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斯维沃
一个男人——一个体形非常大的男人，在他身边你感到自己非常小——邀请你去跟他的女儿们见面，打算把其中一个许配给你。她们共有四人，她们的名字第一个字母都是A；你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Z。你去拜访她们，并试图做礼貌的交谈，可是污言秽语却不断从你口中横飞出来。你发现自己在讲近乎下流的笑话；她们对你的笑话报以冷冰冰的沉默。在黑暗中你向最漂亮的A低语些引诱性的话；当灯光亮起来，你发现你刚才是在向斜眼的A求爱。你冷漠地把身体靠向你的雨伞，雨伞噼啪断成两半；大家哄堂大笑。
这听起来如果不像一个噩梦，也像一个若是落在某位老练的维也纳释梦者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手中，就会把你种种难堪的隐秘全部抖出来的梦。但这不是一个梦，而是泽诺·科西尼生命中的一天。他是伊塔洛·斯维沃（1861—1928）的长篇小说《泽诺的意识》的主人公。如果斯维沃是一位弗洛伊德主义小说家，那么他是哪种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主义？他是在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充满差错、闪失和象征？抑或——套用《梦的解析》和《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方法——他杜撰了一个人物，其内心生活完全依据教科书上的弗洛伊德来展开？或是否还有这种可能，也即弗洛伊德和斯维沃都属于一个烟斗和香烟和钱包和雨伞似乎隐含着秘密意义的时代，而我们则属于一个烟斗只是烟斗的时代？
“伊塔洛·斯维沃”（意为斯瓦比亚人伊塔洛）当然是笔名。斯维沃原名阿龙·埃托雷·施米茨，祖父是一个移居的里雅斯特的匈牙利犹太人。父亲年轻时是街贩，后来是一个成功的玻璃器皿商人；母亲来自的里雅斯特一个犹太家庭。施米茨家族是恪守教规的犹太人，但绝非死板。阿龙·埃托雷娶了一个皈依天主教的女人为妻，并在她的压力下也皈依了（必须说，有点不大情愿地）。在他晚年，当的里雅斯特已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而意大利已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时候，他发表过简略的自传性文章，对自己的犹太背景和非意大利祖先闪烁其词。他的妻子利维娅有关他的回忆录——有点偶像化倾向，但绝对有可读性——也同样对此谨小慎微[1]。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没有明显的犹太人物或主题。
斯维沃的父亲——他生命中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把儿子们送去德国一家商业性的寄宿学校读书，课余时间斯维沃沉浸于阅读德国浪漫派作品。不管德语教育对他作为奥匈帝国的重要人物带来什么好处，他却被剥夺了接受意大利文学语言训练的机会。
斯维沃十七岁时回到的里雅斯特，入读高级商业学院。他曾梦想当演员，但在一次面试时由于他的意大利语诵读技巧有缺陷，演员梦便破碎了。
1880年，老施米茨遭遇财政困难，儿子被迫辍学。斯维沃在维也纳联合银行的里雅斯特分行找到一份工作，在接下来的十九年中他都在该银行当职员。他业余时间阅读意大利经典和更广泛的欧洲前卫文学。左拉成为他的偶像。他出入艺术家沙龙，并为一家有意大利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写文章。
他三十六七岁时，已经以自资方式尝过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一生》（1892）并被批评家忽略的滋味，而就在他又要以《暮年》（1898）重蹈覆辙之际，他通过结婚而成为著名的韦内齐亚尼家族的成员，该家族拥有一座工厂，专门给船体涂上一种有专利的化合物油漆，可减缓船体受腐蚀并防止船底生小甲壳动物。斯维沃加入该公司，负责监督以秘方混合制作该种油漆，并担任主管。
韦内齐亚尼家族已经在跟世界各地一些海军做生意。当英国海军部表示有兴趣时，该公司便在伦敦开设一个分公司，由斯维沃负责监管。为了提高英语，他上了一个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爱尔兰人的课，乔伊斯当时在的里雅斯特的贝尔利茨语言学校教书。经过了《暮年》的失败之后，斯维沃已放弃了认真写作的念头。可现在，他发现他的老师竟然喜欢他的书，且理解他的抱负。他大受鼓舞，继续努力写他所谓的涂鸦，尽管他要等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再次出书。
