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钟笑炉主办的《近代邮刊》

1.“非办一份准期的月刊不可”

钟笑炉忆及创办《近代邮刊》的缘由云，[242]一是其在研究邮票变体、版式上的突出成就，聚集了一大批粉丝，有许多人来信询问或商讨种种邮票暗记、版式问题，搞得钟氏“寝废餐忘”，甚至于无暇顾及袜厂而“亲疏业芜”，[243]但因“鄙人嗜痴有癖，对于邮票之暗记颇感兴趣”，又因“每有来函商讨暗记者，逐个解答，殊感费时”。（钟笑炉：邮票之暗记/《新光会刊》1943年春季号）

二是鉴于当时“上海虽已有《新光》、《国粹》、《邮话》等刊，但出版之期较长，新邮报道及邮社广告易失时间性，……各地邮友纷纷来函询问各种集邮事项，例如上海有什么邮商，近日有什么新邮发行，沦陷期间敌伪有什么邮票发行”，但“逐个详答势不可能，不答或答而不详，未免使人失望，要想弥补这个缺憾”，所以“非办一份准期的月刊不可”。（钟笑炉：集邮十年回忆录/《近代邮刊》3卷8期）

“办邮刊是要贴本的，我们商定出版的经费除广告收入及预订户的订刊费收入外，不敷之款由五人（五人是指钟笑炉、钟韵玉、徐星瑛、陆建平、沈清。具体分工为钟氏担任国内邮票报道、徐星瑛担任外国邮票报道、钟韵玉担任招登广告、陆建平担任寄发邮刊、沈清担任助理，五人合作出刊。）平均分摊。初定印数1000份，除以500份备发预订户外，每人分得100份。邮刊由协进文艺用品社承印。每月出版一期，篇幅每期8开报纸一张半（16开6面）”。（钟笑炉遗稿：《近代邮刊》片断杂记/陈永欣整理）

1946年1月31日，《近代邮刊》创刊。钟笑炉对办刊定下要求：“有见解卓越之邮学论著；有明确深刻之专门研究；有包罗万象之集邮资料；有迅捷翔实之新邮消息；有阐述周详之问题解答。”

在《释“近代”告读者与作者》一文中针对读者误解《近代邮刊》“专谈近代票的”，撰文告诉读者“说到刊名‘近代’，这毋宁说是一种偶然，也未必就肯定了什么范围”，[244]认为“还幼稚和贫乏得可怜的中国集邮界，散播青草的种子应该比树立孤悬而高不可攀的乔木更属要务”，强调《近代邮刊》的内容“是属于大众的”，“决不有意规避高深的专门研究”，也不“避免浅近的初阶琐屑”，“‘近代’是表示近代的集邮认识，近代的集邮态度，近代的集邮方法，近代的集邮精神，近代的……；以言集邮，则以近代的认识、近代的态度、近代的方法、近代的精神、近代的，……加之于无论古今中外的邮票，应该是初无二致的，这便是我们的编辑策略，也就是今后的编辑方针”。

早在1943年，钟氏就被推为新光邮会会刊编辑，负责这一年的四期季刊，1946年起又一人担当新光会刊和《近代邮刊》两家邮刊的编辑工作，以一个文化程度仅“私塾读了六年”的人来说，在当时绝无仅有。[245]而且他还要忙于各刊索稿，自谦“以此资质担任编辑，岂能胜任”。[246]自道“这份邮刊（指《近代邮刊》）名为数人合办，结果除了广告部事务由韵玉独当一面毋庸我理会外，其余事无大小都集到我一个人身上来。同时这年的《新光》会刊亦归我编辑，一个月内要出两份邮刊，更忙得头昏眼花了”。（笑炉：集邮十年回忆录/《近代邮刊》3卷8期）由于目力不济，他甚至“须戴上老花眼镜还再用放大镜才能验看版式”，叹息“在这双镜之下去钻那牛角，实是费力不过的，非在心绪宁静的时候不能做，做了一天非有几日的休息不能继续”。

此外，他还遇上因浙江路“市局行将放阔，沿途房屋，均须拆去一部，小店亦在被拆之列，届时生活势难安定，集邮当受打击”。（钟笑炉：民国邮票史/《国邮目录（近代部分）》初稿序）

