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身走过任洪渊身边

赵勇

任洪渊先生去世后，他的三本著作——《女娲的语言》《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汉语红移》——就放在我床头，达近一年之久。那是我从张巨才老师那里借来的书。起初，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北师大中文系的这位老人，以便让那些传说与书中华章对号入座。后来，我又动了写一写他的念头。但犹豫再三，却不知如何下笔。尤其是读过吴思敬、方宁、李静、王陌尘、易晖等人的怀念文章后，下笔似乎就更加困难。在任先生那里，他们或是好朋友，或是亲弟子，交往密切，感情深，有故事，可写的东西很多。而我作为局外人，既不在诗歌界混饭，又与任先生几无交道，哪有资格写他呢？

但我已决计还书了。为了留下一些念想，我还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就从15年前那场作家见面会说起吧。

2006年11月15日上午9点30分，“北师大校友作家返校日”活动在文学院励耘学术报告厅举行，我应邀参加。所谓校友作家，是指那天请来的8位高人：莫言、苏童、牛汉、刘恒、毕淑敏、陶然、伊沙、任洪渊，这个顺序也是他们那天发言的顺序。

那很可能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任先生。他个子不高，长得瘦小，尤其是与一米九一的牛汉先生比肩而立，反差也就越加强烈。而与如日中天的莫言、苏童、刘恒等人相比，他的名气更是黯淡了许多。我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虽然他是8位作家中的第二年长者（第一是牛汉，时年84岁），却坐了末座，这种安排可能是出于礼节（因为他毕竟是中文系的退休教师），却也似乎暗示着他在文坛的位置。那天上午，涌进来不少学生围观，把本来就空间不大的励耘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是来看任洪渊的吗？

直到我读过任先生与李静的对话，才明白他对自己的“位置”早已心知肚明。任洪渊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差不多与北岛等人同时出道，也算是“崛起的诗群”中的一员，但他似乎从未从正面走来，人们看到的是他匆匆走过当代诗人身边的侧影。对此“待遇”，他接受得似乎格外坦然：“是我侧身走过他们身边。侧身，不是胆怯，不是小心翼翼，而是一种礼貌，一种带着敬意的告别。”(3)从此往后，“侧身走过”就成了专属于他的一种标志性姿态。

这么说，15年前面对那些校友作家，任先生也应该是“侧身走过”的吧。他以谦卑之心守护着自己的铮铮傲骨，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又何须我等看客为他鸣不平？

那天上午的见面会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也出现了两个花絮。校领导韩震与院领导张健讲话之后，是童庆炳老师热情洋溢的发言，之后就进入了各位作家的感言环节，莫言、苏童、牛汉……或许是因为牛汉等人发言超时，轮到任洪渊最后发言时，他说他既要节省时间，又要在诸多叙述大家面前玩一玩叙述，只说四个细节：李长之先生的风度……俞敏先生的语言反讽……每当走过数学楼前总要停步……凭吊西南楼，因为这是我们埋葬青春的地方。然后他回忆道：“1983年，我拿着发表的几首歪诗来敲师大的门。我非常感谢师大中文系收留了我这个半漂泊者。我尤其要说，那时候对我非常重要的，是童先生的一篇评论文章。我1982年挤进诗坛的那个年代（也就是朦胧诗崛起的那个年代），之所以没有完全被湮没，应该说一个是因为刘再复的那篇文章，另一个就是童先生那篇一万五千字的大文章，题目也非常吓人，叫作《任洪渊论》。”

在满场的笑声中，童老师开始插话了：“那篇文章啊，我故意用了《任洪渊论》，然后呢，接着就见到了校长。校长看了学报上的那个目录（他还没看文章），就问我：‘这个任洪渊是唐代的诗人呢还是宋代的诗人？’我说：‘既不是唐代的诗人也不是宋代的诗人，就在你身边，是你属下。但他现在还是一个讲师，连副教授也不给，这是怎么回事呀？’他马上说：‘是这样吗？有这回事吗？’当时的校长是谁呢？就是现在的著名院士王梓坤。王梓坤听了我的话后说：‘好，这个事情我来办！’最后就给了任洪渊一个副教授的名额。我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给任洪渊要了一个副教授的名额。”