的里雅斯特在文化上虽然绝大程度上是意大利的，但在斯维沃的时代，它依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它是一座繁荣的城市，是维也纳的主要海港，其开明的中产阶级发展着以船运、保险和金融为基础的经济。移民带来了希腊人、德国人、犹太人；粗重工作则由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做。多样性的的里雅斯特可以说是多族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缩影，该帝国已愈来愈难以抑制族裔间的怨气。当这些怨气在1914年爆发时，帝国陷入战争，欧洲也被卷入。
虽然的里雅斯特知识分子在文化问题上以佛罗伦萨为榜样，但他们对来自北方的潮流往往秉持比意大利知识分子更开放的态度。就斯维沃而言，他在哲学上最初受叔本华和达尔文的影响，后来弗洛伊德的影响愈见突出。
像他那个时代任何标准的中产阶级，斯维沃为健康而烦恼：什么才算是健康良好？如何获得？如何维持？在他的作品中，健康具有一系列意义，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社会上和伦理上的。我们总以为自己不健康，这种人类特有的不满足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希望治愈的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治愈吗？如果治愈意味着心平气和地应付世事，那么治愈就一定是好事吗？
在斯维沃眼中，叔本华是第一个把饱受爱思考这一疾病所苦的人当作另一个物种来处理的哲学家，该物种忧心忡忡地与健康、不爱思考的类型共存，后者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说，也许可称作“适者”。斯维沃透过叔本华哲学的眼镜看达尔文，并终生顽强地与达尔文扭斗。他的第一部小说的标题，原是含有指涉达尔文之意的，叫作《不适者》。但他的出版商不敢用，所以他勉强接受较枯燥的《一生》。该书以典范性的自然主义风格，追踪一名年轻银行职员的历史。当这名银行职员终于必须面对一片虚无，面对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欲望或野心这种事实时，他做了正确的进化选择：自杀。
在后来一篇题为《人与达尔文理论》的随笔中，斯维沃给达尔文涂上较乐观的色彩，并把这色彩带进《泽诺的意识》。他认为，我们在世界上感到不自在，是源自人类进化的某种未完成状态。为逃避这忧伤的状态，有些人试图适应他们的环境。另一些人则更喜欢不适应。从外面看，不适应者也许像被自然淘汰者，但悖论的是，事实证明他们偏偏比他们那些做了很好的调整的邻居更能适应在难以预料的未来可能遭遇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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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沃的家乡话是的里雅斯特语，它是威尼斯方言的变体。要做作家，他就需要精通意大利文学语言，而意大利文学语言是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的。他从未达到这种他所希望的精通。使他的问题更复杂的是，他对语言的审美特质毫无感觉，尤其是对诗歌一窍不通。他对年轻诗人朋友欧金尼奥·蒙塔莱戏言，诗歌只用了白纸的一部分，可你却要付整页的钱，似乎有点可惜。斯维沃的一位较好的英译者P．N．富尔班克把他的散文称为“某种‘商业’意大利语，几乎是世界语——杂种的、毫无优美可言的语言，完全没有诗意或联想力”[2]。《一生》最初出版时，其语法错误、其不在意地使用方言、其散文的总体性贫乏，均受到批评。《暮年》也受到差不多的抨击。当斯维沃出了名，《暮年》要再版时，他同意审阅文本，修补意大利语，但只是零零散散地修补罢了。他私底下似乎觉得，仅仅是改动达不到什么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有关斯维沃对意大利语的掌握引起的争议，可以置之不理，仅仅把它当成意大利人的事就行了，与通过译本阅读他的局外人无关。然而，对译者来说，斯维沃的意大利语却引起一个实质性的原则问题。他的意大利语的瑕疵，可谓无所不有，包括介词短语误用、古语、书呆子气的措辞和总体上佶屈聱牙的风格。这些缺陷在翻译中到底应该重现，抑或悄悄地加以改善？或反过来问，如果译者不刻意去写节节疤疤的散文，他如何传达蒙塔莱所谓存在于斯维沃世界的硬化症——那恰恰是从他的语言里渗透出来的硬化症？
