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社区领袖的大作为

一个企业内部如何合作是一回事，企业与企业之间如何合作又是另一回事。有学者说，小农之间难以合作。不合作就没有规模效应，就难管理，于是就要搞强制性的集体化（就像20世纪50年代开始搞的那一套），或者强制性的城镇化（就像现在有些地方搞的那一套）。

其实，农民社会并不存在反对合作的意识形态。但有效的合作必须都是建立在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关系与工作形式上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任命的人民公社领导人，也经常要与民间公认的群众领袖和种田专家讨论重大经济事宜；每当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总是要先找他们通报情况、交换看法。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精英”在农村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

在大学里，有校方任命的学生干部，也有事实上的校园活跃分子。一项成功的活动，也都要靠这两种学生在一起合作的。

在工厂里，有正式的工会组织，也经常有一些非正式的群众领袖。倘若这两种人之间无法开展合作，整个企业的效益或许都会受到影响。

古代中国的农业，之所以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不仅是因为每个家庭都像企业一样进行分工合作。还因为笼罩在家庭之上，有一个更加社会化的宗族、社区的网络。这种社会网络，为在一个地域的家庭企业之间开展合作提供了纽带。这样的合作，至少从宋朝的文学里就有反映：

大家齐力斸孱顔，耳听田歌手莫闲。

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王禹偁《畲田词》）(21)

据说这是描写在尚属发展落后地区，山民相互帮助，烧榛种田的景象。乡村歌手大概就起到了一边鼓动劳作，一边调节生产的功能。至于歌手是谁？谁叫他唱的？却没有说。

在比较发达的地区（这里的水利工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建的，人们已记不得了），歌声的节奏同样发挥着社区动员的作用：

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

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

河水还高港水低，千枝万派曲穿畦。

斗门一闭君休笑，要看水从人指挥。(22)（杨万里《圩丁词十解》）

在这里，人们看到还有一位叫做“圩长”的社区领袖在带领人们完成一项相当精密的水利工程。“圩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诗人没有说。猜想应不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虽然也未必是现代人所向往的那样，是公开选举产生的。他说不定就是一位社区长老，最起码也得是由社区长老（大宗族的领袖）所认可的人物。不管他的产生程序如何，如果得不到民间认可，他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在旧时中国，搭建社会网络的节点，或者说促成社会合作的关键人物，往往是宗族领袖、社区长老一类的人物。这种“长老协商制”，虽比不上一人一票的公决制那么公开、平等，却也不能说是一种反民主的机制。在重视影响力、人缘和经验的商人社会，这样的组织机制，仍有其合理性。加以扩大和规范，它应有助于社区基础上的地方自治和网络基础上的行业自治的发展。

需要看到的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国际标准，如物联网的RFID和EPC，以及供应链管理的CPFR，都是由几个大商业联合会拥有的。(23)它们全是由国际商业的行业精英所组成的会员机构，而沃尔玛就是这些机构里的一个大“长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