.

[70] 9 March 1978，Case 106/77，Amministrazione delle Finanze dello Stato v.Simmenthal SpA，par.21-23.

[71] 8 September 2010，Case C-409/06，Winner Wetten GmbH v.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Bergheim，par.68-69.

[72] 15 May 1986，Case 222/84，Marguerite Johnston v.Chief Constable of the 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par.18.

[73] 14 December 1995，Joined Cases C-430/93 and Case C-431/93，Jeroen van Schijndel and Johannes Nicolaas Cornelis van Veen v.Stichting Pensioenfonds voor fysiotherapeuten，par.13 and 14.7 June 2007，Joined Cases C-222/05 to C-225/05，J.van der Weerd，Maatschap Van der Bijl，J.W.Schoonhoven （C-222/05），H.de Rooy，sen.，H.de Rooy，jun.（C-223/05），Maatschap H.en J.van’t Oever，Maatschap F.van’t Oever en W.Fien，B.van’t Oever，Maatschap A.en J.Fien，Maatschap K.Koers en J.Stellingwerf，H.Koers，Maatschap K.en G.Polinder，G.van Wijhe （C-224/05），B.J.van Middendorp（C-225/05） v.Minister van Landbouw，Natuur en Voedselkwaliteit.

[74]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of 15 June 1995，Joined Cases C-430/93 and C-431/93，Jeroen van Schijndel and Johannes Nicolaas Cornelis van Veen v.Stichting Pensioenfonds voor fysiotherapeuten，第27点。

[75] 4 October 2007，Case C-429/05，Max Rampion，Marie-Jeanne Rampion，née Godard v.Franfinance SA，K par K SAS.

[76] 落实的义务由每个成员国承担。未能完成义务不能通过引用其他成员国的失败来正当化。26 February 1976，Case 52-75，Commission v.Italy，par.11.

[77] 1 June 1999，Case C-319/97，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ntoine Kortas，par.21.

[78] 11 July 1991，Joined Cases C-87/90，C-88/90 and C-89/90，A.Verholen and others v.Sociale Verzekeringsbank Amsterdam，par.16.

[79] 14 June 2007，Case C-64/06，Telefónica O2 Czech Republic as v.Czech On Line as.

[80] 16 June 2005，Case C-105/0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ia Pupino，par.36-42.

[81] 16 June 2005，Case C-105/0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ia Pupino，par.38.

[82] 5 April 1979，Case 148/7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Tullio Ratti，par.18-24.

[83] 13 December 1989，Case C-322/88，Salvatore Grimaldi v.Fonds des maladies professionnelles，par.11.

[84] 13 December 1989，Case C-322/88，Salvatore Grimaldi v.Fonds des maladies professionnelles，par.14.（引用省略）

[85] 13 December 1989，Case C-322/88，Salvatore Grimaldi v.Fonds des maladies professionnelles，par.18.

[86] 17 September 1996，Joined Cases C-246/94，C-247/94，C-248/94 and C-249/94，Cooperativa Agricola Zootecnica S.Antonio and Others v.Amministrazione delle finanze dello Stato，par.18 and 19.（引用省略）

[87] 1 June 1999，Case C-319/97，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ntoine Kortas，par.37.

[88] 14 January 1997，Case C-124/95，The Queen，ex parte Centro-Com Srl v.HM Treasury and Bank of England，par.49.

[89] 13 November 1990，Case C-106/89，Marleasing SA v.La Comercial Internacional de Alimentacion SA，par.8；27 June 2000，Joined Cases C-240/98 to C-244/98，Océano Grupo Editorial SA and Rocío Marciano Quintero and others，par.30.

[90] 6 May 1980，Case 102/79，Commission v.Belgium，par.10.在1980年3月27日关于这一案件的意见中，法律顾问Reischl提出了另一个需要立法的理由：“如果成员国被允许通过依赖指令的直接影响和共同体法律文书的优先权来避免它们在条约下的义务，那么与条约中规划的相反，指令将与普遍适用的条例相同。”国家规则的必要修改不能由规定违反了欧盟法的条款不再适用的部长级通函取代。2 December 1986，Case 239/85，Commission v.Belgium.

[91] 24 March 1988，Case 104/86，Commission v.Italy，par.12.

[92] 23 May 1985，Case 29/84，Commission v.Germany.

[93] 给学生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如果只有一个案例值得额外学习，那就是这个！

[94] 如果玉米的真实和非欧盟原产地已经被列出，则不得不向共同体纳税。

[95] 21 September 1989，Case 68/88，Commission v.Greece，par.4.

[96] 21 September 1989，Case 68/88，Commission v.Greece，par.22-27.2015年9月8日欧洲法院关于Case C-105/1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vo Taricco and others，判决第43段中确认了希腊玉米案标准：“从本判决第37段和第39段至第41段所列的所有考虑因素来看，成员国必须确保这种严重欺诈案件受到特别有效和具有威慑作用的刑罚。此外，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必须与成员国采取的对影响其自身财务利益的同等严重欺诈案件的措施相同。”

[97] 法律顾问Tesauro强调了这一点的历史性层面：“有史以来第二次法院被要求做出默认判决。”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Tesauro of 30 June 1989，Case 68/88，Commission v.Greece，point 1.

[98] 显然，这可能违背比例性原则和具有威慑力的要求。

[99] 18 October 2001，Case C-354/99，Commission v.Ireland.

[100]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van Gervenof 5 December 1989，Case C-326/88，Anklagemyndighedenv. Hansen and Søn I/S，point 8.

[101]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of 14 October 2004，Cases C-387/02，C-391/02 and C-403/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ilvio Berlusconi （C-387/02），Sergio Adelchi （C-391/02），Marcello Dell’Utri and others （C-403/02），point 88.

[102] 8 July 1999，Case C-186/9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ia Amélia Nunes and Evangelina de Matos，paragraph 14.

[103] 参见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of 30 April 2015，Case C-105/1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vo Taricco and others，第三点：“即使在最后的刑事判决作出之前，起诉在此情况下犯下的刑事罪行极有可能会被时效限制。根据提请意见的法院提供的资料，这不仅是由于这一具体案件的情况，也是由于意大利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该系统规定了各种方式来中断并重新计算可以起诉的时效，但当刑事诉讼正在进行，则无法暂停。该制度还规定了一个由2005年法定条款引入的绝对时效期限，如果发生中断，现在只比原始期限延长四分之一，而不是 ——与以前一样 ——再延长一半。在很多情况下看起来，绝对时效期间似乎具有豁免罪犯免予处罚的效果。”

[104]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of 30 April 2015，Case C-105/1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vo Taricco and others，point 84 and point 85.（引用略）

[105]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of 30 April 2015，Case C-105/1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vo Taricco and others，point 124.（引用略）

[106] 8 September 2015，Case C-105/1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vo Taricco and others，par.47.

[107] 8 September 2015，Case C-105/1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vo Taricco and others，par.65.

[108]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van Gerven of 5 December 1989，Case C-326/88，Anklagemyndigheden v.Hansen and Søn I/S，point 8.