斯维沃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给《泽诺》德语译者的建议是，把他的意大利语译成语法正确的德语，但不要美化它或改善它。
斯维沃把的里雅斯特语贬为小方言或次语言，但他并没有说真心话。更接近真心话的是泽诺哀叹局外人“不懂让我们这些讲方言的人用意大利语写作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用托斯卡纳语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3]这里，斯维沃把从一种方言转入另一种方言，也即从他思考的的里雅斯特语转入他写作的意大利语，视为“一开始就不忠实”。只有用的里雅斯特语，他才能讲真话。非意大利人和意大利人要纳闷的问题是，是否可能存在着斯维沃觉得他无法用意大利语表达的的里雅斯特真话。
《暮年》的素材，来自斯维沃1891年至1892年与某年轻女子的一段情，根据一位评论家的微妙形容，这是一个职业不明确的女人，后来成为马戏团的女骑师。在书中，这女子的名字叫作安乔利娜。埃米利奥·布列塔尼对安乔利娜有一个看法，觉得她是纯真的，他将教导她懂得生活中那些更高雅的方面，而她则全心奉献给他，照顾他的安康。但实际上却是安乔利娜给他上人生课；而她为埃米利奥提供的情欲生活方面的入门知识，包括寻找借口和耍肮脏手段，原应使他觉得他在她身上挥洒的钱很值得才对，可惜他太过固守在自我欺骗的幻想里，无法吸取这些知识。在安乔利娜跟一名银行职员跑掉之后数年，埃米利奥将透过一层玫瑰色的迷雾回顾他与她共度的时光（该书最后那美妙的几页，沉浸在实际上是浪漫的陈词滥调和无情的反讽中，乔伊斯能够默记它们，然后背诵给斯维沃听）。真相是，这段关系是彻头彻尾的、斯维沃的独特意义上的老年之恋：完全不是青春和充满生命力的恋情，相反，这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自以为是的谎言这一媒介来经历的恋情。
在《暮年》中，自我欺骗是一种自己选择却未被认识的生存状态。埃米利奥为自己建构的关于他是谁、安乔利娜是谁和他们在一起做些什么的虚构故事，受到一个事实的威胁，也即安乔利娜与其他男人滥交，并且因为太软弱或太不在乎或可能是太恶毒而竟对此不加掩饰。《暮年》与《克鲁采奏鸣曲》[4]和《在斯万家那边》并驾齐驱，是关于男人性嫉妒的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利用福楼拜留传给他的继承者们的技术遗产，把干扰减至最小，进出一个人物的意识，并且表达各种判断而又不让人觉得是在判断。斯维沃对埃米利奥与其情敌的关系的探讨，尤具灼见。埃米利奥既想又不想他的男性朋友去挖空心思吸引他的情妇；他愈是可以清晰地设想安乔利娜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对她的欲望就愈强烈，以致达到这样的程度，也即他对她充满欲望是因为她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当然，弗洛伊德曾指出嫉妒的三角恋中暗涌着同性恋潜流，但他是在托尔斯泰和斯维沃的小说发表数年后才指出这点的。）
迄今，《暮年》和《泽诺》的标准英译本一直是贝丽尔·德佐特的译本[5]。德佐特是一位荷兰裔英国女人，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有联系，她作为巴厘舞的先驱研究者而闻名。威廉·韦弗在其《泽诺》新英译本前言中，讨论了德佐特的译本，并以尽可能礼貌的方式表示现在也许是德佐特译本退役的时候了。
德佐特1932年出版的《暮年》英译本尤其过时，其书名为《当一个男人年纪渐大》。《暮年》主要是描写性：性是两性之间战争的武器，性是可以买卖的商品。虽然斯维沃的语言绝非不高雅，但是他对这个问题并不缩手缩脚。德佐特的译本太过端庄。例如，埃米利奥沉思安乔利娜的性爱活动，想象她离开富裕但讨厌的沃尔皮尼的床，以及为了摆脱他的触摸给她带来的羞耻感与厌恶感，又立即与另一个上床。斯维沃描写的措辞，算不上是隐喻：通过第二次性爱行为，安乔利娜设法洗掉她身上沃尔皮尼的痕迹。德佐特小心地避免提及这次自我洗脱：安乔利娜去“寻求一个避难所，远离这样一次丢脸的拥抱”[6]。
在别处，德佐特干脆略去或仅仅概述一些被她——不管她的判断是否正确——认为不合情理或太过口语而难以在英语里传达的段落。她还过度诠释，填补文本本身没说但她觉得人物之间发生的事情。那些很能说明埃米利奥与女人的关系的商业隐喻，有时被省掉了。有一次德佐特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判断错误，擅自说埃米利奥决定强行与安乔利娜做爱（占有她），而实际上他只是想澄清谁拥有她（占有她）的问题。