欢笑声四起，掌声雷动。

《任洪渊论》刊发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而那个时候的童老师已在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一职，他应该是可以跟校长说上话的。但为什么他会力挺任洪渊？二位老师可有特殊交情？为此我曾问过巨才老师，他的回答很干脆：“没有！童老师就是爱才，所以他才会热心举荐。”而数学家王梓坤虽只当过一届校长，却在北师大有口皆碑，他开明、谦逊、民主，敢做敢当。“学者王梓坤从无奴颜媚骨，不管面对领导、老师，还是职工，他都持同样的平等态度。”(4)这是王梓坤传记作品中的说法。现在想来，也正是那种天时地利人和，才成就了任洪渊的上职称佳话，那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佳话。

然而，90年代的任先生再上教授职称，却颇不顺利。易晖说，他们这届95级硕士是任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带完我们，就以副教授的身份退休了。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学者，这么一位广为学生崇拜的教师评不上教授，这是僵硬的学术体制、盘根错节的学院政治使然，也与他傲然不群的个性有关”(5)。王陌尘说：“那天他告诉我最后一次评教授的经过，言辞有些激愤。我跟他开玩笑，您有诗人这个桂冠就够了，要那么多帽子干吗？帽子多了不就成了戴高帽了？他哼哼了一下，神情还是很落寞。”(6)——这是来自他学生的说法。而我在程正民老师的回忆录中看到的情况是：“有位老师没评上教授，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我们动员他‘提退’，照样算是教授，他坚决不干。我到他家谈了一个晚上，说这样做不仅解决了职称问题，家里住房也可以随之解决。这位老兄就是不干，我们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7)程老师后来告诉我，“这位老兄”就是任洪渊。但程老师很谨慎，他隐去了任洪渊的姓名，也隐去了他的回答，“坚决不干”的任式表达我还是在易晖的文章中看到的：“我厕身学院，但并不以此为荣，义无再辱去躬身接受那个‘同等待遇’！”(8)

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任先生孤傲高标，宁折不弯，他又岂能接受这种“安慰”？于是抽身而退，或许就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那么，曾经帮助过他的童老师可曾再度发力？我在程老师那里听到的说法是，童老师最终还是出手了，为了任先生的职称，他曾经张罗过一个关于他的诗歌研讨会。

我很好奇，便上“知网”查，果然发现有过一场“任洪渊诗与诗学研讨会”，时间是1995年10月17日，举办者有五家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作家协会，参会和发言者则有钟敬文、邵燕祥、谢冕、童庆炳、程正民、洪子诚、何镇邦、陈建功、王富仁、王一川、陈晓明、张颐武、王家新、唐晓渡、西川、李书磊、耿占春等。(9)推算一下，那个时候也应该是任先生反复申报职称的关键时期。那么，开此会且开得规格不低，是不是要为其职称晋升造势？

这个会议是童老师的“作品”吗？我无法确定。能够确定的是，哪怕他只是参与了其中的部分策划，也是因为那时的他已走出了学院政治的沼泽，缓过劲儿来了。然而，众多评论家对任洪渊的赞誉并没有攻克学术体制这座堡垒。

说心里话，许多年之后，面对北师大中文系的这一事件，我依然觉得匪夷所思，便只好在任先生的著作中寻寻觅觅，这是我颂其诗、读其书的动力之一。结果，那些激情澎湃的句子如万马奔腾，漫山遍野地向我涌来——

“非常好，我13岁才有父亲，40岁才有母亲。大概没有什么情结或者恨结束缚我的童年。我不必害怕。因为我没有母亲可恋，也没有父亲可弑。”(10)——这是《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一文的开头语。多么奇崛的起笔！谁敢这么开门见山？

“我生命的一半，流浪在历史的乡愁里，另一半，漂泊在空幻的未来。就是没有今天。我只好敞开自己的天边，老让王勃的落霞挂着。敞开自己的四月，老让李贺的红雨乱落。我要有自己的一个滂沱的雨季，落尽过去的云。要有一个很深的夜晚，深得足以沉下过去的每一个黄昏。”(11)——这是此文的中间段落。如此讲述“生命”中“历史的乡愁”，多么沧桑又何其丰满，仿佛就是“以我观物”的示范！

“我读得最长久的一首诗是莱蒙托夫的《沉思》：‘我悲伤地看着我们这一代的人！／他们的未来——不是空幻，便是黑暗，／而，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他们将要在无为中衰老了。’再没有比这四行诗更能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写照了。……”(12)

