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温文尔雅的牛仔”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有多少人是无赖和骗子?有多少人因相貌、衣着或行为举止让你感到了威胁或觉得他们不如你?有多少人因成功、权力和财富而让你仰慕、效仿或嫉妒?常识和检察经验告诉我,任何极端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是一个疑心过重的人,认为你所交往的每一个人都是假冒者,是骗子,试图伤害你,那么你的生活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但同样,因为外表而盲目地信任一个人也是愚蠢又无知的。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发挥作用的是合理的怀疑主义,是正常交易,是尽职调查,是理智和审慎;对执法人员、企业和个人来说,莫不如此。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善意的、心灵鸡汤式的建议。在识别和控制那些经常不为人所管束的重大恶行方面,这样做是有实际效果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案就是一个例子。但更多不那么出名的小麦道夫随处可见。
我出任联邦检察官的第十天恰好是个周日。我穿了牛仔裤和T恤,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各部门负责人定期呈交的每周刑事案汇总报告。其间,我的助理博伊德·约翰逊(Boyd Johnson)突然走了进来,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反欺诈部门的主管约翰·希勒布雷希特(John Hillebrecht)。“约翰要和你谈谈,”博伊德说,“我们遇到问题了。”
顺便多讲几句,在我担任联邦检察官的整个任期内,我的助理都非常出色,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博伊德是我的第一名助理,他不仅是我的老友,也是我最尊敬的朋友之一。在上任第一天,我便把他从反腐部门负责人提升为助理检察官。博伊德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待人友善;他不仅是一个有着敏锐直觉的律师,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激情的领导者。我们有过两次共事经历,一次是在私人部门,另一次就是在纽约南区。我对他的信任就像对兄弟一样。在我上任之初的那几周里,他带我熟悉相关的工作流程。快速实践要点:如果有机会能和生活中最好最聪明的朋友共事,那就试试吧。
博伊德离职后由理查德·扎贝尔(Richard Zabel)接任助理检察官,任期四年。理查德可以说是我们办公室里最聪明的人,同时也非常务实,很有学者风范。蓄着山羊胡的他懂法语,写小说,说话时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他是一个严格的主管、严谨的编辑和宝贵的知己,是那种相处一周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另外,在理查德的告别晚宴上,我曾为他唱过一曲,而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为他人唱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在我担任联邦检察官的最后几年里,金俊贤(Joon Kim,音译)担任我的助理。金俊贤先后毕业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一路成绩优异。他为人低调、才华横溢,并在我的鼓动下放弃了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七位数的年薪,加入检察官队伍。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但幽默的背后是浓厚的理想主义。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让我开怀大笑。我被解雇之后,他一直在我身边;而作为代理联邦检察官,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我讲这些的目的是想说没有哪一位领导者可以凭一己之力把这项工作做好。伙伴关系决定一切,而如果你没有选好自己的队友,那么等待你的将是地狱。
重回正题,情况是这样的:联邦调查局最近刚刚开始调查伊朗裔美国人哈桑·内马齐(Hassan Nemazee),后者涉嫌大规模银行诈骗案。就在几天前,花旗银行(Citibank)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内马齐以虚构担保物的手段骗取该行7490万美元的贷款。这不涉及国家安全,也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么,为什么要在周日急着处理呢?