贝丝·阿彻·布罗姆伯特翻译的《暮年》新译本，是一个显著改善的译本。她精准地译出德佐特略去的那些掩埋着的隐喻。她的英语虽然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末的英语，却具有一种规范性，适合于反映较早的时代。如果要挑剔的话，就是她为了跟上时代而采用了一些可能会迅速过时的词语：“底线”“随叫随到”“兴奋呆了”。[7]
斯维沃的书名永远使译者和出版社头痛。作为书名，《一生》不用说很沉闷。在乔伊斯的建议下，《暮年》第一个英译本的书名定为《当一个男人年纪渐大》，尽管根本与年纪渐大无关。布罗姆伯特还原更早的暂定书名《埃米利奥的狂欢节》，而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也即该书出版意大利语修订版时，斯维沃拒绝放弃《暮年》这个书名：“我会觉得我肢解这本书……这个书名曾是我的向导，我曾依赖它生活。”[8]
斯维沃的写作生涯跨越的里雅斯特历史中四十多个动荡的年头，然而他的小说却瞩目地没有反映这一历史，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反映。读他最初两部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里雅斯特为背景的小说，我们怎么也猜不到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中产阶级正深陷于“复兴运动”[9]般想与祖国统一的狂热中。虽然泽诺的自白被假设是写于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的一份文件，但全书没有战争的阴影，直到最后几页才涉及。
韦内齐亚尼家族通过与维也纳政府做生意，大发战争财。与此同时，他们在家乡却以充满激情的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的面目示人。斯维沃的传记作者约翰·加特-鲁特把他们称作“伪君子”，并认为斯维沃本人至少是与伪君子同流合污。加特-鲁特强烈批评斯维沃在战争期间以及在1922年法西斯接管之后的政治表现。像很多上层的里雅斯特人一样，韦内齐亚尼家族支持墨索里尼。斯维沃本人似乎怀着加特-鲁特所称的“十足的无诚意”来适应新政权，理由是法西斯主义不像布尔什维克那么邪恶。1925年，埃托雷·施米茨本人获国家颁发的一个小奖，表彰他对工业的贡献。虽然他没有变成一名正式的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却以工业家身份加入法西斯主义工业家联盟。他妻子则是妇女法西斯组织的活跃成员。[10]
如果斯维沃／施米茨因其与韦内齐亚尼家族的关系而在道德上做了妥协的话，从他的作品判断，他至少没有对自己掩饰这点。例如写于1926年但以战时为背景的小说《好老人与俏女郎》中的老人：“他看到的任何战争的标志都痛苦地提醒他，正是由于战争，他才如此发达。战争带给他财富和羞耻……他早已习惯了生意成功带来的内疚，并继续赚钱，尽管内疚。”[11]
这篇晚期小说的道德气候也许比我们在基本上是滑稽的《泽诺》一书中感受到的更黑暗，自我批评也更尖锐，但这只是黑暗程度或尖锐程度的问题而已。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西方伦理哲学一直都服膺特尔菲神庙的认识你自己。但是，如果你以叔本华为榜样，相信性格是建立在意志的底层上，并怀疑意志是否希望改变，则认识你自己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斯维沃第三部小说，也是他成熟期的杰作的主人公泽诺·科西尼，是一个中年男子，安逸地结婚，富足、悠闲，领取来自他父亲创办的一家企业的收入。他心血来潮，想知道他遭遇的任何不如意是不是都可以治愈，遂开始一个心理分析疗程。作为初步准备，他的治疗师S医生要求他写下他想到的有关这类事情的回忆录。泽诺遵医嘱，写了五章，每章长度相当于一篇小说，其主题是：抽烟、父亲逝世、他的求爱、他的一次艳遇、他的一个生意伙伴。
泽诺对S医生感到失望，觉得他迟钝又爱说教，遂停止继续约见。为了补偿他的收费损失，S医生遂出版泽诺的手稿。于是有了这本摊开在我们面前的书：泽诺的回忆录加上交代回忆录如何诞生的框架故事，“是一部自传，但不是我自己的”——就像斯维沃在致蒙塔莱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斯维沃继续解释他如何凭空构思泽诺的冒险，再把这些冒险植入他自己的过去，然后在刻意抹去幻想与记忆之间界线的状态下“回忆”它们。[12]