[109]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of 14 October 2004，Cases C-387/02，C-391/02 and C-403/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ilvio Berlusconi （C-387/02），Sergio Adelchi （C-391/02），Marcello Dell’Utri and others （C-403/02），point 90.

[110]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of 3 September 2015，Case C-235/14，Safe Interenvios，SA v.Liberbank，SA，Banco de Sabadell，SA，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SA，Point 128.

[111] 26 September 2013，Case C-418/11，Texdata Software Gmb，par.51 and 52.（引用略）

[112] 参见8 September 2015，Case C-105/1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vo Taricco and others，第45段，其中欧洲法院认定没有一个利益方质疑七年徒刑的威慑力。

[113]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of 14 October 2004，Cases C-387/02，C-391/02 and C-403/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ilvio Berlusconi （C-387/02），Sergio Adelchi （C-391/02），Marcello Dell’Utri and others （C-403/02），point 89.

[114] 参见关于这些原则的第六章第5节。

[115] 更多参见第六章第5节。

[116] 《关于非法贩运毒品的框架决定2004/757》；《财政利益公约》第2条；《关于参与刑事组织的联合行动98/733》第2条。

[117] 例如《都柏林公约（Eurodac Regulation）603/2013》第41条。

[118] 例如《关于贩运人口的指令2011/36》第4条第4款和第6条第1款。

[119] 14 July 1994，Case C-352/92，Milchwerke Köln/Wuppertal eG v.Hauptzollamt Köln-Rheinau，par.23.

[120] 例如，《关于非法贩运毒品的框架决定2004/757》第9条第2款：“在第1款提及的截止日期前，成员国应向理事会总秘书处和委员会转交由本框架决定赋予它们的义务转化为本国法律条款的文本。”

[121] 此处，委员会被赋予一项具体任务。上一个脚注中引用的条款接着指出：“欧盟委员会应于2009年5月12日前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框架决定实施效果的报告，包括其对非法药物贩运领域中司法合作的影响。”理事会还进行非正式评估。例如，参见the Third round of Mutual Evaluation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between Europol and the Member States and among the Member States respectively”，7917/2/05 REV 2，Brussels，21 June 2005。更多参见Marlèn Dane and André Klip （eds.），An Addit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the Field of EU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to Strengthen Mutual Trust，Celsus 2009。

[122] 10 April 1984，Case 14/83，Sabine von Colson and Elisabeth Kamann v.Land Nordrhein-Westfalen，par.15.

[123] 在奥地利联合利华的案件中，欧洲法院认为：“此外，成员国需要根据指令第76/768号第6条第3款采取措施，为了阻止宣传化妆品具有特定效果实际上这些产品并不具备的广告，必须规定这些广告构成违法行为，特别是将虚假广告认定为可由具有威慑力的刑罚来处罚的刑事犯罪。” 28 January 1999，Case C-77/97，Österreichische Unilever GmbH and Smithkline Beecham Markenartikel GmbH，par.36.由于没有进一步阐述，很难解释这一结论，此外，1976年7月27日《关于成员国关于化妆品法律近似的指令76/768》的第6条第3款没有提到刑事法。

[124] 第二章第3.2节。

[125] 12 September 1996，Joined Cases C-58/95，C-75/95，C-112/95，C-119/95，C-123/95，C-135/95，C-140/95，C-141/95，C-154/95 and C-157/9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andro Gallotti，Roberto Censi，Giuseppe Salmaggi，Salvatore Pasquire，Massimo Zappone，Francesco Segna and others，Cesare Cervetti，Mario Gasbarri，Narducci and Fulvio Smaldone，par.15.

[126] 8 September 2005，Case C-40/0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yuichi Yonemoto，par.60；7 October 2010，Case C-382/09，Stils Met SIA v.Valsts ieņēmumu dienests，par.44.

[127] 10 July 1990，Case C-326/88，Anklagemyndigheden v.Hansen and Søn I/S，par.11-17.

[128]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Ruiz-Jarabo Colomer of 26 May 2005，Case C-176/03，Commission v.Council，point 43.

[129] 6 November 2003，Case C-243/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Piergiorgio Gambelli and others，par.72.

[130] 12 December 1989，Case C-265/8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Lothar Messner，par.14.26 October 1989，Case 212/8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Levy，par.14.29 February 1996，Case C-193/9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ofia Skanavi and Konstantin Chryssanthakopoulos，par.36；2 October 2003，Case C-12/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co Grilli，par.49.在Grilli案中，欧洲法院处理了被告由于在需要德国车牌的情况下使用了意大利的临时车牌而被提起刑事诉讼的刑事制裁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则的问题。法院简单地认为：要么德国的规定并不违反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相称性的问题，要么德国的规定与条约相悖，则意味着刑罚完全不应适用。

[131] 5 July 2007，Case C-430/05，Ntionik Anonymi Etaireia Emporias H/Y，Logismikou kai Paroxis Ypiresion Michanografisis and Ioannis Michail Pikoulas v.Epitropi Kefalaiagoras，par.54.

[132] 7 January 2004，Case C-60/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X，par.61.

[133] 22 November 2005，Case C-384/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Knud Grøngaard and Allan Barg，par.28.

[134] 关于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区别，请参阅第一章第3节。

[135] 法院并不需要完成许多正式程序来承认一项活动是经济性的。5 February 1991，Case C-363/89，Danielle Roux v.Belgium.

[136] 4 October 1991，Case C-159/90，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born Children Ireland Ltd v.Stephen Grogan and others，par.26.支付并不总是决定性的。见5 October 1988，Case 196/87， Udo Steymann v.Staatssecretaris van Justitie，par.11-12，其中作为Bhagwan共同体成员的无薪工作被视为旨在确保自给自足的措施。

[137] 要求已经进入自由流通的产品提供真实性证书构成一种具有等同于数量限制的效果的措施。11 July 1974，Case 8-74，Procureur du Roi v.Benoît and Gustave Dassonville，par.9；15 December 1976，Case 41-76，Suzanne Criel，née Donckerwolcke and Henri Schou v.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au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Lille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38] 5 June 1986，Case 103/84，Commission v.Italy，par.18.

[139] 但是，这些措施不得超出为使进口成员国知道货物来源的目的所必需的措施。30 November 1977，Case 52-77，Leonce Cayrol v.Giovanni Rivoira & Figli.

[140] 15 December 1976，Case 41-76，Suzanne Criel，née Donckerwolcke and Henri Schou v.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au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Lille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Customs，par.35-38；11 May 1989，Case 25/8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Esther Renée Bouchara，née Wurmser，and Norlaine SA，par.18；26 October 1989，Case 212/8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Levy，par.14-15.值得注意的是，在Bouchara案中，欧洲法院首次向市场投放某种商品时允许进行特定核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在另一个国家执行刑事判决的可能性（参见par.14-15）。随着相互承认处罚的法律文书的出现，这一论点失去了意义。

[141] 16 December 1980，Case 27/80，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nton Adriaan Fietje，par.10；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Bot of 14 October 2008，Case C-42/07，Liga Portuguesa de Futebol Profissional（CA/LPFP） Baw International Ltd v.Departamento de Jogos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Lisboa.

