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取为荼煮羹饮

晋惠帝使用的瓦盂，即是口径较小的陶瓷饭碗。因为在晋代，茶器还没有从饮食器中单独分离出来。

陆羽的《茶经》引用《晋四王起事》云：“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西晋八王之乱后，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把晋惠帝司马衷从长安迎归回洛阳，晋惠帝被下人伺候着用瓦盂吃茶。文中的“瓦盂”，应该是指当时的瓷器。晋惠帝作为堂堂一国之君，为什么会使用瓦盂吃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知晓当时的茶是怎样制作的？茶是如何被煮出的？又是如何区分茶的？那时的茶器，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陆羽的《茶经·七之事》引三国魏初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从张揖的记载可以看出，三国时期，所采的茶属于比较成熟的叶片。对于所采的茶之老叶，晋代郭璞在《尔雅注》中进一步解释道：“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荼。”也就是说，年初早采的上一年生的冬生叶，称之为荼或苦荼。晚采的，即当年春生春采的嫩叶，谓之茗。这样，我们就能正确理解，南北朝时期的《魏王花木志》对于茶的记述：“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

综上所述，当时所采的茶，还是较老的冬生叶。采回的鲜叶，可以直接煮作羹饮；也可把采回晒干的叶片，在火上炙烤后，加葱、姜、橘子等混合煮饮。《广雅》有记：“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当饮茶方式随着秦军的扩张，沿着长江向下传播、影响到吴越之地时，唐代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这样写道：“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茗粥，一般是指用茶树鲜叶直接煮成的浓汤。其内可能掺有淀粉类、蔬果等，如唐代储光羲的“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也可能是纯粹的浓茶汤，如宋代蔡襄《茶录》的“汤少茶多则粥面聚”。不加淀粉类、蔬果的茶汤，一般又称为清茗。《桐君录》记载：“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

云南的古茶树

晋惠帝所饮的茶，是怎样分汤的呢？我们可以参考西晋杜育的《荈赋》记载：“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按照杜育的描述，其煮茶的水，取自四川岷江的清流；煮茶的器皿，是用茶鼎、茶铛、茶釜等；待茶煮好后，用天然的匏瓢，把茶汤舀出，然后酌分到简易的陶瓷茶碗中。

杜育铺陈赞美灵山所产的“荈”，是在“月惟初秋”，趁农闲“结偶同旅”所采的秋茶。这说明，在晋代或晋代之前，春天所产的“茗”，还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晋代包括此前所饮的茶，主要为春生秋采，或是冬生隔年早采的较老叶片。如此推理，晋惠帝所饮的那盏茶，大概率会是秋茶。

到了魏晋时期，瓷器和漆器作为生活器具，已经基本取代了秦汉时期流行的青铜器。以易溶黏土低温烧制的各色陶器，作为原始的饮食器具，自新石器时代发明以来，虽然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饮食问题，催生了饮食文化，但是，也因其存在的胎质疏松、吸水率过高等缺陷，不可避免地制约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到了商代，一种以瓷土为胎的带釉硬陶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瓷器的诞生。汉代青瓷的创烧，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就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时代已经到来。晋惠帝手持的瓦盂，其材质可能是陶器，也可能是釉陶，但更有可能是青瓷。因为杜育所载的瓯窑，自东汉就能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烧出釉色淡青、透明度较好的青瓷。作为早期理想的饮茶器，就需要器壁轻薄，手持轻便，胎质坚硬且吸水率为零。盂，即是较小口径的碗。碗，本作“椀”或“盌”，它是一种口大底小的器皿。《说文解字》说：“盌，小盂也。”又曰：“盂，饭器也。”晋惠帝使用的瓦盂，即是口径较小的陶瓷饭碗。因为在晋代，茶器还没有从饮食器中单独分离出来。此后，用作茶器的小碗，其口径一般会小于150毫米。

魏晋时期的黑釉鸡首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