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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与抵抗

农村起义

1807年11月29日傍晚，拿破仑穿过潟湖抵达威尼斯。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天气寒冷潮湿，但威尼斯人竭尽全力表现出欢迎的姿态，他们在小圣西门教堂与赤足教堂之间的大运河入口处建起一座凯旋门，迎接这个将他们的独立地位一手终结，并移交给奥地利的人。10天里，这位法国皇帝兼意大利国王受到了贵族与中产阶级的热情款待。为向他致敬，威尼斯组织了一场盛大的赛艇会，凤凰剧院举办光鲜的盛会（专门为他打造了一个王室包厢），演出包括一部新创作的康塔塔，名为《朱庇特的审判》（The Judgement of Jove）。作为奖励，拿破仑通过了一系列法令，设立学会，将圣马可教堂向公众开放（并将其改造为主教座堂）。他还下令清除广场西端，在原地新建舞厅。

拿破仑从威尼斯前往米兰，于12月17日在刚刚竣工的竞技场上观看了一场模拟海战。航海主题是有意选取的——正是在去年的这一天，他下达法令加强对欧洲大陆港口的封锁，以抵制英国航运——拿破仑希望通过这个法令击溃英国经济。3天后，他在米兰的选举团面前发表演讲，一如既往地用爱国主义言辞取悦听众，提起意大利往日的荣光，强调几个世纪的地区争端与分裂给民族造成的破坏。但正因为国家复兴仍需要大量努力，他说，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应结为兄弟，伦巴第铁王冠应与法国的皇冠联合起来。换句话说，意大利应继续归属于法国。

上层阶级自然也有人怨恨法国的统治，但他们的声音太小。急剧膨胀的爱国热情不一定会带来对拿破仑秩序的敌意，温琴佐·科科对出任米兰的行政岗位十分满意，并积极促成意大利的公民及政治教育；梅尔基奥雷·焦亚也成了受人尊敬的公务员。只有少数人会像福斯科洛那样，发出愤怒而沮丧的嘶吼。人们之所以采取默许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拿破仑有意出台拉拢有产阶级的政策；在其政权的最后几年里，整合的速度逐渐加快，许多古老的贵族世家甚至也与拿破仑冰释前嫌，频频出入那不勒斯与都灵、佛罗伦萨与米兰的宫廷。

获取支持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出售封建时代的“公有土地”。与法国相反，意大利的农民没能沾上一点好处，受益方皆是地主与城市中的专业阶层。在皮埃蒙特，加富尔、阿泽利奥、巴尔博（Balbos）等豪门大户攫取了大部分利益（这些家族都在随后的民族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南部在被法军占领后的1806年废除了封建制度，曾试图确保农民分到一杯羹。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有土地——那是当地百姓自古以来有权在上面放牧、收集木材的土地，因而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重要资源。封地所有者与市镇方围绕土地展开复杂的利益争夺，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从中调停，在人民权利得到确立的地区，部分土地本应给予最贫穷的农民。但在实施过程中，地方强人往往能够消解政府官员的全部努力。直至20世纪，公有土地分配不均都是南方许多地区难以愈合的脓疮。

这些年间，教会的土地也涌入市场，保证了中产与上层阶级心满意足。1803年，教皇与奇萨尔皮尼共和国达成政教协定，确立天主教为国教，教会在许多重要领域不受世俗政权管制。但协定签订没多久，拿破仑便弃之不顾。国家严格管控宗教秩序，不断没收教会财产，推行不经宗教仪式的婚礼与离异，教区也被重新划分。在法军于1809年占领教皇国并俘虏教皇后，教会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在乡间地区，往往是神父领导反抗政府的人民暴动；但对于有产阶级来说，反教权带来的物质利益足够消除他们的精神疑虑。

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尽管财产税必然加重了，但小麦、大米、红酒等商品价格的抬升弥补了地主们的损失。1806年大陆封锁政策的启动使意大利的港口损失惨重，但意大利也因此成了法国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商，贸易促进了农业生产与丝织业的蓬勃发展。经商者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国内关税壁垒的清除、货币的统一、商法与民法典的更新以及筑路工程的勃兴［尤其是1802—1805年修建于意大利北部的辛普朗（Simplon）公路，这条标志性的公路穿越了阿尔卑斯山］都为商业发展创造了契机。而在制造业方面，意大利本就已经落入低谷，法国的工业进口也就没什么破坏的空间了。再者，为军队供应物资也能带来一些收益。

