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数量最多（四千五百多首）的钦定诗选，主要收录的是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歌。作者众多，包括当时社会所有的阶级：天皇、贵族、广大的民众。《万叶集》中表现的境界丰富而复杂。万叶诗人用日本民族语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抒情的、富于个性的新诗歌。这种清新简明、真挚感人的力量在后世的精炼而讲究风格的日本诗篇中已不复存在。
大伴家持（公元七一五？至公元七八五）是《万叶集》末期有代表性的诗人。毫无疑问，《万叶集》主要是由他编纂的。尔后又经数人加工，形成流传至今的版本。
钱稻孙先生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日本文学名著《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的翻译。可惜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浩劫，《源氏物语》的译稿（据我所知，定稿有五章）已不翼而飞。他留给后世的，只剩下了刊载于《译文》一九五七年八月号的第一章。
钱稻孙先生的《万叶集》译稿就幸运多了。一九五九年，他选译的《万叶集》曾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出版。六十年代初，他又增译了三七九首，共成六九○首。由于当时出版社派我向他学习日本古文，我便承担起为他眷清并整理这份译稿的工作，从而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这样，它也避免了与译者同归于尽的结局。
进入新时期后，我一直挂念着出版这部选集的事。我把旧译稿从柜子里找了出来。然而有些和歌，竟有四种译文！我始终想不出怎么可能把从离骚体到民歌体的风格迥乎不同的译稿编入一部选集。一九九○年，承蒙天津刘柏丽同志寄赠她译的英汉对照插图本《怒湃译草》[1]（波斯我默·海涌原著，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拜读之后，我深受启发。她这部译作，每首诗都有“七绝”和“语体”两种译文。我就参照该译文的格式，把同一首和歌的几种译文一道编进去。
译者生前未来得及为这部选集撰写前言，现将他在《译文》杂志上发表的《〈万叶集〉介绍》（原载一九五七年八月亚非文学专号）权作为译本代序。
日本学术界对钱稻孙的译文甚为珍视。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2]为他译的《万叶集》撰写了《汉译万叶集选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3]写了“后记”。汉学家吉川幸次郎[4]也在“跋”中称赞译者道：（中国人）“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重，始自本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周先生的业绩以《狂言十番》的中译本为代表，钱先生的主要成就当推这部《万叶集》的中译本……先生兼备中国、日本和西洋三方面的教养。惟其出自先生之手，此译本即使作为中国的诗作来看，也是最美的。”
钱稻孙先生去世后二十六年之际，《万叶集精选》曾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这也足以告慰这位孜孜不倦地从事了大半辈子日本文学翻译工作的老先生于九泉之下。
下面，从《哈佛遗墨》[5]中摘录几段关于钱稻孙的部分，以飨读者。
钱稻孙……历任教育部主事、清华外国语言学系与历史系教授，并曾兼任图书馆长。大约从一九二一年，就在家里（东厢房）设立“泉寿东文藏书”，搜集日本书籍，供人阅读。大略以文史方面为主，内容之丰富，就个人图书收藏而言，在当时可能是国内最大的。
钱稻孙教书循循善诱，而又非常之认真。对于文法的讲解，不厌其烦。不大注意会话，对读音却很重视。常说，有很多留日学生回国之后，拿起一本普通的日本书报来，还不能用日本音朗读，很多汉字只含混着用中国现代音读，是很可耻的。第二年日文选读的资料，文学方面的不少，如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曾读过一部分。练习从中文译成日文，则有时太难。
我第一次到受壁胡同钱府，大约是在大二或大三的时候，好像是去借书，也许是为了商谈标点《国学文库》的事。（中略）
钱稻孙对《万叶集》的研究有数十年的功力，连日本专家都相当佩服。译稿全部用文言，或四言，或五言、七言、杂言。我有时在钱府看他自己细改译稿，真是字斟句酌，而且写字一丝不苟，实在敬佩。译稿我在那时读过若干首，但未抄录。直到一九五六年，钱稻孙的《汉译万叶集选》才在日本出版，那一年钱稻孙七十岁。至于钱稻孙早期关于史学、考古学的译著，如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原田淑人的《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文化之关系》，乃至池田宏海、元末治合著两大册《通沟》的中文附录，对学人大有帮助，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无须再介绍了。
文洁若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
[2] 佐佐木信纲（一八七二至一九六三），日本国学家，“和歌”诗人，著有《思草》《日本歌学史》等。
[3] 新村出（一八七六至一九六七），日本语言学家，编《广辞苑》，著有《南蛮更纱》《南蛮广记》《东方言语史丛考》《东亚语言志》等。
[4] 吉川幸次郎（一九○四至一九八○），日本汉学家，著有《元杂剧研究》《诗经国风》《杜甫私记》等。
[5] 《哈佛遗墨》，杨联陞（一九一四至一九九○）著，蒋力编，商务印书馆，二○○四年。杨联陞是哈佛大学名噪一时的教授，也是一位重要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