[142] 9 October 1980，Case 823/79，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iovanni Carciati.《欧盟运行条约》第110条支持商品在税收领域的自由流动。国内和国外产品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欧洲法院认为，对于这类商品的逃税的处罚也是一样。对来自另一成员国的产品逃避缴纳增值税不应比逃避缴纳增值税的国内产品受到更高的处罚。2 August 1993，Commission v.France.

[143] 7 March 1990，Case C-362/88，GB-INNO-BM v.Confédération du commerce luxembourgeois，par.10.更多参见本章第4.6.1节。

[144] 例如，Directive 91/477 of 18 June 1991 on control of the acquisition and possession of weapons，OJ 1991，L 256/51，该指令创建了适用于整个欧盟的武器的四种分类：禁止的武器、需经授权的武器、需要申报的枪支、其他武器。Directive 92/12 on the General Arrangements for Products subject to Excise Duty and on the Holding，Movement and Monitoring of such Products，OJ 1992，L 76/1.指令92/12包含了对于为了商品的一般自由流动的限制，当商品是为了运输矿物油。更多参见，关于2007年11月15日的指令，Case C-330/0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redrik Granberg。2004年2月11日《关于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药物前体的条例273/2004》，OJ 2004，L 47/1也有类似的安排。对于某些物质的交易，需要许可证，其他物质则需要注册。支付手段不被视为条约含义范围内的商品。23 February 1995，Joined Cases C-358/93 and C-416/9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ldo Bordessa and Vicente Marí Mellado and Concepción Barbero Mestre，par.12.

[145] 11 November 1981，Case 203/80，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uerrino Casati，par.27.

[146] 30 October 1974，Case 190-73，Officier van Justitie v.J.W.J.van Haaster，案件关于对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一种产品提起公诉。

[147] 26 May 2005，Case C-20/0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cel Burmanjer，René Alexander van der Linden，Anthony de Jong，par.30.

[148] 24 January 1978，Case 82/77，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acobus Philippus van Tiggele.

[149] 26 May 200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cel Burmanjer，René Alexander van der Linden，Anthony de Jong，par.24；23 February 2006，Case C-441/04，A-Punkt Schmuckhandels GmbH v.Claudia Schmidt，par.15.

[150] 然而，存在一个与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有关的具体例外情况。

[151] 2 October 2003，Case C-232/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Hans van Lent.

[152] 2 October 2003，Case C-232/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Hans van Lent，par.23 and 24.

[153] 25 January 2007，Case C-370/0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Uwe Kay Festersen，par.22.注意关于丹麦财产收购的第32号议定书，该条款允许丹麦维持现有关于收购第二套住房的立法。

[154] 6 March 2007，Joined Cases C-338/04，C-359/04 and C-360/0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Placanica，Palazzese and Sorrichio.

[155] 6 November 2003，Case C-243/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Piergiorgio Gambelli and others.

[156] 成员国能预见税收收入严重减少的事实并不能构成一个正当化事由。6 November 2003，Case C-243/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Piergiorgio Gambelli and others，par.61.

[157] 18 July 2007，Case C-134/05，Commission v.Italian Republic.

[158] 例如，参见《关于洗钱的指令2015/849》规定的报告义务。

[159] 25 January 2007，Case C-370/0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Uwe Kay Festersen，par.26.

[160] 31 January 1984，Case 286/82 and 26/83，Graziana Luisi and Giuseppe Carbone v.Ministero del Tesero.

[161] 23 February 1995，Joined Cases C-358/93 and C-416/9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ldo Bordessa and Vicente Marí Mellado and Concepción Barbero Mestre，par.19 and 25；14 December 1995，Joined Cases C-163/94，C-165/94 and C-250/9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Lucas Emilio Sanz de Lera，Raimundo Díaz Jiménez and Figen Kapanoglu.有趣的是，欧洲法院在Sanz de Lera案中详细描述了一个可能的替代方案，该方案不会导致发生对于事先许可的反对。在一个涉及科学教的案件中，法院补充说：“法院并不认为事先授权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合理的，特别是在这种授权实际上对保护公共政策或公共安全是必要的情况下。” 14 March 2000，Case C-54/99，Associationéglise de scientologie de Paris and Scientology International Reserves Trust，v. The Prime Minister，par.19.欧洲法院在此引用了1999年6月1日的案件：Case C-302/97，Konle v.Austria，par.45-46。

[162] 11 September 2007，Case C-76/05，Herbert Schwarz，Marga Gootjes Schwarz v.Finanzamt Bergisch Gladbach，par.87.

[163] 《欧盟条约》的序言规定，成员国“决定通过建立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领域来促进人员的自由流动，同时确保其人民的安全”。

[164] 《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第6条。

[165] 《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第7条。

[166] 4 December 2008，Case C-221/07，Krystyna Zablocka-Weyhermüller v.Land Baden-Württemberg，par.34.

[167] 11 September 2007，Case C-76/05，Herbert Schwarz，Marga Gootjes Schwarz v.Finanzamt Bergisch Gladbach，par.88.

[168] 21 September 1989，Case C-378/97，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loris Ariël Wijsenbeek，par.44.

[169] 27 April 2006，Case C-441/02，Commission v.Germany，par.34.

[170] 7 June 2007，Case C-50/06，Commission v.The Netherlands.

[171] 2006年4月30日《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取代了《外国国民迁移和居留指令2004/38》。后者不适用于土耳其国民。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Bot of 14 April 2011，Case C-371/08，Nural Ziebell v.Land Baden-Württemberg.

[172] 只有在引起该定罪的情况证明个人行为构成对公共政策要求的当前威胁时，以前的刑事定罪的存在才能被纳入是否做出驱逐令的考量。27 October 1977，Case 30-77，Regina v.Pierre Bouchereau，par.28.

[173] 29 April 2004，Case C-482/01 and Case C-493/01，proceedings related to Georgios Orfanopoulou and Raffaele Oliveri，par.66 and 68.当涉及第三国公民是欧盟国家公民的配偶时，同样受到《关于外国国民迁移和居留的指令64/221》（2006年4月30日被《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取代）的保护。如果在申根信息系统中由于拒绝入境而自动发出警报，而申根信息系统并未向成员国提供足够信息以评估此人对社会的威胁，则必须向提供此信息的成员国核实。31 January 2006，Case C-503/03，Commission v.Spain.

[174] 19 January 1999，Case C-348/96，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Donatella Calfa，par.18 and 22.