加上《近代邮刊》自第25期起改为16开书本式，[247]“印刷费大增，同时因国民党货币币值惨跌，收入的订费作用日微，每月赔贴颇大，胡新及徐星瑛两先生[248]既不参加工作，每月却莫名其妙地要他俩补贴多量款子是不妥的，我即商请他们退出，由我个人办下去”。（《近代邮刊》片断杂记/钟笑炉遗稿、陈永欣整理）

为了能约到好稿，钟氏动足了脑子。在张包子俊为《近代邮刊》写的“集邮废话”一文原稿本最后处涂掉的一句“下一期我再来写点劳民伤财的故事”，恢复涂没的文字刊上，以先斩后奏法来“逼迫”张包子俊为《近代邮刊》写稿。[249]甚至在火车上也为约稿忙碌。1948年3月19日，与吴乐园、陈志川、张包子俊等8人去南京参观邮政纪念日邮票展览的火车上，他力促陈志川、张包子俊为《近代邮刊》写稿，在旁誊清，彻夜未眠。3月20日晚，在中央饭店促吴乐园为《近代邮刊》写邮展观感，钟氏为其誊清，至夜2时，为此“予已卅六小时未睡矣”。（钟笑炉：首都三日纪/《近代邮刊》3卷3期）

在钟氏的主持下，张包子俊、郭润康、孙君毅、钱希清、赵翔云、张文光、陈志川、严西峤、黄建斌、张赓伯、陈复祥、李东园、史济宏等一批邮坛名家在《近代邮刊》刊发了大量颇具特色的邮学论述。[250]发行量达到“每月最高之销数为1600份”。

2.“集邮是顶好有研究，但并不是必要研究才能集邮”

《近代邮刊》自1947年8月31日的第20期开始，一直到1949年12月31日第4卷第12期为止，以钟氏的名义推出“答问”栏目，专门解答邮人来信中要求解释的各种集邮基础知识问题，普及推广华邮。如怎样学习研究版式、凹版票漏色之成因、套色偏位票、隔印和套印偏位、胶水隔印票、纸屑隔盖、折印票之成因及其价值、怎样才算是复印、骑缝盖与隔印漏字、怎样才算骑缝盖、疏密齿及其不同的称法、复齿何以不算变体、怎样辨认各种纸张、重庆大东版票的双面印、庆美纪念票的版式等。

他写给《苏州邮刊》的“集邮百面观”，[251]把集邮者最关心的问题列出一百个，不仅传播集邮常识，而且作者的集邮道德观，在邮刊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尤其是钟氏创造性地开发出许多集邮名词如：“间点”、“裂中”、“突线”、“直穿”、“分线”、“斜边”等，填补了集邮名词一些难辨杂乱的空白，为邮界所沿用。

即便是一则按语，也能见钟氏卓越邮识、编辑功力以及他对邮界同人的仁厚之心。

1946—1947年间，邮界对当时发行不久的中信版、百城凸版等邮票存在纸质、齿度、刷色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传统的分类搜集，在版式、纸质、齿度、刷色方面因繁杂而致分类困难。

1946年5月，《苏州邮刊》创刊号上刊登了该刊主编李铭“关于‘集邮大众化’的几句话”一文，首次提出了“集邮大众化”之说。李铭针对当时变体异样票多得遍地皆是，单以纸质而分，每一种一枚邮票可分成五六种之多的现状，指出：一般专家，用尽心计，一一分类，五花八门，使初集邮者不敢着手收集，欲求华邮进步，我们应该打破这种阻碍。还有，如上海加盖的暂售票，在集邮处正式发售者只有九十四枚，而邮商的手中竟多至一百零几枚，此例外的十余枚，其售价之高，竟超过正式的九十四枚，并且出了高价还是不容易买到，邮商奇货可居，而集邮者认为没有凑足一百零几枚就觉得没有集全，使集邮的兴趣减少了许多，更因此而无兴趣再集各区改作了”。其主要论点为“必须将‘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方法打破，使华邮普通起来”，提出“在集邮大众化的原则下，使分类的种类减少。即有发现，可作为‘暂售额外票’（组外品）而论，与普通正票无关”。

赞同李铭论点的朱璐在“谈谈中信、百城版”的文章中，同意李铭所编的《华邮袖珍手册》的分类。质疑“不分纸型、刷色、粗细齿，已使集邮者搜集困难，倘如上海近代票权威孜孜发掘至100种、200种，以至1000种亦复可能，彼时尚有何人敢着手收集”。