泽诺是一个烟不离手者，想戒烟，但戒烟的愿望还没有强烈到要他付诸实行的程度。他并不怀疑吸烟有害，他渴望肺里有新鲜空气——斯维沃笔下的三个重要死亡场面，每部小说一个，都描写人物死时喘气，可怖地挣扎着呼吸——然而他反抗戒烟。他基于某种本能，知道放弃香烟就是向他妻子和S医生这样的人承认他们胜利了，这些人都怀着最好的意图，想把他变成一个健康的普通市民，从而剥夺他所珍惜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写作的能力。香烟、笔、阴茎彼此互相暗喻，这种象征意义粗俗得连泽诺也要发笑。《好老人与俏女郎》的故事结束时，老人死在写字桌前，牙齿间咬着笔杆。
如果我们认为泽诺对抽烟持含糊态度，因而也对能治疗他未确定的痼疾持含糊态度，那无异于只搔到斯维沃对我们能否改善自己所持的既刻薄又奇怪地惬意的怀疑态度的皮毛。泽诺怀疑心理分析疗效就像他怀疑治愈本身一样；然而谁敢说他在故事结尾时所接受的悖论——也即所谓的生病只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真正的健康包含接受你现在这个样子（“与其他疾病不同，生命……是难以治愈的”）——本身不会同样引起令人生疑的、泽诺式的拷问？[13]
当斯维沃写作《泽诺》时，的里雅斯特人对心理分析多少有点疯狂。加特-鲁特援引一名的里雅斯特教师的话说：“心理分析的狂热信徒……持续不断地交换故事，交换对梦和对暴露内心秘密的字条的解释，对他们自己进行业余诊断。”（第306页）斯维沃自己曾与人合译弗洛伊德的《论梦》。尽管表面上给人如此印象，但是实际上他不认为《泽诺》是对心理分析本身的攻击，而只是攻击它宣称的疗效而已。在他看来，他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而是同行，是另一个研究者，探讨无意识和无意识对有意识生活的控制；他觉得自己这本书忠实于如果不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也是弗洛伊德本人所奉行的心理分析的怀疑精神，他甚至寄了一册给弗洛伊德（但没有说明是作者寄的）。确实，在更大的画面中，《泽诺》不只是把心理分析应用于一个虚构的人物，也不只是对心理分析的一次滑稽拷问，而且是秉承欧洲小说传统，对各种激情进行探索，包括贪婪、忌妒和吃醋这类较粗鄙的激情，而对各种激情，心理分析所能起到的引导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泽诺既想治愈又不想治愈的疾病，最终实际上是欧洲本身的世纪病，一场文明危机，而弗洛伊德理论和《泽诺的意识》都是对这场危机的反应。
《泽诺的意识》是斯维沃另一个难缠的书名。Coscienza可能是指现代英语的良心；良心也可解作自我意识，例如哈姆雷特的“良心使我们大家都变成懦夫”。在书中，斯维沃不断地从这个意思转向那个意思，这是现代英语所难以模仿的。德佐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译本回避这个问题，把它译成《泽诺的自白》。威廉·韦弗的新译本放弃其模糊性，定名为《泽诺的良心》。
韦弗翻译了很多意大利作家，包括路易吉·皮兰德娄、卡洛·埃米利奥·加达、埃尔莎·莫兰特、伊塔洛·卡尔维诺和翁贝托·艾科。他把《泽诺》翻译成恰如其分地不唐突、低调的英语散文，其水准是最高的。然而，在一个细节上，英语还是绊了他一跤。泽诺大玩malato immaginario 与sano immaginario这两个词的文字游戏，它们分别被韦弗译成“想象的病人”和“想象的健康人”。（第171页、第176页；原著第六章）但是，严格地说，immaginario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想象的”而是“想象自己的”，而一个malato immaginario严格地说并不是想象的病人而是想象自己生病的人。
泽诺的malato immaginario与莫里哀的malato imaginare是同宗的，而当泽诺的妻子听他絮絮叨叨谈他的病，忍不住大笑并告诉他他无非是一个malato immaginario时，她心中想到的显然是莫里哀。她想起莫里哀而不是更时髦的心理理论家，实际上是把她丈夫的病归结为性格倾向。她的插话触发泽诺与友人就malato immaginario与malato reale（真病）或malato vero（实病）的现象展开了一页篇幅的讨论：一种由想象产生的病，尽管并不是真病，但是难道它不能比“真”病或“实”病更严重吗？泽诺进一步探究下去，他问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病人难道不可以是想象自己是健康的人吗？
整个讨论的过程，在斯维沃的意大利语中所体现的，要比迂回曲折的英语可能表达的尖锐和风趣得多。德佐特的译文在这里要比韦弗领先一步，她放弃英语，而求助于法语：以malade imaginare译malato immaginario。