大部分农民或许都痛恨征兵，但上层阶级——或至少是那些没有花钱免除兵役的人——都将在“大军团”中服役视为荣耀与爱国情怀（尽管令人矛盾）的源泉：毕竟，意大利人能够战斗，且战斗力顽强。在军队问题上，拿破仑的民族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他不愿看到意大利部队发展出独立认同感，因此将他们融进法军的主体中；另一方面，他又乐于见到意大利军团燃起爱国热情，这样才能提高集体荣誉感。在军队中，意大利语被规定为通用语，不鼓励使用方言；军官们被教导通过意大利“祖国”的观念培养士兵间的兄弟之情：“从语言到行动，必须经常性地将意大利军队的概念灌输到士兵中间，”这是意大利战争大臣在1809年下达的指示，“要告诉他们，他们是为意大利的光荣而战。” 意大利的军事传统也得到了赞颂。例如，那不勒斯的流亡者及爱国人士弗朗切斯科·洛莫纳科（Francesco Lomonaco，他是一名医生，温琴佐·科科和乌戈·福斯科洛是他的病人也是他的朋友）在出版《但丁的一生》（Life of Dante）和《杰出意大利人的生活》（Lives of the Illustrious Italians）两部成功作品后，为摩德纳书写了长达三卷的《意大利军事长官的生活》（Lives of the Famous Captains of Italy，1804—1805年）。

军队中存在着对旗帜的强烈信仰。1796年11月6日，拿破仑在为伦巴第军团的第一个士兵授旗的时候首次使用了意大利三色旗：由红、白、绿色带组成，上面绘着橡叶环和作为共和派标志的弗里吉亚帽、布鲁图和卡修斯的短剑以及“不平等，毋宁死”的字样。两个月后，在雷焦举行的议会上，三色旗被确定为奇斯帕达纳共和国的国旗，此后拿破仑时期的所有意大利部队都扬起了同样的战旗。意大利士兵在德意志、西班牙与俄国的海外战场上死伤惨重（8.5万人中只有1.3万人生还），三色旗承载着他们的集体认同与苦痛。1814年，当《斯基亚雷诺—里齐诺停战协议》要求意大利士兵并入奥地利军队时，这毫不意外激起了广泛的抵抗。意大利部队拒绝转交旗帜，而是将其烧毁、撕成碎片，甚至将其和汤入肚。

司汤达——必须承认他并不总是个可靠的记录者——相信，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强制兵役对弥合地区分裂、消除许多意大利人的资产阶级软弱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追忆起1817年法国入侵前，“贝加莫（Bergamo）的贵族曾对和平至上的米兰人怀有难言的轻蔑，他们曾袭击斯卡拉歌剧院的假面舞会，蓄意挑衅遇见的每一个人。‘跟我去米兰扇他们几巴掌！’是贝加莫人常用的口号”。但是，拿破仑战争“重塑了这些地区各异的特质，米兰的绅士也丝毫不输贝加莫和雷焦的同胞，在拉布（Raab）原野和亚平宁半岛的战场上全力奋战”。

军队生涯是否如司汤达所说为意大利注入了民族主义的长久影响，这还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意大利普通士兵中的爱国情感一直持续到1815年，也成为奥地利恢复统治早期各地起义的重要催化剂。作为“民族的学校”，军队也的确对意大利统一发挥了强大作用，以其深远的（有时也是危险的）影响塑造了1860年后政治生活的多个方面。而毋庸置疑的是，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在拿破仑军队服役的时候常常感到自己在为“意大利”的使命奋斗，包括习得军事技能以及弥补几个世纪的奴役造成的损害。1804年7月，一位威尼斯中尉从加来写信给米兰友人：

如果说拿破仑在意大利的统治成功赢得了中上层阶级的支持（只不过往往以煽动危险的爱国情绪为代价），那么他在安抚大众方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温琴佐·科科曾将受教育者与文盲、富人与穷人、城镇与乡村间的鸿沟认定为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些重大问题延续到1800年后，在意大利本土上的每个角落持续削弱着国家权威。既然没有切实可行的政策将土地分给穷人，政府便无法安抚穷人在面对物价上涨、间接税款激增、公有土地丧失、强制征兵和宗教被压制时的愤怒（这不仅仅冒犯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也剥夺了教会提供的救济和工作机会）。