由此在邮界引发了长达8个月的争议。

钟氏在《近代邮刊》编发了一系列文章如“朱璐君所谓的大众化集邮”、“试论所谓大众化集邮”、“救救初级集邮家”、“集邮大众化之错误观念”、“从大众化到专门化”等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些论点有片面偏激如朱璐的文章提到：“勿受近代票权威者之引诱，钻牛角尖”。

钟笑炉为此在《近代邮刊》13期，李铭撰写的“从大众化到专门化”一文后，以“按语”指出“因势利导，劝人采用简便集邮法是很好的，劝人只知简单的邮识就不妥了。把研究放到大众化三个字里去，似乎叫全体集邮者都要研究，这就是把研究看得太轻易了。集邮是顶好有研究，但并不是必要研究才能集邮”。这些透彻的论述和说理，使论辩双方心服口服。

他还为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在3卷11期《近代邮刊》的“编后记”里，向读者征求意见，以进一步办好刊物。三周时间收到了200多封信件，有的写出了几千字的专文，读者有批评也有指导意见。

3.“有人说‘邮人相轻’，我则体会到‘邮人相重’”

钟氏每整理出一条邮票资料，甚至搜集到一条邮讯，都及时撰文发表公诸于众。

他整理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邮票的发行资料，成为后人编著中华邮政邮票目录和解放区邮票目录的重要依据。国内外出版的近代中国邮票目录，都有他的直接支持或间接影响。郭润康、马任全、王纪泽、张包子俊等都获得钟氏提供的集邮研究资料。

对每一件来稿，钟笑炉都精心加工编辑后才予以发表，有的增补文字已超过了原文，但仍以作者署名。郭润康在“读‘近代’忆钟老”一文中提及的一件往事突显了钟氏的编辑风格。1944年，郭氏写成一篇专门论述中信版题版票的邮文，但由于稿件到达上海时，已是《国粹邮刊》32期即将付印之时，主编陈志川收到以后，认为“内容切实华贵，诚近代票中重要之史稿也”。为了使来稿更为充实、丰富，陈氏“请笑炉先生加以批注”。

此稿后在《国粹邮刊》33—36期以“邑丹初稿、钟笑炉参注”名义发表。

而钟氏为此稿“逐段补注”，增补了四个内容。自谦“今日为此稿补注，已觉尽管窥之能详，越若干日后，当又觉漏缺不少矣。鄙乃为之琐琐补注，未免添足之嫌，但以近地同好，每有急求尽知之望，另文报告，力所不能，附骥有机，于尾一赘而已”。

但《中信版票》一文补注的内容、文字均已超过原文。如第十节“变体”，原文仅500来字，“笑炉按注”增添了近千字来叙述变体票的来历、辨别办法和价值评判。

故郭润康后撰文道及此事说：“‘中信版票’原稿一经钟老批注而益臻完善，基本上可为中信版票的研究一锤定音，但真正的功劳要归功于通天教主（指钟笑炉）也”。（郭润康：读“近代”忆钟老）

郭润康还言及他的多篇著述得到钟氏的无私帮助，[252]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纵览我与笑炉先生的友情邮谊，是一个在邮品交流上、邮识切磋上，充满着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贯彻始终。比如《中信版票》一文，经志川先生牵线，请钟老加以批注，我与钟老在集邮的征途上体现出一种高层次的友爱，有人说‘邮人相轻’，我则体会到‘邮人相重’耳”。（郭润康：读“近代”忆钟老）

1942年，黎震寰编著的《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补刊》及《中国邮票图鉴全集》相继向世。[253]书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陈志川在《万邮简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本书（指《近代中国邮票图鉴》）倒并不出版于中国集邮事业荟萃之区的上海，而竟由一位远居津沽的邮人私人出版，那末我们多少有点同情而自惭形秽的了。”

然而，说起这几部书稿，黎震寰对钟笑炉感念不忘。当作者欲编写《近代中国邮票图鉴》时，是钟笑炉，对他“建议先从近代票入手”，“又敦促添入中国早期票部分”；当作者欲编写《中国人民邮票图鉴》时，是钟笑炉“马上把许多区票资料寄给我”；“所有我编写的邮书”，是钟笑炉为之“细心校阅”。[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