[175] 26 November 2002，Case C-100/01，Ministre de l’Intérieur v.Autor Oteiza Olazabal.将欧盟公民的居住权限制在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或多或少与惩罚性措施相等，或与打击特定行为的其他真正有效措施相同。

[176] 18 July 2007，Case C-325/05，Ismail Derin v.Landkreis Darmstadt-Dieburg.关于评价个人行为的必要性，见28 October 1975，Case 36-75，Roland Rutili v.Ministre de l’intérieur。

[177] 《欧盟运行条约》第347条确实允许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因为“如果发生严重的国内骚乱影响维护法律和秩序，发生战争，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构成战争威胁，或者为了实施为维护和平与国内安全而接受的义务”。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初步裁决请求：“欧洲人权宪章第7条，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49条，2000年12月7日在尼斯宣布，TEU第6条被解释为意味着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其效果是取消根据第286/1998号法令第12条规定并应受惩罚的刑事犯罪，涉及协助罗马尼亚国民移民并留在意大利领土？这些规定是否应解释为排除成员国对于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生效之前（或条约完全生效的其他随后日期），因为违反第286/1998号法令（关于移民的合并文本）第12条协助了罗马尼亚国民的移民，而该行为从2007年1月1日起不再构成犯罪的人适用良性溯及既往原则（以适当的方式）？”请参阅2015年5月11日（意大利）坎波巴索普通法院提交的初步裁决，Case C-218/1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ianpaolo Paoletti and others。

[178] 欧洲议会谴责意大利的措施违反了《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见欧盟议会2007年11月15日关于适用欧盟公民及其家人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迁移和居住的权利的指令2004/38/EC的决议。

[179] See a Statement of Commissioner Reding of 19 October 2010 on recent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the respect for European Union law with reference to the situation in France，Press Release MEMO/10/502.

[180] 26 February 1975，Case 67-74，Carmelo Angelo Bonsignore v.Oberstadtdirektor der Stadt Köln，par.7.

[181] 19 January 1999，Case C-348/96，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Donatella Calfa.

[182] 有意思的是，欧洲法院将自由迁移的后果赋予转移到其家乡的囚犯身上。尽管他的运动不是自由的，但他仍然享有自由迁移的好处。20 January 2005，Case C-302/02，Nils Laurin Effing.

[183] 限制成员国国民的劳动者在该成员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行动自由的刑事措施是一种完全国内的情况。28 March 1979，Case 175/78，Regina v.Vera Ann Saunders.奥地利国民因违反奥地利刑法而不是实施共同体法，而立法的定罪不属于该条约的适用范围。29 May 1997，Case C-299/95，Friedrich Kremzow v.Republik Österreich.

[184] 虽然在一些案件中，欧洲法院非常愿意认为案件的事实属于条约的范围，但它并没有在24 November 1993，Joined Cases C-267/91 and C-268/9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Bernard Keck and Daniel Mithouard的案件中这样认为。在本案中，它认为，全面禁止亏本转售不是为了规范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欧洲法院偏离了之前在Dassonville案采用的立场，因为Keck案件中的措施以相同的方式影响国内产品和来自另一成员国的产品。

[185] 例如，起诉法国国民和居民在没有理发文凭的情况下在法国经营理发店并不属于该条约的范围。16 February 1995，Joined Cases C-29/94，C-30/94，C-31/94，C-32/94，C-33/94，C-34/94，C-35/9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ean-Louis Aubertin，Bernard Collignon，Guy Creusot，Isabelle Diblanc，Gilles Josse，Jacqueline Martin and Claudie Normand.关于设立法人的自由见8 December 1987，Case 20/87，Ministère public v.André Gauchard。

[186] 对于在成员国制造的产品，可以接受基于公共卫生考虑的某些限制。但是，这样的限制可能不适用于从另一个成员国进口的并在合法的情况下投放市场的产品。13 December 1990，Case C-42/90，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ean-Claude Bellin.

[187] 例如，其他成员国允许不是兽医的人对马匹的牙齿进行治疗，这对在禁止进行此类活动的成员国的个人没有帮助。16 November 1995，Case C-152/9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eert van Buynder.

[188] 29 April 1999，Case C-224/97，Erich Ciola v.Land Vorarlberg，par.11.

[189] 12 December 2000，Case C-385/00，F.W.L.de Groot v.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par.78.15 December 1995，Case C-415/93，Union royale belge des société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ASBL v.Jean-Marc Bosman，Royal club liégeois SA v.Jean-Marc Bosman and others and Union des associations européennes de football （UEFA） v.Jean-Marc Bosman，par.94-97.

[190] 5 December 2000，Case C-448/9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ean-Pierre Guimont 3，par.17.

[191] 23 April 1991，Case C-41/90，Klaus Höfner and Fritz Elser v.Macotron GmbH，par.39；17 June 1997，Case C-70/95，Sodemar SA，Anni Azzurri Holding SpA and Anni Azzurri Rezzato Srl v.Regione Lombardia.

[192] 11 July 2002，Case C-60/00，Mary Carpenter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par.37-39.类似的 7 July 1992，Case C-370/90，The Queen v.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 and Surinder Singh，ex part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Department.8 March 2011，Case C-34/09，Gerardo Ruiz Zambrano v.Office national de l’emploi （ONEm），其中欧洲法院认为拒绝向欧盟未成年的公民的父母提供权利被《欧盟运行条约》第20条排除。

[193] 9 August 1994，Case C-43/93，Raymond Vander Elst v.Offic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194] 10 July 2008，Case C-33/07，Ministerul Administraţiei şi Internelor - Direcţia Generală de Paşapoarte Bucureşti v.Gheorghe Jipa.

[195]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21条第1款禁止以任何理由进行歧视。《欧盟运行条约》第45条第2款特别禁止歧视劳动者。《欧盟运行条约》第55条为提供服务规定了类似内容。因此，不能援引一般的不歧视条款。见16 December 2010，Case C-137/09，Marc Michel Josemans v.Burgemeester van Maastricht，par.52：“由于非歧视原则已经实施，在提供服务的自由方面，《欧共体条约》第49条、第12条不适用于主要程序中的情况。”

[196] 14 February 1995，Case C-279/93，Finanzamt Köln-Altstadt v.Roland Schumacker，par.26.

[197] 在《关于自由迁移的指令2004/38》中进一步明确了禁止的内容。参见第七章第2节，关于该禁止在判决中的效果。

[198] 14 February 1995，Case C-279/93，Finanzamt Köln-Altstadt v.Roland Schumacker，par.30.

[199] 19 March 2002，Case C-224/00，Commission v.Italy.参见一个早期的类似案例，23 January 1997，Case C-29/95，Eckehard Pastoors and TransCap GmbH v.Belgium。在Pastoors案中，比利时法律规定，非居民要么立即支付规定金额，要么在他们选择刑事诉讼的情况下，就每项违法行为提供存款担保，这笔费用将高于所规定的金额，因为在未能即时付款的情况下，他们的车辆将被扣押。虽然欧洲法院没有提到它，但法律顾问Tesauro指出，比利时的规则最终限制了非居民公民获得法院救济的权利。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Tesauro of 3 October 1996，point 20.

[200] 如今，随着《财务处罚框架决定2005/214》的存在，这种理由将不再可接受。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Stix-Hackl of 6 December 2001，Case C-224/00，Commission v.Italy，point 8.

[201] 在一个民事案件中，欧洲法院认为，只有由于在国外执行最终判决才会导致临时扣押的国家法律违反了基于国籍的非歧视原则。10 February 1994，Case C-398/92，Mund & Fester v.Hatrex Internationaal Transport，par.16.