事情的紧迫性就在于,嫌疑人制订了极其反常的旅行计划——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哈桑·内马齐预订了当天晚上从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飞往意大利罗马的机票。当一名犯罪嫌疑人决定离开管辖区域时,我们总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一次合理的短期商务旅行(他还会回来),还是一次规划好的逃亡之旅?或者,他已经有所警惕,选择出境,不再回来,让我们两手空空、颜面尽失?所有这些都是很微妙的。公平地讲,事物都有两面性。被告人逃到境外、逍遥法外的情况的确存在,但受非公开起诉的、毫无戒备的犯罪分子有时一进入美国就会被立即逮捕。比如,受非公开起诉的伊朗黄金交易商礼萨·扎拉布(Reza Zarrab)在陪同家人前往迪士尼世界度假时就被逮捕了。从司法的总资产负债表来看,这种旅行“抽奖”的支出和收入可能是持平的,不过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阻止内马齐搭乘航班出行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立即逮捕他。几周后,我们惊讶于自己又遇到了一个类似的临时出行问题。在得知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拉杰·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涉嫌内幕交易——预订了国际航班的机票之后,我们改变了原本制订好的理想计划,提前将他逮捕。然而,就后一个案例而言,我们已经获取了几个月的窃听证据,有足够的合理根据将他逮捕,只是我们突然于周五上午发起的逮捕行动就需要在后勤和计划方面克服一些障碍。就内马齐案来看,彼时调查行动才刚刚开始。花旗银行只是对他产生了怀疑(该行工作人员最近要求他提供资产证明,这表明他们会直接联系他其他账户所在的银行),但那时,我们已基本采信花旗银行的说法,即这名众所周知的正派人士是一个诈骗犯,可我们连证明文件都还没有。
此外,内马齐也不是一般的嫌犯。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和受人尊敬的知名企业家,同美国多位知名民主党人保持着政治关系,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过去曾犯过任何罪行。这名伊朗裔美国人是美国梦的标杆,已婚,育有三名子女。他毕业于哈佛学院,为人慷慨大方。他向许多慈善机构和学校捐过款,总额超过100万美元,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布朗大学、斯宾塞学校、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等。他不仅慷慨捐助民主党人,还捐助知名的共和党人,前者包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乔·拜登(Joe Biden)、艾伯特·戈尔(Al Gore)、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查尔斯·舒默(Chuck Schumer)等,后者包括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阿方斯·达马托(Alfonse D'Amato)等。他是一个衣着考究、举止得体且学识渊博的人。他的寓所位于派克大街,价值2800万美元。
他与哪一个特定党派保持着政治关系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不久前,我们办公室就调查和起诉了民主党的另一名知名筹款人徐咏芫(Norman Hsu),并将其定罪。我的职责与政治无关;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我对他们都一视同仁。重要的是,内马齐有着无可指摘的声誉。虽然名人和富人永远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在事实尚未搞清之前,调查人员还是应该保持谨慎,避免给怀疑对象带去不必要的声誉损害。这样做很重要,不仅是为维护被调查者的声誉,也是为维护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誉和信誉。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棘手的:放内马齐走,寄希望于他会回来,还是以某种方式阻止他出境?
最终,我们决定采取一个折中但又不失灵活的策略:派两名优秀的探员前往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拦住内马齐。目的是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即内马齐登机离境。放走一个潜在的坏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梦魇。按照计划,探员在这个过程中要客客气气、以礼待人,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通常是最有效的,尤其是在双方都表现克制的情况下。探员会与这名上流社会的嫌疑人进行冷静、礼貌,同时也是立场坚定的谈话。
我们希望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之一,这样就可以避开灾难性的结果:内马齐向联邦调查局说谎,探员逮捕他;内马齐承认自己有罪,探员逮捕他;或者在我们调查期间,内马齐自愿待在美国。