1805年末，随着奥地利根据《普莱斯堡和约》（Peace of Pressburg）将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割让给意大利王国，意大利北部乡村的动荡变得尤为严峻。主权的变更意味着农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跨过边境逃脱兵役。发生在罗维戈（Rovigo）附近克雷斯皮诺（Crespino）的叛乱最具有代表性，拿破仑对此进行的严厉镇压也体现了他的一贯做法。动乱开始于1805年10月的抗税行动，当地50余名工人冲进市政厅，销毁了税务登记簿。支持者们从附近村庄赶来，抢夺了当地民兵团的武器，撞开城门任由奥地利军队进入。消息传到拿破仑耳中，他勃然大怒，于2月11日在杜伊勒里宫发布法令，宣布剥夺克雷斯皮诺人民的公民权，将他们当作“没有祖国的人”处置。他们需要缴纳两倍赋税，虽然可以免遭牢狱之灾，但要承受鞭笞的惩罚。他要求在市政厅入口的大理石上刻下这些字：“法兰西皇帝及意大利国王拿破仑一世下令：克雷斯皮诺居民不是意大利公民。”不过这座城镇最终得到了赦免，以枪决一名鱼商为代价。

但拿破仑不是每次都这样仁慈，1806年1月，在皮亚琴察附近的山区里，镇压起义的指挥官下令“放火焚烧一个大型村落，射杀十几个叛徒”。1809年至1810年，政府应对意大利北部起义浪潮的措施更加残酷。增税和奥军入侵是起义的导火索，但城乡间根深蒂固的紧张对峙也常常起到助燃作用。在威尼托，8 000名起义者在占领斯基奥（Schio）、费尔特雷（Feltre）和贝卢诺（Belluno）后包围了维琴察城，取消赋税并宣布恢复威尼斯法律；在罗维戈，叛乱者闯进犹太人与富商们的房子，烧毁公共档案；在罗马涅，抗税起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引发了对博洛尼亚的全面攻击。政府工作人员往往是农民愤怒的发泄口，深受其害的克里斯贝拉诺市长在1809年10月向上级汇报说，“这些怪物说着不同的语言，面目丑恶，做出来的事更是骇人听闻”——他们闯进市政厅，强奸了他的妻子。

但这一次，最可怕的暴行依旧发生在意大利南部。在这里，1806年以来法国重税暴敛、强制征兵（自1809年起）的统治以及对公有土地问题的不当处理引发了民众的愤怒；而古老的冲突从未消失，它们普遍存在于城市之间、城市内的党派之间，以及地主与农民之间（约瑟夫·波拿巴将这种暴力描述为“穷人向富人开战”）。英国人与波旁王室（被流放西西里）为这些暴徒与叛乱者提供了军事及经济支援，又将混乱提升了一个等级。残忍的游击战持续了5年之久，大多集中在卡拉布里亚和阿布鲁齐（Abruzzi），法国士兵折损了约2万人。如此暴力之举已与“爱国主义”毫无关系了，尽管它有时打着为“意大利”而战的旗号，但部分反叛者毫无疑问是为效忠国王与教会的心理所激励的。

作战双方均采取了骇人听闻的血腥行径，据记载，只有一位名叫吉尼亚勒·韦尔萨切（Geniale Versace）的农民领袖（capimassa）有着善待俘虏的名声，囚犯们常常遭到阉割、鞭打、刺穿，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致死或被活活烧死。朱塞佩·罗泰拉（Giuseppe Rotella）绰号“行刑者”，传闻卡波·斯卡皮塔（Capo Scapitta）会吃掉刚刚砍下的敌军头颅。法军回以同样的残暴。1806年7月，拿破仑告诉兄长约瑟夫·波拿巴：“绝不要手下留情，至少要处决600名叛乱分子……烧毁至少30个村落领袖的房屋，把他们的财产分给部队。搜刮所有居民的武器，洗劫五六个问题最大的村子……将反叛村的公共财产充作军产。” 约瑟夫遵循指令，在1806年12月前迅速处决了阿布鲁齐三个省约4 000名造反者。

最有名的反叛者米凯莱·佩扎（Michele Pezza）是一名土匪，曾被征为非正规军，外号“魔鬼的兄弟”（Fra Diavolo）。他生于1771年，父亲是拉齐奥大区伊特里小镇（Itri）一个拉马车的商人。很显然，佩扎从小就有了这个名号，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服管教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源于他母亲向保罗圣方济各教堂许下的誓言（她也遵守了）——只要儿子能从疾病中活下来，就将他打扮成修道士的样子。18世纪90年代中期，佩扎在一场荣誉争端（许多土匪早期都有这样的经历）中杀害了两个人，而后逃进山里建立匪帮，但后来因加入波旁军队而被免责。1799年，他加入了枢机主教鲁福领导的基督教军队，手下有几千名嗜杀成性的志愿兵，在拿破仑共和国的覆灭与进攻罗马的法军驻地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斐迪南四世奖赏给他2 500枚达克特，并提拔其为上校。