[202] 19 March 2002，Case C-224/00，Commission v.Italy，par.25.

[203] 2 February 1989，Case 186/87，Ian William Cowan v.Trésor Public，par.17.

[204] 7 May 1998，Case C-350/96，Clean Car Autoservice GesmbH v.Landeshauptmann von Wien.关于居留要求的更多近期的例子，见 22 May 2008，Case C-499/06，Halina Nerkowska v.Zakład UbezpieczeńSpołecznych Oddział w Koszalinie，以及对于国籍的要求，见5 June 2008，Case C-164/07，James Wood v.Fonds de garantie des victimes des actes de terrorisme et d’autres infractions。

[205] 29 April 1999，Case C-224/97，Erich Ciola v.Land Vorarlberg，par.16.

[206] 1 October 2009，Case C-103/08，Arthur Gottwald v.Bezirkshauptmannschaft Bregenz，par.35.

[207] 29 January 2004，Case C-253/01，S.A.Krüger v.Directie van de rechtspersoonlijkheid bezittende Dienst Wegverkeer，par.36.

[208] 这一原则并不排除希望作为民事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被要求授予其代理人特别授权的情况，即使当受害人国籍所在的成员国的法律并不要求这种形式。1 February 1996，Case C-177/9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ianfranco Perfili.

[209] 14 July 1994，Case C-379/9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tteo Peralta.

[210] 10 July 1990，Case C-326/88，Anklagemyndigheden v.Hansen and Søn I/S，par.15.

[211] 19 January 1988，Case 292/86，Claude Gullung v.Conseil de l’ordre des avocats du barreau de Colmar et de Saverne，par.12-13.

[212] 11 May 1989，Case 25/8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Esther Renée Bouchara，née Wurmser，and Norlaine SA.

[213] 8 July 1975，Case 4-75，Rewe-Zentralfinanz eGmbH v.Landwirtschaftskammer；22 September 1988，Case 286/86，Ministère public v.Gérard Deserbais.

[214] 相互信任偶尔也被称作“相互的信心”。21 December 2011，Joined Cases C-411/10 and C-493/10，N.S.（C-411/10）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and M.E.（C-493/10），A.S.M.，M.T.，K.P.，E.H.，par.79.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意在创造一个新的而且不同的术语。

[215] 6 September 2012，Case C-619/10，Trade Agency Ltd v.Seramico Investments Ltd，par.40.

[216] 18 December 2014，Opinion 2/13，par.192.

[217] 在《关于获得律师权利的指令2013/48 》叙文部分第4段中指出：“实施刑事司法中的决定相互承认原则的前提是成员国相互信任对方的刑事司法系统。”

[218] 15 July 2010，Case C -256/09，Bianca Purrucker v.Guillermo Vallés Pérez，par.72-74.

[219] 1 July 2010，Case C-442/08，Commission v.Germany，par.70-71.

[220] 26 April 2012，Case C-92/12 PPU，Health Service Executive v.C.and C.，par.103.

[221]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Bot of 31 March 2011，Case C-184/10，Mathilde Grasser v.Freistaat Bayern，points 44 and 45.

[222] 《关于监禁刑的框架决定2008/909》叙文第13条。

[223] 特别是，可追溯至1516年并且仍然适用的纯度法，该法规定仅能从发芽大麦、啤酒花、酵母和水中获得底部发酵的啤酒。

[224] 12 March 1987，Case 178/84，Commission v.Germany.

[225] 29 April 2004，Case C-476/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elix Kapper，par.48.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Léger of 16 October 2003，其中他强调了发证成员国的排他性权利。See point 39.

[226] 29 April 2004，Case C-476/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elix Kapper，par.45.

[227] 10 July 2003，Case C-246/00，Commission v.the Netherlands，par.61.在《关于驾驶执照的指令91/439》生效之前，确实存在一些自由裁量权。但是，居住状态与道路安全的要求不相称。28 November 1978，Case 16/7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ichel Choquet，par.8-9.

[228] 10 July 2003，Case C-246/00，Commission v.the Netherlands，par.67.29 January 2004，Case C-253/01，S.A.Krüger v.Directie van de rechtspersoonlijkheid bezittende Dienst Wegverkeer，par.32 and 33.

[229] 26 June 2008，Joined Cases C-329/06 and C-343/06，Arthur Wiedemann （C-329/06） v.Land Baden-Württemberg and Peter Funk （C-343/06） v.Stadt Chemnitz；26 June 2008，Joined Cases C-334/06 to C-336/06，Matthias Zerche （C-334/06），Manfred Seuke （C-336/06） v.Landkreis Mittweida and Steffen Schubert （C-335/06） v.Landkreis Mittlerer Erzgebirgskreis.详见第八章第4节。

[230] 29 April 2004，Case C-476/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elix Kapper，par.45.

[231] 法律顾问Léger似乎暗示了这个。Opinion of 21 November 2002，Case C-246/00，Commission v.the Netherlands，point 67.

[232] 例子包括1981年12月29日《关于渔业产品市场共同组织的条例3796/81》，OJ 1981，L379/1和1999年5月17日《关于葡萄酒市场共同组织的条例1493/1999》，OJ 1999，L 179/1。

[233] 12 October 1993，Case C-37/9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osé Vanacker and André Lesage and SA Baudoux combustibles，par.9.

[234] 10 December 1985，Case 247/8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Léon Motte，par.16.

[235] 15 July 2004，Case C-443/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Nicolas Schreiber，par.44.

[236] 7 October 2010，Case 515/0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Vítor Manuel dos Santos Palhota，Mário de Moura Gonçalves，Fernando Luis das Neves Palhota，Termiso Limitada.

[237]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engozzi of 3 March 2010，Joined Cases C-316/07，C-358/07 to C-360/07，C-409/07 and C-410/07，Markus Stoß （C-316/07），Avalon Service-Online-Dienste GmbH （C-409/07），Olaf Amadeus Wilhelm Happel （C-410/07） v.Wetteraukreis，and Kulpa Automatenservice Asperg GmbH （C-358/07），SOBO Sport & Entertainment GmbH （C-359/07），Andreas Kunert （C-360/07） v.Land Baden-Württemberg，point 50.

[238] 6 October 2009，Case C-153/08，Commission v.Spain，par.39.

[239] 10 July 1980，Case 152/78，Commission v.France.

[240] 14 March 2000，Case C-54/99，Association église de scientologie de Paris and Scientology International Reserves Trust v.The Prime Minister，par.17.（引用略）

[241] 11 September 2003，Case C-6/01，Associação Nacional de Operadores de Máquinas Recreativeas（Anomar） and others v.Estado Português，par.80.

[242] 4 December 1974，Case 41-74，Yvonne van Duyn v.Home Office，par.18.

[243] 26 June 1997，Case C-368/95，Vereinigte Familiapress Zeitungsverlags-und vertriebs GmbH v.Heinrich Bauer Verlag，par.24.

