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世杰的生平与邮商经历

朱世杰（1880—1956），本名朱耀宗，祖籍安徽，生于苏州，长居上海。上海邮票会、中华、新光、甲戌邮票会会员。并任中华邮票会董事、交换部主任、《邮学月刊》发行部主任、审查部主任，新光邮票会理事、监事等职。1936年与陈复祥、李辉堂等发起成立中国邮商公会，任审定部主任。

1901年，朱氏考入上海邮局，任售票员，1920年调回上海邮局（总局）邮票处，负责邮票分发和经售工作，直至1931年退休。在职期间，约在1903年始，因受老邮商李辉堂、上海工部局工务处外籍集邮家施开甲之托，在为他们留意购留变体邮票时，开始产生集邮兴趣。[320]

李辉堂可谓是朱世杰后来成为“邮界中的老前辈，中国的老邮商”的领路人。“彼时朱君并不知集邮，见票之无齿，逐枚剪开售之。李因与朱约，以后遇有中缝漏齿各票，凡票面在一角以内者，每三对价一元。[321]后来，朱氏做了有心人。“当时顶平常的英印蟠龙票吧，成天经手售出时，凡是彼此刷色稍有差异的，他都随时自己购留一些”，[322]这是因为施开甲“每到邮局，必央君为之留意。君为施开甲得一新色差，即亦自留一双连或四方连”，这是朱氏“开始集邮之动机”。[323]也因为朱氏“服务邮局三十年，居售票职者占其六之五。此二十五年中，无时不与邮票接触，拥有四方连集、无齿孔集、商埠票集、航空信封集、邮局工部书信馆及商埠邮片集等，洋洋大观，为国内有数之国邮集藏家”。[324]

朱世杰

朱世杰（右）与郭植芳在1948年上海邮展上。

然而“当他开始集邮并且进而业邮之初，正在邮政局服务，而邮局向例是禁止从业员集邮尤其是业邮的”，朱氏“为了避免麻烦，凡是因集邮事务和外界的联络，都顶了他公子祖良的名字——世杰”，故“集邮界几无不知朱世杰。而知世杰之名为耀宗者，似犹不多，……直到一九三一年告老退休，离开了邮政局”，才以“不太露锋芒的作风来业邮而娱晚年”。（罗兰：古稀老人朱世杰/《近代邮刊》4卷3期）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朱氏由其长子朱泽民出面经营。相继在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143号、吕班路蒲柏坊146号、蒲柏坊42号等处开设邮票店。袁寒云为其书写“集古社”匾额，并撰文推荐：“海上有陈复祥、朱世杰二子，所出让之品为值既廉，而品尤精确，决不至使人有悔憾之虞”。凡是集古社出售的邮票，在其背面均盖有“C.CHU”字样小戳，以示永久保真，在邮界中颇有声誉。并把重点放在经营华邮上。售邮广告以“重于华邮，以资研究，共谋普及”为业邮重点。[325]

“作为老集邮家的朱翁，握有如下的雄厚内容：全部商埠票连变体新旧各一，中国纪念票全部，大龙至万寿大小字加盖四方连，上海工部局封笺片全部，前清至加盖国币伍拾元明片全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一年中国航邮首日实寄封全部等等”。周今觉、袁寒云等多乐于与集古社交往。但朱世杰“遇有心爱之品亦珍藏不愿轻易出售”。[326]

朱氏正式业邮后，做了一件“有谁易于盖过这丰功伟绩”轰动中国邮界的大事：为邮政总局配套国家邮集。[327]1936年，“交通部特令邮政总局将邮局历次发行之邮票（海关代办时期之邮票不集）集成二十全份，分别保存”，然而，“邮局对于一八七八年所发行之邮票，所缺甚多”，乃不得不列出清单向上海各大邮商招标求购，“最困难配得者，莫若上海工部书信馆商埠票全份。盖因此票之名贵者，市上极难搜求，若以全部论，更匪易易矣。本社虽集有一部，亦不足以报命”。但他仍然抱着“窃以此事为中国邮务要政，自当力尽绵薄”的想法，“四处访觅，巨名贵者，结果十不获一，不得不仰求国外邮商”。[328]朱氏的“标价原比别人为高，因为他备货最齐全”，内中包括清小龙加盖大字改值票10套、日本版蟠龙2元票10枚、5元票6枚、商埠票大全套3部、上海工部局未加盖票全套等。为解决邮局支付票款困难，提出用邮局库存限滇省贴用双圈与单圈各100套；限滇省贴用北京版烈士像100套，按面值计算；加盖楷字“中华民国”欠资票100套，按当时法国香槟邮票年鉴标价，“以划抵邮局应付的巨额价款”。[329]

这场被称之为“空前绝后的官民间的“交换生意”，使邮政总局完成了10部中国邮集的任务，无意间为中国保留下了一些堪称稀罕的华邮珍品，如“加盖限滇省贴用”因“当时票面太大，从没有人多买，倘若不是他的这一着高棋，今天怕大家做梦也别想集得一个全套了”。

对于“邮政总局收买国邮”这件事，[330]国内主要邮刊除了对朱氏大加赞赏外，对“我国邮政局存档的邮票过去向不注意求全”，尤其是对上海工部局加盖票、红印花加盖票因价格太昂而并不收集，指出“这就是我们的邮局为什么永远弄不好一部像样的国家邮集的最大病根”。现在“有外国贵宾要求参观官方的《华邮全集》，邮局却红了脸，硬是拿不出手”，[331]而美国、德国、瑞士、日本诸国“对于每一邮票之发行，均须存案一全张或若干枚，贴成邮册”，日本甚至“各项纪念戳之样子，亦均有保存”。[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