探员提前数小时抵达机场,一直等到内马齐通过安检通道,以确定他没有随身携带武器。当两名举止得体且携带武器的人出其不意地拦住内马齐,向他表明自己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身份,并解释说花旗银行指控他以欺诈手段骗取该行近7500万美元的贷款时,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在那个时刻,哈桑·内马齐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绅士,就像处理流失订单的领班一样平静。他耐心地向探员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提交给银行的那些资金证明都是真实的,我绝对有那些钱。这一切是一个重大错误。那些钱绝对是有的。”内马齐说。探员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但他的话也不是没有说服力。尽管探员的调查让内马齐感到极其震惊,也给他带去了极大的不便,可他还是很痛快地遵从了他们的要求,脸上也看不出任何生气或抱怨的表情。飞机飞走了,他留下了。
在听了探员的简短汇报之后,约翰回到我的办公室,向我和博伊德说了最新情况。我心想:“好吧,可以松口气了。现在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我们让花旗银行怀疑的这个人略感尴尬,而我们自己也略感尴尬。”这并不是因为我过于注重我们在外的表现,而是因为这次行动过早,对他的指控似乎也很突兀。我已做好准备,接受他或有罪或清白的调查结果。他在机场的表现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从这方面看,我认为我们可能搞错了。但我也想到了梅嫩德斯兄弟——事物的表象和真相并不总是一样。
两小时后,长期担任内马齐律师的马克·穆凯西(Marc Mukasey)给约翰打来电话,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穆凯西的谈话内容远超出他作为辩护律师的职权范围。他不仅重申了内马齐的话,即这完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还更进一步,亲自为内马齐做担保。他解释说,他常和内马齐在一起,他们一起坐在企业席位上观看洋基队的比赛,并表示内马齐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穆凯西说:“他是我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客户。”
然后,内马齐杀了一个“回马枪”。穆凯西说:“他打算明天就把所有钱还上,这样可以吗?”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开始时,如果我们在机场逮捕了他,那么事情该有多么离谱。如果他真是一个诈骗犯,如果他真过着骗人的生活,根本没有他所说的资产,那么在半天的时间内就还上7490万美元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非常有钱的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涉及流动资金的问题。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就明白的一件事:通往逮捕之路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荆棘丛生。这个周末的经历让我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观念。对决策者来说,要不要对一个人发起指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在调查阶段,某种形式的战争迷雾就已经笼罩在决策者的头上了。这个时候,各种情况在迅速变化,事实没有厘清,动机和意图还难以做出解释,而种种行为也才刚刚露出苗头。当所处环境要求人们在“比赛”尚未结束时快速做出决定——早于调查的自然进程,决策者所发挥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想到我们终归是避免了一个可能令人蒙羞的时刻时,慢慢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内马齐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之前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有人承诺马上缴纳保释金或其他费用,但最终并没有兑现。时钟的指针还没有指向正午,希勒布雷希特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说:“老大,你肯定想不到,他刚刚真的把那笔钱还上了。”整整7490万美元,就好像这不是钱一样。我坐回椅子上,感叹道:“天哪,真不可思议!”
就在我们庆幸自己处理得当时,我心想:“还好,我们差点就搞砸了。”
但在离开我的办公室前,约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博伊德,然后说:“等着吧,让我们看看还会发生什么。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身材高大、脸庞瘦削的约翰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出庭律师,已经将无数犯了罪的成功人士送入监狱。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获取可采信的证据,那就去问约翰。他有着敏锐的直觉,他的预感可以作为非正式的合理根据。不过,他这次的预感好像不是很准确。
几小时后,约翰再次回到我的办公室。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跟上午的那句一样:“老大,你肯定想不到。”我抬头看着他。“他还款的钱有问题。”约翰接着说。约翰和另一名探员已经调查过内马齐还款资金的来源,联邦调查局很快就拿到了资料。还款资金来自汇丰银行(HSBC)。