这是血泪书，它直逼灵魂的暗角。然而，这也是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用今天的话说，此乃权威、核心期刊——可以上职称评教授的重头文章，但它的确不是那种四平八稳三纸无驴的所谓论文，又的确会让评审者大晕其菜、大发其愁。为什么任先生竟敢如此行文运笔？这里面又蕴含着他怎样的向往与追求？当这些疑问在我心中冉冉升起时，答案也在他的书中浮现出来：

你知道我十分厌弃“书房写作” “图书馆写作”。你不觉得由书本产生的书本太多了？我想由……由身体到书本。我只喜欢记下已经变成感觉的汉字。我想试试，把“观念”变成“经验”，把“思索”变成“经历”，把“论述”变成“叙述”，是不是理论的一种可能。我在寻找一种语言方式，把哲学、诗、历史和文化等重新写成自由的散文。说是重新，因为我们已经有过先秦散文，尤其是庄子散文。(13)

如今，我在李静的文章中已经看到，任先生的这个回答不仅关联着他自己的文章与学院派论文的区别，而且隐含着他对自己为什么没能评上教授的某种反思。(14)而我更感兴趣的是，这种做法艺高人胆大，既延续着他的老师李长之先生的写作信条——“写论文要像写创作”(15)，也接通了我的老师梁归智先生所经营的论笔体写作——“具随笔之形，有论文之实”(16)，甚至让我想到了那个倒霉的德国思想家本雅明——1925年，本雅明完成了《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想以此论文在法兰克福大学申请讲师一职，却被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资深教授舒尔茨委婉拒绝，因为他意识到，这位来自柏林的犹太人才气逼人，很可能会给他带来威胁。于是，他把本雅明的论文转到哲学系，那里的把关人是科内利斯教授与其助手霍克海默。但不知他们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还是想到了“十批不是好文章”，总之，他们商量之后的结论是：“论文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本雅明受此“礼遇”，只好撤回申请，从此再与大学教职无缘。(17)当任洪渊如此藐视那些既定的学术规范又如此不按常理出牌时，他是不是很像本雅明？当然，他比本雅明幸运一些，因为他毕竟走进了学院。

本雅明的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拱廊街计划”，任洪渊的抱负是要“汉语红移”，“找回女娲的语言”，进而去建造一座汉语文化诗学的大厦。既然其志高远，他又岂敢说嘴呱呱尿床唰唰？他又怎能不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呢？就这样，在任先生笔下，一种特殊的文笔、文风和文体呼啸而出，给沉闷的学界带来了久违的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口说无凭，让我们再来欣赏两段任式表达：

在马尔库塞的身上，通过海德格尔哲学的德语、弗洛伊德人类学的德语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德语会合。……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既改变了弗洛伊德，又改变了马克思。于是，在马尔库塞的德语里，在“解放”的终极意义上：一方面，如果说马克思把政治美学化了，那么马尔库塞则把美学政治化了，即把马克思的政治实现的美学倒转成了马尔库塞美学实现的政治；另一方面，如果说弗洛伊德是把历史人类学化了，那么马尔库塞则把人类学历史化了，即把弗洛伊德历史改变的力比多倒转成了马尔库塞力比多改变的历史。马尔库塞的颠倒，完成了20世纪思想的转折。(18)

姿势。这是一个在告别中召唤和预约的姿势，一个转过身去眺望前面的姿势。她们挥手，触摸，抱吻，交媾，分娩，瞑目……一个姿势就是人体的一组词语。你不妨累计一下，迄今为止的世界，词语比人少，姿势比人更少，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在使用姿势，而是姿势在使用我们，正像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一样。从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的姿势与包法利夫人服毒的姿势，娜塔莎飞月凌空的姿势与玛特儿吻别于连断头的姿势，查泰莱夫人丰乳的姿势与拉拉美臀的姿势，直到最近阿格尼丝转身挥手的姿势与她的妹妹劳拉两手从胸前一翻推向不可见的远方的姿势……姿势上演的人生。(19)