当法国人在1806年初入侵那不勒斯王国时，佩扎再一次领导非正规军持续不断地袭击法军，在坎帕尼亚的城镇与乡村实施恐怖统治（皆以斐迪南四世的名义）。资助他的英军7月向卡拉布里亚派遣了一支部队，在马伊达之战（Battle of Maida）中击败了法军（伦敦马伊达谷庄园以此命名，以纪念这场会战）。取得胜利后，佩扎试图在意大利南部发动起义，却没有成功。法国以1.7万达克特悬赏他的人头，决心将他缉拿归案。在这件事上，历史的神奇转折让他的命运（和他的名字）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负责追捕他的是大诗人维克多·雨果的父亲西吉斯贝尔·雨果（Sigisbert Hugo）。他们在坎波巴索（Campobasso）附近追踪到佩扎及其手下，佩扎当时设法逃脱，但不久后（被敌对匪帮打伤后）被捕并被交给法军。他立即被带上法庭。英方要求将他当作战俘对待，但法方拒绝了，最终于1806年11月1日在那不勒斯将其作为罪犯处决。

那不勒斯的国王与王后急忙对“魔鬼的兄弟”表示感谢，纪念他的成就——尽管他一生毁誉参半。巴勒莫的施洗者圣约翰教堂为他举行了庄严的弥撒，有许多显赫的政治人物与一支英军小队在场，主持者为教堂大主教。佩扎的墓碑上记录着他的崇高美德与光辉事迹，以及“为祖国而死”的荣耀。 政府对佩扎这类犯罪分子的公开支持预示着意大利南部未来几年的危险局面，法律的推行亦将受阻。很快，佩扎的一生与后来其他土匪一样被包装为浪漫传说，使得政府更难从道德角度谴责私人暴力。佩扎很快进入音乐的殿堂，得到了永生——丹尼尔·奥柏（Daniel Auber）的喜歌剧《魔鬼的兄弟》（1830年）大获成功，他在其中被塑造为一个风度翩翩的人物，假扮侯爵哄骗了科克堡领主及其夫人［尤金·斯克利伯（Eugène Scribe）将其改为“科伯恩”领主］，还偷走了帕梅拉夫人戴在脖子上的钻石。

西吉斯贝尔·雨果与其他拿破仑军官的行动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佩扎死后几年里，意大利南部的暴力暂歇。然而，那不勒斯新国王若阿基姆·缪拉在1809年新颁布的征兵令使故态复萌。神职人员依旧是暴动的核心人物，他们有时亲自领导叛乱，更多时候则教唆农民无视法律，违逆他们不敬上帝的主人：据说反叛者们会在开枪射杀“法国恶魔”前为火枪子弹刻上十字。 修道院往往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为他们提供食物与住所，也是储存军火的地方。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暴动都缺乏协调与系统指挥，即使一时间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尤其在卡拉布里亚（英国为暴徒秘密提供了武器和钱财），但法军在1811年前已平定了大部分叛乱。

秘密社团与反抗拿破仑

在极端压迫的政治氛围中，秘密行动是必要的政治手段。在拿破仑统治时代以及1815年后的王政复辟时代，现存秩序的反抗者被迫使用隐秘手段躲避警察与审查。方法之一是包装隐藏异见，比如在文化辩论（关于语言、文学风格以及历史研究）、诗歌、艺术与音乐象征，甚至时尚中假装持反对意见（18世纪90年代以来，头发与胡子都是政治表达的丰富源泉）。另一种方法是依靠秘密组织，借助誓言与仪式防止渗透和背叛。但是，保密性并不只出于功利考量，也与18世纪知识界的震动有关：获取秘密知识是启蒙的关键，也是通往新式精英的钥匙，这个全新精英团体的基础是知识而非财富与社会阶级。

意大利的秘密社团大多脱胎于共济会，在18世纪30年代从英国传入托斯卡纳。尽管教皇明令禁止，共济会仍在半岛逐步扩散，到80年代已经获得了贵族与王室的赞助，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共济会被视为一种颠覆性力量，集会处被关闭，活动转入地下，在此过程中共济会呈现出更为激进的政治特征。18世纪90年代，光线会出现在伦巴第与艾米利亚-罗马涅部分地区。该组织无疑继承了共济会的传统，拥有对抗法国、赢取民族独立的含糊计划。光线会在1800年后再次露头，或许是1802年7月博洛尼亚起义的幕后策划者。但与许多同时期宗派一样，光线会受到地方自治主义，以及缺少目标和领袖的阻碍，以失败告终。

