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与伦比的乐器——曾侯乙编钟

1978年，湖北省随县（今随州）擂鼓墩发现了一座古墓，从而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时期“礼乐”的辉煌。这座古墓的墓主叫曾侯乙，是战国时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君主。根据该墓出土的一件楚惠王赠给曾侯乙的镈钟上的铭文断定，曾侯乙下葬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该墓共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光乐器便有125件，包括极难保存的竹制和木制乐器笙、鼓、排箫、篪、五弦琴、十弦琴、二十五弦瑟，还有编钟、编磬等。其中最宝贵、最伟大的发现，是一套共有65件的青铜编钟，即现已闻名于世的“曾侯乙编钟”。

编钟出土时分三层八组，挂满了墓室的整整三面墙，正符合《周礼》中“诸侯轩悬”的规定。《周礼》规定了不同身份的墓主必须遵守不同的钟磬悬挂方式：王“宫悬”（宫室有四面墙，可以挂四面），诸侯“轩悬”（三面有墙、一面临水的建筑叫“轩”，可以挂三面），卿大夫“判悬”（“判”是分开，可以挂两面），士“特悬”（“特”是单一，只能挂一面）。这套铸造极其精美的青铜编钟，分甬钟（45件）、钮钟（19件）、镈钟（1件）三种形制，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全套编钟总重量达2 567千克，若加上钟架上的铜饰和托钟的铜武士1 854.48千克，则达到4 421.48千克。用这么多的青铜制造的乐器，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套编钟除了精美庞大，还有几个“世界之最”。

第一，这套编钟音色纯正优美，高音清朗，中音明澈，低音浑厚深沉。每件甬钟竟可以敲击出两个大、小三度的和音来。在钟中间的隧部和侧面的鼓部，都铸着该音的音阶名。这不但说明“一钟双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且足以使所有以为“中国音乐就是单声音乐”的人大吃一惊了。

第二，这套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其音列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这个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C相同！编钟的中心音域十二律齐备，中间的三个半八度构成完整的半音阶，可顺利地“旋宫转调”（类似于现代钢琴的每个键都可以作为调式的主音产生音乐）。因此，假如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用这套编钟来演奏巴赫或者贝多芬的音乐作品。这不但为主张音阶调式的概念与人类的生理结构相关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足以使所有以为“中国音乐就是五声音阶”的人大吃一惊了。

图1.2 曾侯乙编磬

第三，在这套编钟的钟体上，铸着三千七百多字的钟铭，这些铭文与以往大家所熟悉的钟铭不同，不是“万年永享”之类的吉利话，而是实实在在地铸了一篇音律学的“论文”，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楚、齐、晋、周、申等国，与曾国的各种不同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充分说明“旋宫转调”这一音乐发展到相当高级的阶段才会出现的音乐技术，在战国时代不但已经在理论上实现，而且这理论是大量音乐实践需要的结果。铭文中还有一些现代音乐理论中才有的概念，如音程中的大、小、增、减、高低八度等。全部铭文篇幅之多、含义之深，皆为世所罕见，它对中国传统律学和先秦音乐理论的再发现和深入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就发明了乐器分类法“八音”，根据乐器材质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金”指青铜，如钟；“石”指玉、石，如磬；“土”指陶土，如埙；“革”指皮革，如鼓；“丝”指弦线，如琴；“木”和“竹”指木制和竹制乐器，如管、笛、柷、敔；“匏”指葫芦，如笙。其中最高贵的，即由编钟和编磬组成的“金玉之声”。古代中国人认为“金声玉振”是可以上达天庭的声音，而最好的婚姻，也被称为“金玉良缘”。

千百年来，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也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桑间濮上，人们用歌声寻求着爱情；队前伍后，人们用歌声统一着步伐；共同劳作时，“吭唷”之声不断；冲锋陷阵处，金鼓之声齐鸣。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不知多少关于人和音乐的传说：伯牙与子期凭音乐的共鸣而肝胆相照；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因音乐的媒介而永缔佳缘；智慧的张良靠一支洞箫，“四面楚歌”，瓦解了项羽的亲兵；大胆的孔明用一张古琴、两扇城门，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军。

乐由心生，《礼记·乐记》中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道德，是人性的制高点；音乐，是道德之花；金、石、丝、竹这些乐器，只不过是发出音乐的工具。）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应该记住我们祖先这些伟大的创造，赓续传承，发扬光大，还应该多欣赏音乐，有条件的话，可以唱唱歌，学一件乐器，因为孔老夫子清清楚楚地告诉过我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是养成完美人格最后的一步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