[244] 20 May 2003，Joined Cases C-465/00，C-138/01 and C-139/01，Rechnungshof v.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 and Others and Christa Neukomm and Joseph Lauermann v.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par.91.

[245] 25 January 2007，Case C-370/0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Uwe Kay Festersen，par.35.

[246] 14 December 1979，Case 34/79，Regina v.Maurice Donald Henn and John Frederick Ernest Darby，par.15-16.

[247] 11 March 1986，Case 121/85，Conegate Limited v.HM Customs & Excise，该案关于可充气的真人大小的、具有明显与性有关的属性的娃娃。

[248] 在Liga Portuguesa案中，欧洲法院将此作为额外的正当化理由。8 September 2009，Case C-42/07，Liga Portuguesa de Futebol Profi ssional，Bwin International Ltd，formerly Baw International Ltd，v.Departamento de Jogos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Lisboa，par.56.

[249] 最近许多案例都涉及网络赌博。欧洲法院认为，成员国在这方面可能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甚至建立垄断地位。见 30 June 2011，Case C-212/08，Zeturf Ltd v.Premier ministre，par.72，以下列方式为国家法院制定了相关标准：“（a）一个寻求确保消费者水平特别高的成员国在赌博领域的保护可能是合理的，当认为只有在公共当局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赋予单一机构专有权力，才能解决与该领域有关的风险，并足够有效地追求防止煽动挥霍钱财进行赌博和打击赌瘾的目标；（b）国家法院应确定：国家当局在该时期真正寻求确保这种特别高的保护水平，并且考虑到所寻求的保护水平，是否确实有必要建立垄断，以及原则上在国家的控制下受益于排他性权利的机构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对该机构分配的目标进行一贯和系统的实施；（c）为了符合打击犯罪和减少赌博机会的目标，建立赌博垄断的国家立法必须：基于这样的发现：在有关成员国的领土上，与赌博和赌博成瘾有关的犯罪和欺诈活动是一个问题，而扩大经授权和受管制的活动将能够解决它，并且只允许一定量的广告并严格限制在引导消费者进入受控制的博彩网络所必需的范围内。”

[250] 10 May 1995，Case C-384/93，Alpine Investments BV v.Minister van Financiën，par.44.

[251] 6 October 2009，Case C-153/08，Commission v.Spain，par.39.

[252] 13 March 1984，Case 16/8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Karl Prantl，par.36.

[253] 6 November 2003，Case C-243/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Piergiorgio Gambelli and others，par.63 and 65.如果一个成员国驱逐外国妓女，但不起诉从事类似活动的本国国民，则不能援引公共政策的正当化理由。18 May 1982，Joined Cases 115 and 116/81，Rezguia Adoui v.Belgium and City of Liège；Dominique Cornuaille v.Belgium.

[254] 14 October 2004，Case C-36/02，Omega Spielhallen-und Automatenaufstellungs-GmbH v.Ober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Bonn，par.31.

[255] 14 October 2004，Case C-36/02，Omega Spielhallen-und Automatenaufstellungs-GmbH v.Ober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Bonn，par.37.

[256] 同样，为了保护青少年，某些视频漫画只有在经过审查和分类后才能进入市场的规定在公共利益上是可以接受的。14 February 2008，Case C-244/06，Dynamic Medien Vertriebs GmbH v.Avides Media AG.

[257] 在21 October 1999，Case C-67/98，Questore di Verona v.Diego Zenatti的案件中，欧洲法院接受了为避免犯罪和欺诈的风险可以证明对投注的限制是合理的。

[258] 24 March 1994，Case C-275/92，Her Majesty’s Customs and Excise v.Gerhart Schindler and Jörg Schindler，par.60.在Betfair案件中，法院接受了限制，“因为消费者和运营商之间缺乏直接联系，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得的投机游戏与此类游戏的传统市场相比，运营商针对消费者具有不同和更大的欺诈风险”。3 June 2010，Case C-203/08，Sporting Exchange Ltd，trading as ‘Betfair’ v.Minister van Justitie，par.34.3 June 2010，Case C-258/08，Ladbrokes Betting & Gaming Ltd，Ladbrokes International Ltd v.Stichting de Nationale Sporttotalisator，par.34.

[259] 28 September 2006，Case C-434/0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hokainen and Leppik.

[260] 然而，这可能不等于保护消费者的考虑因素，因为存在关于该主题的次级立法。欧洲法院断定，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问题不能被视为公共政策。6 November 1984，Case 177/83，Th.Kohl KG v.Ringelhan & Rennett SA and Ringelhan Einrichtungs GmbH，par.19.尽管如此，欧洲法院在Buet案中认为，保护消费者免受私人住宅推销的必要性足以成为起诉的理由。见16 May 1989，Case 382/87，R.Buet and Educational Business Services （EBS） v.Ministère Public，par.13，其中欧洲法院审查了潜在购买者的脆弱性和许多有记录的投诉。

[261] 28 September 2006，Case C-434/0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hokainen and Leppik，par.38.在 5 June 2007，Case C-170/04，Klas Rosengren，Bengt Morelli，Hans Särman，Mats Åkerström，Åke Kempe，Anders Kempe，Mats Kempe，Björn Rosengren，Martin Lindberg，Jon Pierre，Tony Staf v.Riksåklagaren案中，欧洲法院考量了从另一个成员国邮寄酒精到瑞典的禁令。只有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法院才能找到正当化理由。然而，普遍的禁止并没有区分可能的顾客的年龄，因此不能被接受。

[262] 4 December 1974，Case 41-74，Yvonne van Duyn v.Home Office，par.23.

[263] 16 December 2010，Case C-137/09，Marc Michel Josemans v.Burgemeester van Maastricht.

[264] 21 September 1999，Case C-124/97，Markku Juhari Läärä，Cotswold Microsystems Ltd and Oy Transatlantic Software Ltd v.Kihlakunnansyyttäjä （Jyväskylä） and Suomen valtio，par.36.

[265] 21 September 1999，Case C-124/97，Markku Juhari Läärä，Cotswold Microsystems Ltd and Oy Transatlantic Software Ltd v.Kihlakunnansyyttäjä （Jyväskylä） and Suomen valtio，par.37.

[266] 21 September 1999，Case C-124/97，Markku Juhari Läärä，Cotswold Microsystems Ltd and Oy Transatlantic Software Ltd v.Kihlakunnansyyttäjä （Jyväskylä） and Suomen valtio，par.41.

[267] 9 September 2010，Case C-64/0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Ernst Engelmann，par.39-40.

[268] 依据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of 18 May 1998，Cases C-70/94 and C-83/94，Werner v.Germany，and Case C-83/9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Peter Leifer，Reinhold Otto Krauskopf and Otto Holzer，point 20中所说，它从未公布。本书作者无法找到原文本。

[269] 4 October 1991，Case C-367/89，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imé Richardt and Les Accessoires Scientifiques SNC，par.22.

[270] 17 October 1995，Case C-70/94，Fritz Werner Industrie-Ausrüstungen GmbH v.Germany.