这些年间，各地涌现出许多天主教秘密社团，成为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先锋。相比共济会，它们与1773年遭到镇压的耶稣会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支撑它们的是对法国反教会反教皇行为的愤怒，是19世纪初出现的保守浪漫主义，是对宗教、神秘、权威的崇尚以及审美上的传统主义。18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基督教友爱会（Christian Amity）活跃在皮埃蒙特，耶稣之心会（Society of the Heart of Jesus）则在意大利共和国活动（为梅尔齐·戴瑞及其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南部是三一会（Trinitari）与卡尔德拉里会（Calderari）的地盘，这些党派的资助者是波旁王朝的代理人，从1799年鲁福领导的神圣信仰运动中汲取了灵感。

而在所有秘密社团中，最重要的要数烧炭党（Carboneria）。我们无从知晓其成立的时间与地点，不同的记录指向苏格兰、朱拉（Jura），或者德意志的森林。烧炭党人或许在18世纪90年代就已渗透进意大利，却于1806年后才在那不勒斯王国形成势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多亏了英国的支持。这些烧炭党人基本都是因为反对拿破仑（这匹“毁了共和国”的“肥狼”） 及法国统治而团结在一起，意大利独立也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但与光线会一样，他们也不确定应该采用联邦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烧炭党人的社会目标也存在问题，组织中的高层人员明显信奉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即18世纪90年代菲利波·博纳罗蒂及其追随者所推崇的理念，但是，许多普通成员——主要由小地主、专业人士、士兵、公务员与神职人员组成——对这种极端观点心存蔑视，因而烧炭党计划中的这一成分便被弱化了。

该组织的机构与行事作风皆沿袭自共济会，基层小组是被称为“销售组”（vendita）的地方组织，一组“销售”听命于一位“销售妈妈”（vendita madre），“销售妈妈”又向“高级销售”（high vendita）汇报。最初，组织中只有学徒与大师两个等级，后来又出现了第三个等级：领袖大师。大概在1815年后，一套七个等级的体系将其取代。每次晋级都有相应的仪式与教义问答，晋级后才能获取更高等级的知识。普通学徒仅接受一般的慈善、道德与信仰教育，而高级成员听命于政治指令，参与颠覆暴政的计划。所有烧炭党人均携带火枪和刺刀，每个月缴纳会费。为防止被警察安插间谍或告密，组织上下管理严格，任一分支仅与少数其他分支保持联系，认证标识与暗语在高级销售的指示下定期变更。

在政治局势变幻莫测、农民起义与经济机遇并存的时代，烧炭党组织为人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与团结氛围。成员们从组织中获得的利益必定足以抵消被捕与入狱的风险。毋庸置疑，该组织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些社交利益。不过，强烈的宗教特征构成了烧炭党的另一面，这是当时秘密社团的普遍特征，而后则融入民族统一运动的理念与意象中。烧炭党人所使用的语言与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基督教的礼仪与象征，这必定也是其吸引力的来源之一，不论在感情还是智识上皆然。

烧炭党的核心教义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倾心追寻真理和美德并反对暴政。11世纪的隐士圣特奥博尔德（Saint Theobald）是社团的守护神，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拒绝了尘世间的虚荣与财物，与友人瓦尔特（而后是与他的母亲）一同退隐到德意志与北意大利的森林之中，生活朴素。烧炭党人信仰中的另一关键形象是耶稣基督，他既是人也是神。基督受难故事中出现的要素——荆冠、铁钉与十字架——是他们的重要象征，仪式中也有许多关于基督经历的典故。在最常见的大师晋级仪式上，晋级者们被告知“宇宙的领袖大师”耶稣何以是至善人性的化身，又怎样因教育与解放众生而成了“凶残暴政的受害者”。而后，晋级者们须扮演耶稣，在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面前接受审判，并在被钉上十字架的表演高潮中向烧炭党宣誓忠诚。

更高层级的晋级仪式较为政治化（也更具哥特风格），但整个环节仍充斥着宗教与礼拜仪式的暗示。1818年的教义问答记述着领袖大师晋级仪式的过程——由“宗主教中尉”（Lieutenant of the Patriarch）在高级销售面前组织进行。晋级人员手持金合欢树枝（共济会中纯洁与坚贞的象征）和一颗头骨，进入一个蓝色的房间，房间内饰有白色、红色、黑色和绿色的彩带与金合欢树的图案，图案两端写有字母“L”与“E”，分别代表自由（Liberty）和平等（Equality），底部是用白、红、黑彩带绑在一起的一堆煤炭、斧子与匕首。中尉站在桌边，掀起盖布展示出一杯红色的液体，说：“请看这杯血。这是在那罪无可赦的暴君死前，从他的静脉中抽取的血。倒在他的头骨上，再饮入腹中，你便与我们同在。”晋级者跪下，宣告“永不改痛恨暴君之心”，发誓为颠覆暴政不遗余力。随后，他学习打招呼的规定动作：右手手指弯曲，放置于左肩，再斜向下滑至右臀。最后的程序是洗礼：用红色液体湿润一块布料，然后让布料接触晋级者的眼睛、耳朵、鼻孔与嘴巴。中尉开口道：“你的双耳只会听到暴君的痛苦呻吟与自由之民的欢声笑语……敌人的尸体散发出清甜的香气，你的嘴唇被暴君的鲜血封印了。”