《泽诺》在1923年斯维沃六十二岁时自费出版后，有些零星的书评，但评论者中没有一个重要批评家。一名的里雅斯特书评家说，他感到一种压力，就是很不想评论这本书，因为不管它在其他方面可能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它显然都是对的里雅斯特的一次侮辱。
念及旧情，斯维沃给在巴黎的乔伊斯寄去一册。乔伊斯把它介绍给瓦莱里·拉尔博[14]和法国文学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反应热烈。伽利玛出版社约译一个法语版，条件是必须删节；一家文学杂志做了一个斯维沃专刊；国际笔会在巴黎设宴欢迎斯维沃。
米兰发表了一篇概述斯维沃作品的赞赏文章，执笔人是蒙塔莱。《暮年》经修订后再版。意大利人开始广泛阅读斯维沃；新一代小说家把他认作教父。右派则做出敌意的反应。《晚报》评论说：“在真实生活中，伊塔洛·斯维沃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埃托雷·施米茨。”该报还认为，斯维沃热潮是一个总体的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15]
受到《泽诺》意想不到的成功的鼓舞，沉醉于新获得的声誉，斯维沃着手写了不少篇章，它们的共同主题是自我日渐衰老但欲望未减。他也许是、也许不是打算将它们纳入第四部小说，作为《泽诺》的续篇。这些篇章，可在P．N．富尔班克等人翻译的五卷本斯维沃作品集第四、五卷找到，这套统一规格的作品集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英国则由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出版，但都已绝版。该是再版的时候了。
卷五还收录斯维沃晚年剧作《再生》。斯维沃一直没有失去对戏剧的兴趣，一生中写了不少剧作，即使在为韦内齐亚尼家族工作的时候也如此。只有一部《破碎的三角》在他有生之年演出过。
斯维沃1928年死于一次汽车小事故引起的并发症。他葬于的里雅斯特天主教墓园，墓碑上的名字是阿龙·赫克托·施米茨。利维娅·韦内齐亚尼·斯维沃被重新归类为犹太人，战争年间与斯维沃的女儿和女儿的第三个儿子一起躲避清洗队。这第三个儿子在1945年的里雅斯特起义期间被德国人枪杀。另两个儿子那时已在俄罗斯前线阵亡，他们是为意大利、为轴心国而战死的。
（2002）
[1] 利维娅·韦内齐亚尼·斯维沃《回忆伊塔洛·斯维沃》，伊莎贝尔·奎格利译（埃文斯通：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
[2] 《伊塔洛·斯维沃：人与作家》（伦敦：塞克出版社，1966）。
[3] 伊塔洛·斯维沃《泽诺的意识》，威廉·韦弗译及作序（纽约：克诺夫出版社，2001；伦敦：企鹅出版社，2002），第404页。我轻微修订韦弗的译文。
[4] 托尔斯泰中篇小说。
[5] 德佐特（1879—1962），她除了以舞蹈家和斯维沃的英译者闻名外，另一个较为人知的身份是汉学家阿瑟·韦利的长期伴侣。
[6] 伊塔洛·斯维沃《当一个男人年纪渐大》，贝丽尔·德佐特译（纽约：纽约书评丛书，2001），第102页。
[7] 伊塔洛·斯维沃《埃米利奥的狂欢节》，贝丝·阿彻·布罗姆伯特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第16、第117、第170页。
[8] 引自约翰·加特-鲁特《伊塔洛·斯维沃》（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第163页。
[9] 指十九世纪以统一意大利为目标的思想文化运动。
[10] 引自加特-鲁特，第281、第297页。
[11] 《好老人与俏女郎》，L.科利森-莫利译，收录于伊塔洛·斯维沃《感伤短旅和其他故事》（伦敦：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1976；统一规格版第四卷），第81页。
[12] 引自加特-鲁特，第307页。
[13] 韦弗的译文是：“与其他疾病不同……不容忍治疗。”（第435页）韦弗一律以“治疗”来译斯维沃的cura，后者的意思既可以是正在治疗过程中，也可以是治疗结果也即治愈。但有时候“治愈”比“治疗”更符合斯维沃的正确意思，例如在这里，或在泽诺对自己发誓他会从S先生的cura中恢复过来。
[14] 瓦莱里·拉尔博（1881—1957），法国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
[15] 引自加特-鲁特，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