[271] 14 January 1997，Case C-124/95，The Queen，ex parte Centro-Com Srl v.HM Treasury and Bank of England.

[272] 17 October 1995，Case C-83/9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Peter Leifer，Reinhold Otto Krauskopf and Otto Holzer，par.13 and 29.

[273] Common Position 98/409/CFSP of 29 June 1998 concerning Sierra Leone，OJ 1998，L 187/1.

[274] 欧洲法院指出，在评估可能被认为违反公共安全的行为方面，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而且公共安全的必要理由是由成员国界定的。22 May 2012，Case C-348/09，P.I.v.Ober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Remscheid，par.21 and 22.

[275] 23 November 2010，Case C-145/09，Land Baden-Württemberg v.Panagiotis Tsakouridis，par.44-45.

[276] 22 May 2012，Case C-348/09，P.I.v.Ober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Remscheid，par.25.

[277] 22 May 2012，Case C-348/09，P.I.v.Ober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Remscheid，par.30.Kathrin Hamenstädt，The Margins of Discretion in European Expulsion Decisions.National expulsion decisions following a criminal conviction in light of European standard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European level，Dissertation Maastricht 2015.

[278]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Bot of 6 March 2012，Case C-348/09，P.I.v.Ober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Remscheid，points 36-38.

[279] 20 September 1988，Case 190/87，Oberkreisdirektor des Kreises Borken and Vertreter des öffentlichen Interesses beim Oberverwaltungsgericht für das Land Nordrhein Westfalen v.Handelsonderneming Moormann BV.在本案中，还应该注意的是，有一个适用的指令在出口国引入了一个统一后的健康检查系统。

[280] 24 November 2005，Case C-366/04，proceedings against Schwarz.

[281] 5 February 1981，Case 53/80，Officier van justitie v.Koninklijke Kaasfabriek Eyssen BV.

[282] 15 July 2004，Case C-443/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Nicolas Schreiber.

[283] 14 July 1983，Case 174/8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andoz BV，par.16-18；5 February 2004，Case C-95/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ohn Greenham and Léonard Abel，par.37-39.

[284] 条例178/2002第7条规定了预防原则，该条例规定了食品法的一般原则和要求，建立了欧洲食品安全局并制定了食品安全事宜的程序。

[285] 6 May 1986，Case 304/8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Claude Muller and others.

[286] 5 February 2004，Case C-95/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ohn Greenham and Léonard Abel，par.42-43.另见24 October 2002，Case C-121/00，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Walter Hahn，本案中欧洲法院彻底研究了目前的科研状况，该研究不能确定某些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微生物的确切浓度。

[287] 13 December 1990，Case C-42/90，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ean-Claude Bellin，par.14；10 December 1985，Case 247/8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Léon Motte.

[288] 11 December 2003，Case C-322/01，Deutscher Apothekerverband eV v.0800DocMorris NV and Jacques Waterval.

[289] 24 October 2002，Case C-99/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ottfried Linkart and Hans Biffl，par.25.

[290] 6 October 2009，Case C-153/08，Commission v.Spain，par.40.

[291] 这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成员国适用这一理由的酌处权是相当有限的。在《关于归还非法从成员国领土转移的文物的指令93/7》的附件中，国家宝藏通过有限的详尽清单进行了界定。

[292] 14 October 2004，Case C-36/02，Omega Spielhallen-und Automatenaufstellungs-GmbH v.Oberbürgermeisterin der Stadt Bonn，par.26.

[293] 5 October 1994，Case C-55/9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ohannes Gerrit Cornelis van Schaik，par.14.

[294] 9 March 1999，Case C-212/97，Centros Ltd v.Erhvervs - og Selskabsstyrelsen，par.24.

[295] 21 February 2006，Case C-255/02，Halifax plc，Leeds Permanent Development Services Ltd，County Wide Property Investments Ltd v.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and Excise，par.68-69.

[296] 15 December 2005，Joined Cases C-151/04 and C-152/0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Claude Nadin，Nadin-Lux SA and Jean-Pascal Durré，par.45-46.

[297] 3 February 1976，Case 59-75，Pubblico Ministero v.Flavia Manghera and others.

[298] 31 May 2005，Case C-438/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Krister Hanner，par.49.23 October 1997，Case C-189/95，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Harry Franzén.

[299] 31 May 2005，Case C-438/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Krister Hanner，par.49.

[300] 2 October 2003，Case C-12/02，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arco Grilli，par.39-40.

[301] 16 January 2003，Case C-462/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Ulf Hammarsten，par.24.

[302] 16 January 2003，Case C-462/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Ulf Hammarsten，par.30.同样，在市场共同组织的背景下，是否仍有国家立法空间的问题，必须根据有关条例加以解答。16 January 2003，Case C-265/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Annie Pansard and others.

[303] 23 May 1990，Case C-169/89，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ourmetterie van den Burg，par.9；24 October 2002，Case C-99/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Gottfried Linkart and Hans Biffl，par.18；23 January 2003，Cases C-421/00，C-426/00 and C-16/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Renate Sterbenz and Paul Dieter Haug，par.24.

[304] 11 May 1989，Case 25/88，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Esther Renée Bouchara，née Wurmser，and Norlaine SA.

[305] 8 September 2005，Case C-40/0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yuichi Yonemoto，par.53.

[306] 8 September 2005，Case C-40/04，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Syuichi Yonemoto，par.61.

[307] 25 June 1997，Case C-114/96，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René Kieffer and Romain Thill.

[308] 16 September 2004，Case C-404/0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Olivier Dupuy and Hervé Rouvre.

[309] 11 May 1999，Case C-350/97，Wilfried Monsees v.Unabhängiger Verwaltungssenat für Kärnten.

[310] 5 October 1994，Case C-55/93，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ohannes Gerrit Cornelis van Schaik，par.18-22.

[311] 见第十章。

[312] 在本分段中，讨论了国民和第三国国民对次级立法的直接援引。应该区别于第4.3节讨论的间接援引一级联盟法。

[313] 显然，这种情况必须属于指令调整的范围。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则不排除国家刑事诉讼。16 February 1982，Case 204/80，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and others v.Guy Vedel and others.

[314] 29 October 1998，Case C-230/97，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biyinka Awoyemi，par.22.

[315] 22 September 1983，Case 271/82，Vincent Rodolphe Auer v.Ministère public.

[316] 29 October 1998，Case C-230/97，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Ibiyinka Awoyemi，par.27 and 29.

[317] 28 April 2011，Case C-61/11 PPU，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Hassen El Dridi alias Soufi Karim，par.58-59.

[318] 6 December 2011，Case C-329/11，Alexandre Achughbabian v.Préfet du Val-de-Marne，par.48.

[319] 6 December 2012，Case C-430/1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Md Sagor，par.32.

[320] 6 November 2003，Case C-101/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Bodil Lindqvist，par.40.此外，该指令明确排除了《欧盟条约（前里斯本条约）》第五章（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和第六章（刑事司法中的警察和司法合作）条款规定的活动适用本指令。

[321] 6 November 2003，Case C-101/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Bodil Lindqvist，par.44.