烧炭党人是意大利南部最重要的秘密社团，而北部的主要自由主义社团是“菲达德尔菲亚”（Fildadelfia）和“阿德尔菲亚”（Adelfia）。这些社团或许最早是由心怀不满的士兵从法国引入，后经意大利的雅各宾派扩充壮大，它们对于拿破仑统治下日益严重的社会保守主义感到愤慨。爱国领袖及反叛者菲利波·博纳罗蒂自1809年出狱后活跃于阿德尔菲亚，使组织焕发出生机，找到了方向（在之后的25年间，他将自己塑造为意大利宗派主义的领导人）。意大利北部的另一个秘密社团名为“格尔菲亚”（Guelfia），1813年10月创建于罗马，却在罗马涅活跃壮大，很可能吸收了光线会的残余势力。这些社团隐蔽而且变幻莫测，拿破仑的警察机关陷入恐慌，几乎出现了妄想。但有迹象表明，它们仅在1812年底才真正得势，威胁到当局的统治。正是那一年底，俄法战争的惨况宣告了拿破仑帝国岌岌可危的形势。

通过宣传，秘密社团为“意大利”解放增添了感情力量，而明确的性意象则为宗教氛围浓重的民族拯救事业注入了荣耀与复仇的意味（更不要说直白的性欲）。一位格尔菲亚的成员临终前在向神父的忏悔中，透露了1817年一次教义问答的过程，十分生动。对话如下：

这名成员还透露出格尔菲亚成员相认的两个动作：将手贴放前额，而后用一根食指在手掌或手腕处轻敲6次，代表“Italia”（意大利）的6个字母。另一个仪式足以揭示出秘密社团成员普遍缺乏学识的现状：每个月，格尔菲亚成员都有一日仅进食牛奶，他们在月光下小口饮奶，致敬农神萨图恩与“伟大的母亲”。此处实为暗指诗人维吉尔对意大利的描述——“萨图恩的土地，丰收之母，人类之母”。

西西里是秘密社团的重要支持来源，波旁王室于1806年为躲避法国大革命逃至此地，而后英国占领了这里。18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企业家在马尔萨拉（Marsala）兴办葡萄酒产业，西西里岛与英国一度建立起密切的贸易往来。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干红葡萄酒与勃艮第葡萄酒从英国餐桌上消失，英国随即掀起了饮用加烈葡萄酒的风潮，其与意大利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增强。到1814年，马尔萨拉共有四家英国公司，另外几家设在马扎拉（Mazara）。英国为维护其在西西里的利益，共向全岛派遣了约30位领事与副领事。西西里的贵族阶级往往坐拥大量土地，内部团结一致，他们非常珍惜与英国的联系，希望借此实现长久以来的独立梦想，使“西西里民族”摆脱可憎的那不勒斯的统治。在巴勒莫举办的沙龙上，以英式口音讲意大利语或西西里语甚至成为一种风尚。

斐迪南四世并不享受巴勒莫的生活，对西西里权贵也缺乏信任：其流亡政府的重要职务皆由那不勒斯人担任。他最关心的似乎是如何榨取岛上的财富，以支付对法作战的欠款（并供应宫廷的奢侈生活）。与当地贵族屡生冲突后，斐迪南四世试图通过议会颁布法令提高税收，反对者随即扬起起义大旗。斐迪南（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可怕的玛丽亚·卡罗琳娜，因为1799年斐迪南不愿在狩猎与植物研究以外浪费精力，一直活动于巴勒莫的树林里）动兵逮捕了五位叛军领袖（皆为王室成员），并将他们驱逐至监禁他们的岛上。至此，这场国王与西西里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似乎将以斐迪南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在1811年7月22日，英国指挥官本廷克勋爵登陆巴勒莫。

本廷克是一位身形高大、贵族做派的辉格党军人，他性情刚烈，近期才卸任金奈总督。他坚信英国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后来在担任印度总督时，他废止了妻子殉夫的习俗），他还认同埃德蒙·伯克的理论，即民族是原始而近乎神秘的实体，须在合适的文明与政治体制中寻求表达。在他看来，对抗拿破仑法国专制暴政的最佳方案是激发人民对自由与独立的热情（“波拿巴创造国王，而英格兰创造民族”，抵达巴勒莫不久后，他这样说）。 本廷克当然将意大利视为一个民族，但西西里却不应包含在内。西西里的地理、历史以及贵族对那不勒斯的敌意都表明，这座岛屿自身即可构成一个民族。