这两段引文，前者是对马尔库塞思想的正面解读，后者是对昆德拉的《不朽》另类分析中的延伸性联想，但其表达却同样灵动、华丽、诗意盎然、文采飞扬，是灵与肉的统一，诗与思的交响。其中的每个句子又像铜管乐中的乐句一样，发出了金属般的鸣唱，仿佛他的笔指向哪里，哪里就珠光宝气，熠熠生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文章仿佛不是让人阅读的，而是用来拉仇恨，让人捶胸顿足的。于是我想起一个断言：“任洪渊将汉语学、文化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诸多元素浇筑出一个文化诗学体系，融逻辑性、形象性、抒情性、想象性、科学性为一体，体现了诗性（文学色彩）、哲性（思辨性）、科学性（科学发展的佐证）的高度融合，构成了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独特的诗性表达式。”(20)这是赵思运教授在《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的本土性反思》一文中的说法，我很是认同。记得2019年9月，我为一家重要刊物审稿，发现他的这篇文章写得不俗，又想到任先生的诗学成就还远未被人充分重视，便果断决定推荐此文。但后来得知，此文未过终审，只能由它花落别处了。现在想来，这是我唯一能为任先生做的事情，可惜没能成功。

对于自己的锦绣文章，任先生也是颇为自负的。2008年10月16日，我参加北师大文学院举办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天午餐时，与任先生坐在一起。得知我是童老师的学生，他说：“童老师有本研究生教材，其中的一段文字是我写的。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有段文字也是出自我任某之手。后来刘再复见我，便拱手而言：‘与你相比，我还略输文采。’我立刻作答：‘你岂止是略输文采？’说完我们相视大笑。我没有谦虚谨慎，而是借坡下驴，反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俩的距离。”但说出这个秘密之后他又反复叮嘱，“此事你知即可，不必外传。许多年之后，这种事情也许会成为美谈，因为这里面有文人的互文性。”

为什么任先生舍得让自己的文字进入童、刘书中而自己甘愿做无名英雄？为什么童、刘二人愿意接受这种馈赠？本来我有些好奇，却并未打听下去，也就任由他说到哪里，我听到哪里。直到任先生去世后，一个公众号推送他怀念刘锡庆先生的文章，我才偶然从中看到了部分答案：“我在北师大的两位同代人，我亲近过的二庆，童庆炳已经走了，刘锡庆也走了。我的四周更加空旷。不能回头眺望了，中文系离我更加遥远，遥远到渐渐迷蒙，消失。为我这个还乡的陌生人，1985年，童庆炳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任洪渊论》，15000字。1982年的刘再复评论，1983年的李元洛评论，加上1985年的童庆炳评论，是我20世纪80年代站立的诗歌三脚。一种装饰吧，我的报答是为童庆炳的一部美学论著，插图一样插写了三页当代文学文本解读。王一川有一次用他那种欲辨其意的口吻问过我，我对他惘然一笑。但是在锡庆生前，我还来不及回报一个字。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怀疑，在一个普世拜物的年代，我的这些无物而且无值的词语，岂能当作什么回赠。”(21)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然而，当我读出“秀才人情纸半张”的意味时，又不免唏嘘不已。这是老一代学者的礼仪，它很讲究，但这讲究中又透着几分浪漫，几分顽皮，还有几分打破既定游戏规则的戏谑。大概也只有在任先生那里，才能想出如此富有“诗性智慧”的报答方案吧。

2020年8月12日，任先生也走了。消息传来，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一组印在脑子中的画面。2015年6月17日，是童老师突然辞世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当《童庆炳先生生平》终于被我和姚爱斌推敲得差不多时，我带着相机去了设在童老师家里的灵堂，恰好遇到任先生前来吊唁。在童老师遗像前，他三鞠躬，眼泪也开始汹涌而出。负责灵堂前事宜的是陈太胜教授，而为了参加第二天的告别仪式，王珂、吴子林、江飞等人也已赶来帮忙，于是我们把任先生搀扶到小红楼门外，在椅子上落座，让他小憩，与他攀谈，想借机宽慰他一番。但任先生没说什么，他只是眼含泪水，神情哀伤。那一刻，他是不是已感受到了四周的空旷？

于是我找出那天的几张照片，写了一段悼念文字，发了一个朋友圈。不久，巨才老师评论道：“照片珍贵，方便时可转发他爱人小方。多少年来我敬佩他的诗和文章，更敬佩他的人品和人格。他为职称从来不向任何权势低头，从不卑躬屈膝，总是昂首挺胸漫步在诗界及学术领域。他常跟我说，研究别人都能当教授，我被别人研究却没有当上教授。屈原、曹雪芹都不是教授，与我同类！”随后他又打我电话，说：“我要去送一送任老师，你来帮我关注一下文学院的动静，到时候陪我走一趟？”

“没问题！”我说，“那我就从任先生身边侧身走过！”

2021年7月20日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任洪渊先生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