为确认新提供的担保物,我们查阅了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文件。至此,谦和、富有的哈桑·内马齐的真正面貌才开始浮现出来。为了免遭花旗银行的欺诈指控,内马齐周一上午走进另一家大型银行的大厅,然后运用同样的欺诈手法,再加上他身上的种种光环,如财富、成功和名望等,瞬间就说服了那家大型金融机构为他提供7490万美元的贷款。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影响力和勇气缺一不可。
这是一个关乎命运的决定。对内马齐先生来说,他的结局是这样的:眨眼之间,他让自己的麻烦翻了一番,因为联邦体制下的刑罚是跟欺诈金额挂钩的。我们不能再等了。约翰与联邦调查局探员达林恩·巴克(Dalynn Barker)一起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当晚即可逮捕内马齐。
接下来的调查揭穿了一个满是谎言的人生。在内马齐的诈骗案中,所涉银行并不仅仅是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还有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他编造金融机构,伪造签名和文件,声称自己拥有可支撑这些巨额贷款的金融担保物,其中包括他一再声明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国国债。他捏造办公室地址、电话号码、银行地址和银行代表。比如,他所提供的办公室地址之一——麦迪逊大道575号,后来被发现是一家提供电话应答服务、邮件接收服务和会议室服务的公司。最终,内马齐认罪,承认骗取银行超过2.9亿美元的贷款资金。尽管他住的是价值2800万美元的公寓,开的是蓝色的玛莎拉蒂、2007年产的赛斯纳680飞机和135英尺[1]长的游艇,在曼哈顿翠贝卡区、意大利和卡托纳拥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地产,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华丽又庞大的伪装。
在他被捕后,外界的反应也很有趣。政界人士争先恐后地归还他的捐款。熟人和同事对此表示震惊和意外。在报纸上,一名匿名的金融家朋友声称他非常了解内马齐,不无讽刺地说道:“人们真的很喜欢这个家伙——我的妻子也不例外,她是个嗅觉灵敏的人,连一英里[2]外的耗子都能闻到。要不是这次诈骗,那么他一定是你所希望遇到的那种最体贴、最可敬、最温文尔雅和最博学的人。”这段话包含着很多含义,第一点就是这个先生对自己的妻子以及其他所有人的灵敏嗅觉的信任,这是很有趣的。他话语中的警告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警告:要不是这次诈骗。
在该案中,你可能不会为受害者喊冤。毕竟,它们是三家规模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其中两家的诈骗案是由我所在的办公室独立起诉的。为什么人们会被哈桑·内马齐的魅力和作风所迷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吸取梅嫩德斯兄弟弑亲案以及其他类似案件给他们带来的教训:事物的表象和真相并不总是一样。比如富家子女会谋杀自己的父母,再比如手法娴熟的骗子会诈骗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银行。
从表面看,内马齐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成功人士,待人友善、品行端正,而且个人形象也好。正因为如此,银行才跳过了最基本的核验程序,而“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则是法律对银行的要求。尽管发放的是巨额贷款,但这些银行却从未给内马齐打过电话,从未拜访过他所说的办公地,也从未想过去核实他所提供的任何信息。虽说“指责受害者”不合适,但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问:“为什么这些银行玩忽职守?为什么它们就不能好好想一想,如果不做最基本的核验,它们可能会为此付出数亿美元的代价?”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是,聪明、老练和富有的专业人士往往会根据一个人的外表、资历和社会地位对其轻易做出判断。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逆向歧视,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哪怕这些专业人士做一点点调查,也会让那些人露出真实面目。以某种方式走路、说话、行事,特别是要表现出一种精英主义的姿态,并让自己散发出贵族式的气息,这样一来,你就有可能骗取数亿美元。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事实。哈桑·内马齐这一生做过很多好事。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律师在法官西德尼·H.斯坦(Sidney H.Stein)做出判决前的主要辩论点,即内马齐是一个做了坏事的好人。他是一个向各种慈善机构捐过款的好人。他是一个支持民主进程的好人。他是一个培养了三名优秀子女的好人。他是一个不忘回馈社会、不忘帮助他人的好人。其实,彻头彻尾的坏人是十分罕见的。更多的情况下,你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一方面是大爱和大善,另一方面则是严重的欺诈和深深的恶意。