到达西西里后，本廷克迅速与议会反对派结盟，迫使国王接受一个由西西里人组成的政府（其中三个部长由此前被驱逐的王室成员担任），并将好管闲事的王后赶出巴勒莫。而后在1812年的夏季，他批准引入英国的宪法体系，废除封建制度，宣告西西里的独立主权。他设立由上议院、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全权负责立法与赋税，行政机关对议会负责。但本廷克对西西里的过度亲英表现感到不适，至少，他不认为英国宪法可以直接被照搬至西西里迥异的文化环境中。部分冷静理智的西西里人对此看法相似，当地最具智慧的改革家保罗·巴尔萨莫（Paolo Balsamo）对本廷克发出警告：“西西里人得到了太多的自由，放在男孩的手中就会成为一把手枪，到疯子那里就是一把刀。”

他们所恐惧的事情很快成真，在缺乏妥协与信任传统，没有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目标的情况下，贵族阶级、国王与下议院激进中产阶级间不可避免地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新宪法通过仅10天后，议会休会，本廷克被迫沮丧地承认，他曾对西西里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判断这个民族仍处在“虚弱的婴儿期”，并未准备好迎接自由；“必须一手持丝带，一手举着大棒”统治这座岛上的居民。自1813年秋天开始，本廷克对西西里实行了9个月的独裁统治，希望通过经济及体制改革为“公民自由”打下基础，从而改变“人民的普遍特性”，让西西里人学会“政治自由”所要求的习惯与实践方法。

本廷克一度希望，西西里的立宪政府能够激励意大利半岛人民奋起摆脱拿破仑统治的枷锁。西班牙也是可供借鉴的楷模：1808年，西班牙爆发了大规模抗击法国军队的人民起义，在英国的支持下，起义军经过几年残酷游击战后，终于在1812年促成了全新的自由主义宪法。德意志的局势亦令人热血沸腾：1813年10月，奥地利与普鲁士组成近40万人的庞大武装（辅以俄国与瑞典的军队）在莱比锡大败20万拿破仑军队，史称“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这场胜利是“德意志人民”团结一致维护本民族的关键时刻，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

本廷克通过西西里的人脉与意大利半岛北部、南部的秘密社团建立起联系，鼓励其展开行动。1813—1814年，烧炭党人的确在卡拉布里亚与阿布鲁齐的部分地区发动了反对若阿基姆·缪拉的暴动。然而，这些暴动无法冲破地区局限，缺乏强大的群众支持，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伦敦出版机构发行的宣传材料亦输入意大利：1813年至1814年，流亡伦敦的米兰人奥古斯托·博齐·格朗维尔（Augusto Bozzi Granville）创立了爱国主义文学期刊《意大利人》（L’Italico），以文字呼吁意大利同胞团结起来，挣脱外国统治的耻辱。

在风云变幻的1814年初，持续20年之久的恶战走向尾声，支离破碎的欧洲版图很快将在战略、王权与民族主义的角逐中重组。当时，许多稍有权势的人都相信，即使小赌一把也能赚得盆满钵满。本廷克决心掀起一场意大利民族起义。他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奥古斯都与维吉尔抱有怀旧的认同感。当然，他对意大利独立的支持并非没有较为实际的地缘政治考量。1814年1月，本廷克对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说，如果意大利人的“民族能量”能够像在西班牙和德意志那样得到激发，“那么这个伟大的民族便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是一小群可悲而狭隘的王孙贵族的奴隶，而会成为抵御奥地利与法国的坚实堡垒……”

但是，意大利究竟是否存在“民族能量”呢？英国政府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甚至本廷克自己也不抱多少希望。1812年10月，他告诉奥地利的弗兰茨大公，意大利人在法国统治下十分“被动”，根本不具备“西班牙人那样的气节”。而意大利人此前的所有反抗不过是“奴隶的抱怨，并非渴望征服的人或准备为了自由和独立赴死的人发出的低吼”。 但是，他仍期待看到起义的火花。1814年3月9日，他派遣一支由英国与西西里士兵组成的小型部队从里窝那港登陆托斯卡纳。几天后，他向所有意大利人发布声明，呼吁他们将信任寄托于英国，举起武器抗击法国。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随后，他沿着海岸线“解放”了热那亚。由于担心（事实证明是对的）英国政府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将这座城市移交给极端保守的撒丁国王——他绝不愿看到这样的结局——本廷克决定先发制人，遵照他心目中“热那亚民族的期待”恢复了古老的共和制。