[322] 6 November 2003，Case C-101/01，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Bodil Lindqvist，par.99.

[323] 20 May 2003，Joined Cases C-465/00，C-138/01 and C-139/01，Rechnungshof v.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 and Others and Christa Neukomm and Joseph Lauermann v.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par.42.

[324] 详见第六章。

[325] 原则上，卖淫被认为是一种经济活动。20 November 2001，Case C-269/99，Aldona Malgorzata Jany and Others v.Staatssecretaris van Justitie，par.50.

[326] 详见本章第4.6节。

[327] 5 February 1981，Case 50/80，Joszef Horvath v.Hauptzollamt Hamburg-Jonas，par.10；26 October 1982，Case 221/81，Wilfried Wolf v.Hauptzollamt Düsseldorf，par.13-14 and 26 October 1982，Case 240/81，Senta Einberger v.Hauptzollamt Freiburg，par.13-14.

[328] 29 June 1999，Case C-158/98，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 v.Coffeeshop Siberië vof，par.14.5 July 1988，Case 269/86，W.J.R.Mol v.Inspecteur der Invoerrechten en Accijnzen，par.18；5 July 1988，Case 289/86，Vereniging Happy Family Rustenburgerstraat v.Inspecteur der Omzetbelasting，par.20.

[329] 28 February 1984，Case 294/82，Senta Einberger v.Hauptzollamt Freiburg.

[330] 6 December 1990，Case C-343/89，Max Witzemann v.Hauptzollamt München-Mitte，par.14-16.类似地，2 August 1993，Case C-111/92，Wilfried Lange v.Finanzamt Fürstenfeldbruck，par.12-13.

[331] 第六个指令是《协调成员国关于流转税的法律的指令77/388》。本指令第2条第1款规定：“作为纳税人在本国境内为获得对价而进行的货物或服务的供应应缴纳增值税。”

[332] 29 June 1999，Case C-158/98，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 v.Coffeeshop Siberië vof，par.22.

[333] 29 June 1999，Case C-158/98，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 v.Coffeeshop Siberië vof，par.21.

[334] 5 July 1988，Case 289/86，Vereniging Happy Family Rustenburgerstraat v.Inspecteur der Omzetbelasting，par.25.

[335]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Fennelly of 11 March 1999，29 June 1999，Case C-158/98，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 v.Coffeeshop Siberië vof.

[33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Fennelly of 11 March 1999，29 June 1999，Case C-158/98，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 v.Coffeeshop Siberië vof，point 19.

[337]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Fennelly of 11 March 1999，29 June 1999，Case C-158/98，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 v.Coffeeshop Siberië vof，point 15.

[338] 另见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Bot of 15 July 2010，Case C-137/09，Marc Michel Josemans v.Burgemeester van Maastricht第10点：“区分失去了所有的针对性。”

[339]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Fennelly of 11 March 1999，29 June 1999，Case C-158/98，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ën v.Coffeeshop Siberië vof，point 35.咖啡店的独特性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哪些“普通”酒吧或咖啡馆会与其产生竞争。

[340] 28 May 1998，Case C-3/97，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John Charles Goodwin and Edward Thomas Unstead，par.14.

[341] 关于竞争的论点也能在11 June 1998，Case C-283/95，Karlheinz Fischer v.Finanzamt Donaueschingen，par.22中看到。

[342]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of 25 October 1990，Case C-343/89，Max Witzemann v.Hauptzollamt München-Mitte，point 10.

[343]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Jacobs of 25 October 1990，Case C-343/89，Max Witzemann v.Hauptzollamt München-Mitte，point 20.

[344] 这不是法律顾问第一次提出不同待遇的正当化理由是什么的问题。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Capotorti of 30 June 1982，Case 221/81，Wilfried Wolf v.Hauptzollamt Düsseldorf，point 6表示：“在我看来，理由可能在于，与其他货物相比，几乎所有毒品贩运都是违禁品，并且意图非法使用，因此将它们投入商业流通可能被认为是具有次要性的例外事件。此外，一旦发现并缉获走私的毒品，它们被摧毁是正常的。（……）在任何情况下，欧洲法院对毒品提供的海关规则的解释具有特定性质，不得扩展到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也可能仅在一个系统中获得授权和检查后即可进口并投入市场用以消费。”

[345] 5 July 1988，Case 289/86，Vereniging Happy Family Rustenburgerstraat v.Inspecteur der Omzetbelasting，par.29.

[346] 16 December 2010，Case C-137/09，Marc Michel Josemans v.Burgemeester van Maastricht，par.36-43.

[347] 4 October 1991，Case C-159/90，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born Children Ireland Ltd v.Stephen Grogan and others，par.20.

[348] 24 March 1994，Case C-275/92，Her Majesty’s Customs and Excise v.Gerhart Schindler and Jörg Schindler，par.32.

[349] 24 March 1994，Case C-275/92，Her Majesty’s Customs and Excise v.Gerhart Schindler and Jörg Schindler，par.19.另见 28 March 1995，Case C-324/93，The Queen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Department，ex parte Evans Medical Ltd and Macfarlan Smith Ltd，par.20，法院认为，“为了商业交易而越过边境采购的货物受条约第30条的约束，无论这些交易的性质如何。由于它们具有这些特征，公约范围内并可在其下销售的药物受第30条的约束”。（引用略）

[350] 8 September 2009，Case C-42/07，Liga Portuguesa de Futebol Profi ssional，Bwin International Ltd， formerly Baw International Ltd v.Departamento de Jogos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Lisboa，par.57.因此，“每个成员国都应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在这些领域确定为确保有关利益得到保护所需的内容”。

[351] 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4条。

[352] 欧洲法院正确认识到被容忍的“软性毒品”与医疗和科学领域内交易的药物之间的区别，这些药物已正式合法化。16 December 2010，Case C-137/09，Marc Michel Josemans v.Burgemeester van Maastricht，par.41-43.

[353] 16 December 2010，Case C-137/09，Marc Michel Josemans v.Burgemeester van Maastricht，par.55-60.这样做，欧洲法院没有遵循2010年7月15日法律顾问Bot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这是人为地区分合法饮料和软性毒品。

[354] 4 December 1974，Case 41-74，Yvonne van Duyn v.Home Office.

[355] 4 October 2007，Case C-349/06，Murat Polat v.Stadt Rüsselsheim，par.38.（引用略）

[356] 16 December 2010，Case C-137/09，Marc Michel Josemans v.Burgemeester van Maastricht，par.76-78.

[357] 21 September 1999，Case C-124/97，Markku Juhari Läärä，Cotswold Microsystems Ltd and Oy Transatlantic Software Ltd v.Kihlakunnansyyttäjä （Jyväskylä） and Suomen valtio，par.35.

[358] 欧洲法院已经在下述案例中做出了决定，20 November 2001，Case C-269/99，Aldona Malgorzata Jany and Others v.Staatssecretaris van Justitie，另见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Bot of 31 March 2011，Case C-347/09，Staatsanwaltschaft Linz v.Jochen Dickinger，Franz Ömer，point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