哈桑·内马齐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实际上就是另一个伯纳德·麦道夫,只不过没有后者有名而已。他们综合运用自身的魅力、风度、社会关系和上流社会的地位,操纵并愚弄他人。他们很容易骗取那些聪明、富有经验的人士或机构的信任。比如,被伯纳德·麦道夫欺骗过的“乡巴佬”包括: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演员凯文·培根(Kevin Bacon)、凯拉·塞吉维克(Kyra Sedgwick)和约翰·马尔科维奇(John Malkovich),诺贝尔奖得主、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美国棒球名人堂的投手桑迪·科法克斯(Sandy Koufax),纽约大都会棒球队(Mets)的老板之一弗雷德·威尔彭(Fred Wilpon),影星莎莎·嘉宝(Zsa Zsa Gabor),纽约州前州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家族,梦工厂(DreamWorks)首席执行官杰弗瑞·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参议员弗兰克·劳滕伯格(Frank Lautenberg),以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此之外,受他欺骗的还有银行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几十年都未能抓住这个诈骗犯。麦道夫案的重点在于,除了蒙骗普通人和普通家庭,他还能蒙骗亿万富豪和社会各领域内的大人物。他所造成的损失也是灾难性的:数百亿美元的财富和储蓄化为乌有。
麦道夫采取了和内马齐一样的欺诈手法。他先是为自己打造名声,当然,这需要一些装点之物:位于曼哈顿上东区价值700万美元的公寓,位于棕榈滩的价值2100万美元的住宅,位于汉普顿斯和法国的住房等,以及必不可少的55英尺长的公牛游艇。所有这些都必须置于人们能够看到的地方。为此,麦道夫开始结交“正确的人”,并与他们建立关系。通过口头推荐,他很快就打入了上流社会。但这个过程不能全靠奉承,有时还是要装装样子,表现一下优越感。众所周知,在投资方面,麦道夫是设有最低投资额门槛的;这种排他性的伪装反而让他更受欢迎。最终,麦道夫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据说有着极佳声誉的投资经理,这意味着跟他一起投资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不加质疑。
在这个世界上,小麦道夫哪里都有,比如肯·斯塔尔(Ken Starr)——不是那个检察官,而是我们起诉的一个股票经纪人。被称为“明星经纪人”的斯塔尔是曼哈顿的一个投资顾问,以服务好莱坞名人而闻名,客户包括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乌玛·瑟曼(Uma Thurman)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等。他从他们手中骗走了很多钱。
为赢得客户的信任,斯塔尔声称他和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的联合创始人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等知名人士关系密切。据《纽约时报》后来报道,“他跟好莱坞人士讲自己和华尔街的关系,同时跟华尔街人士讲自己和好莱坞的关系”。这是一种互相依存的欺诈。多年来,斯塔尔积聚起了巨额财富,并在曼哈顿购买了一套价值750万美元的公寓;该公寓带有一个32英尺长的泳池。但同麦道夫一样,斯塔尔经营的是一个庞氏骗局(Ponzi scheme),他并没有把客户的钱用于投资,而是用新投资者的钱来偿付先前投资者要求赎回的资金。最终,他被逮捕、起诉和定罪,被判入狱七年半。
携带枪支、佩戴徽章且超负荷工作的探员不可能时时都守在人们身边,单靠他们,并不足以维护制度的公平和公正,也不足以阻止这个世界上的麦道夫、内马齐和斯塔尔兴风作浪。与这类诈骗犯打交道时,能对他们产生震慑的就是向他们提问题,让他们提供一些证据,而不只是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有时,这种应对之策会引起不快,会冒犯别人,但你必须这样做。方法似乎很简单,可每天还是会有人受骗,其中不乏富有经验的人士,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
对我来说,内马齐事件考验了一个人的勇气。一方面,你想让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另一方面,你又不想让自己蒙羞,让你所领导的办公室蒙羞,尤其是在你刚上任十天的时候。尽管人们常说,你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想法,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如果你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而其他人要么不理解,要么出于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表示反对,那么告诉他们“见鬼去吧”要容易得多——当然,是在心里默默地告诉。拥有勇气意味着你不能害怕和犹豫,因为你想把事情做好,但同时,你也不能因为担心引发表面的后果而畏首畏尾,不采取任何行动。关键在于,既不要让审慎的犹豫变为无所行动,也不要让负责任的进取心变为鲁莽行事。在伸张正义的过程中,无论是在调查阶段还是在其他任何阶段,我们都要采取平衡策略。尽管没有现成的科学,没有数学公式,也没有精确的天平,但我们还是要在方方面面达成平衡。
注释
[1]1英尺合30.48厘米。——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注。
[2]1英里约合1.61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