与此同时，奥地利部队占领威尼托并击退了欧仁·德·博阿尔内。在伦巴第，人们强烈渴望从意大利王国的废墟上抢救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米兰贵族没能就何人担任新统治者达成共识。费代里科·孔法洛涅里（Federico Confalonieri）伯爵领导着一群所谓的“纯种意大利人”，实际上但凡不是法国人，他们皆可吸纳，他们寻求英国帮助以摆脱奥地利的钳制。其他伦巴第人则追随那不勒斯的若阿基姆·缪拉，有些甚至支持欧仁·德·博阿尔内，也有人看中了弗兰茨大公（出生在米兰的奥地利人）。1814年4月17日，年迈的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瑞试图向有利于博阿尔内的方向推进，但此举激起了“纯种意大利人”的暴怒，他们发起城市暴动，处决了财政大臣并推翻了政府。博阿尔内选择放弃，将伦巴第交给4月28日抵达米兰的奥地利人。这时，距离拿破仑签署确保法国占领意大利北部的凯拉斯科（Cherasco）停战协议已过去八年。

事实上，与其说孔法洛涅里与其领导的“纯种意大利人”想要建立真正的意大利，不如说他们只想拥有独立伦巴第的主导权——这也是当时大部分人的真实诉求。据作家卢多维科·迪·布雷梅（Ludovico Di Breme）所言，米兰人乐于统治整个意大利，“但到了实际操作层面，他们认为意大利也就到奥托兰尼村（Ortolani，当时在米兰郊外）为止”。 1814年春，人们热衷于谈论民族与民族权利，孔法洛涅里为阻止伦巴第再度沦为奥地利帝国的行省，绝望地祈求卡斯尔雷勋爵认识到，意大利人在过去20年已经拥有成为一个民族的“欲望、手段与能量”。维也纳的统治是一种嘲弄：“无论是自然障碍、语言差异还是民族特质、性情与习俗的分歧，都明白显示出德意志与意大利毫无关系。”但卡斯尔雷不为所动。他表示，伦巴第人完全没必要恐惧“奥地利的友善统治”。

拿破仑统治的几年间，意大利政治民族的理念获得了新的意义、情感与能量，但辞藻与现实、思想与行动、受教育者的心理世界与普罗大众的心理世界之间仍有不可弥合的鸿沟。对于亚平宁半岛农村的上千万农民而言，“意大利”仍是一个空洞而无意义的词：他们在生存线上挣扎，凭着对家庭、村落与主保圣人的归属感，以及对征税官、征兵员以及地主的仇恨联系在一起。而在中上层阶级中间，1814年至1815年旧王朝统治的复辟激发的情绪各不相同，无奈顺从者有之，热情欢迎者亦有之。虽然部分品性高洁者的确意识到许多问题，但彻底的愤怒与敌意却很少有。为若阿基姆·缪拉潜心工作几年后，温琴佐·科科很难接受波旁王朝的回归，精神崩溃后再也没有痊愈。最终，他在1823年辞世。乌戈·福斯科洛一度打算站在奥地利一边，但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对奥地利皇帝宣誓忠诚。他先后流亡至瑞士与英格兰，并于1827年客死英格兰。

怀疑与听天由命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半岛，再具吸引力的条件也无法激起一点波澜。1815年3月30日，若阿基姆·缪拉在里米尼（Rimini）呼吁意大利人与他一道为独立与统一而奋斗。就在几天前，拿破仑在高昂的欢呼声中回到巴黎，就此揭开百日王朝——以6月的滑铁卢战役为终点——的序幕。若阿基姆·缪拉大声疾呼：

部分意大利爱国者被缪拉触动。科科与福斯科洛的朋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开始为缪拉与意大利统一书写颂诗（“唯有同心方可获得自由”）。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米兰作家，将在未来的文坛大放异彩。不过，刚刚写了51行，他又听说缪拉在5月13日的托伦蒂诺（Tolentino）之战中被奥地利人击败，于是匆匆收笔，这首诗终究只是断章（也应当如此）。 即便如此，曼佐尼也曾以笔为剑，当时仅有500名志愿军响应缪拉的宣言。托伦蒂诺之战后，缪拉逃回法国，但在10月又带领250个忠心耿耿的支持者回到意大利南部，试图为那不勒斯的王位最后一搏。但他面对的只有卡拉布里亚人的敌意。被波旁军队围困于海岸后，他被关押于皮佐（Pizzo）要塞，10月13日遭到处决。这位法国南部小乡村走出来的客栈老板之子，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激情、理想、机会主义与无止境机遇翻滚的狂暴世界上一跃成为将军、元帅、大公，直至国王。他在临终之际说：“不要打脸，瞄准我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