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唯一的好东西就是罂粟，它就是黄金。”1

在人类寻求暂时遗忘的过程中，鸦片制剂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服用者感觉不到痛苦，也没有了对痛苦的恐惧。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对于无数人来说，鸦片即使无法令他们的生活变得完美，至少也能令生活变得可以忍受。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将依赖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事实，无论此时此刻这种说法听上去有多么不现实。

罂粟以及现今的各种化学仿制品长盛不衰，层出不穷，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可原谅的，但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跨越了各大洲，各种宗教、文化和语言，也穿越了时间。本书试图勾勒出这段漫长的历史，以及当今社会做出的各种妥协，这些大多令人愤慨的妥协都是在世界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新的模式越来越以人类对自然资源和不断扩张的另类经济的控制为基础。从古代社会一直到当今美国，罂粟以合法或者非法商品的身份走遍了全世界。

本书集中记录了一种药物的发展过程，但是其他很多药物在书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本书力求通过一种中立的视角审视鸦片制剂这种引人注目的物质，打破围绕着这种物质、人类对这种物质的使用以及使用原因所产生的一些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本书诞生于2002年的伦敦法灵顿车站。当时，我迫不得已进入了车站肮脏不堪的公共卫生间。污秽的隔间闪烁着霓虹灯，到处都画满了涂鸦，对一个在里根夫妇的“坚决说不”（Just Say No）运动[1]影响下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地方简直就是噩梦，也只有在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我才会走进去。洗手池旁边站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她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子。我的突然出现把她吓了一跳，当啷一声，她手里的东西掉进了洗手池——是瘾君子习惯携带的一个小包裹、勺子、注射器，还有一根橡皮筋。那个女人立即说了一句“抱歉”，然后慌乱地捡起了自己的那些“宝贝”。她又说了一遍抱歉，就从我身边挤了过去，回到了卫生间外面的通勤枢纽。那时候，法灵顿车站还不像现在这么整洁明亮，那是一个阴冷的地方，聚集着无家可归的人和瘾君子。其实那个女人并不是在向我道歉。

自从那次偶遇之后，我目睹了人们在各种医疗环境中使用着二乙酰吗啡（即海洛因），自己也亲身体验过这种药物。在医疗环境中，一切都是干净温暖的，我对管理这种药物的人员也充满信任。担任家庭临终关怀护理人员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地控制着服务对象使用吗啡的剂量，我不确定多5毫克会不会让病人在家就能挺过去，或者帮助他们平安无事地熬到白天。我自己也曾灌下液态吗啡，以此证明“得了，真的没那么苦”。其实，吗啡真的非常苦。我看到过服用二乙酰吗啡导致一些人呼吸衰竭，经过数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最终他们在最大限度的平静中离开了人世。对于一种能够帮助这些人尽量维持生命的药物，我始终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感激之情，即使这些人还是要走向死亡。

出于个人经历和该死的好奇心，我开始了研究工作，为本书的写作进行必要的准备。我所做的研究既有文献研究，也有实地调查。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将有关鸦片制剂以及现在的类鸦片药物的事实还原为一场数字游戏：缴获多少千克，烧毁多少英亩，逮捕多少人；后者则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故事：走私和被走私、成瘾和戒毒、战争、医患双方的处理方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驱使人类寻求鸦片制剂所能提供的暂时性解脱的现实需求。通过这样的研究，我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得以看到一种全球经济的现实，而以前我对这个现实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这样的研究也为我重新勾勒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显示出了各国之间的边界，同时也反映出各国之间没有边界的现实。纯粹的有组织犯罪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体，一种没有边界、没有道德的经济体。私人关系和信贷额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是合法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在非法经济体中它们也发挥着至少同样强大的职能。这些网络的运转越来越依赖于包括协作和中层管理等因素在内的高效的企业模式。世界各国的政府和毒品执法机构在国际战争中同毒品犯罪进行着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关于什么是越轨行为、什么是不正当行为甚至什么是非法行为的概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还在继续改变着。

本书分为三部分：鸦片的故事、吗啡的故事和海洛因的故事。第一部分讲述了罂粟的历史，罂粟在发展初期同人类的关系，罂粟逐步成为东西方之间最早进行贸易往来的一种商品的演变过程。第二部分着眼于人类从鸦片中分离出吗啡的发展过程，科学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以及19世纪化学界取得的一些重大发现。这些发现改变了西方，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当人类沿着从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墓碑镇）到分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杜兰德线加速该进程时，世界的全貌也随之改变了。第三部分，即全书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状况，即从海洛因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的最初几年、大型制药公司的随之兴起，到类鸦片药物在当今社会引发的危机，同时也记录了国际社会针对毒品问题或者与毒品相关的各种问题，以及治疗、禁毒、禁止海洛因及其衍生物交易而打响的一系列战斗。考虑到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在鸦片贸易的产生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本书主要聚焦这三个国家和地区。

最后要指出的是，《天堂之奶》讲述的是一个包含了很多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历史的故事，这些历史也就是我们同这种魅人物质的交往历史，它为我们展现了鸦片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又会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鸦片在现代医学、东方三角贸易以及茶和金银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在奠定中国香港地区和现代中国基础的过程中，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从南北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阿富汗战争，这种药物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阿富汗，巴斯营地[2]的一所具有开创性的战地医院，就坐落于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非法鸦片种植园。从科学的角度而言，鸦片及其众多的衍生物在外科医疗和制药工业领域占据着核心地位；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这种药物有着巨大的益处，同时又具有难以形容的害处。每天，它能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慰藉，确保高利润的医疗护理体系的正常运转；同时，它也让很多人产生了毒瘾，而毒瘾问题又加剧着人类社会最恶劣的堕落和剥削现象；它还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犯罪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同鸦片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未来的关键部分。

因此，我在科钦堡撰写这篇导言或许再合适不过了。科钦堡是位于印度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一处老殖民地前哨地区，它曾经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通商范围甚至辐射墨西哥。在沿着海岸线往北大约20英里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早在1346年就已经遗失的古城穆齐里斯。先后被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统治过的穆齐里斯，曾经是一座地位更为重要的港口城市，是全世界进行外国商品和香料交易的最大贸易枢纽之一。现存唯一一份穆齐里斯地图——如果可以算作地图的话——有可能来自公元4世纪，这份地图现在被收藏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座博物馆里，实际上它只是复制了阿格里帕[3]于公元前1世纪绘制的一份地图。

千百年来，不断有欧洲人和中东人被送到这片海岸，今天的旅行者们乘坐的是波音飞机，而不用趁着季风漂洋过海。科钦堡是一个浪漫的地方，既令人感到熟悉，又充满异域风情。每过几分钟，就有一艘渡轮摇摇晃晃地向着码头疾驰而来，从大陆过来的大约100名通勤者和十多辆电动三轮车从船上下来，急匆匆地朝四面八方散开，各忙各的事情去了，他们的身后是一张张巨大的悬臂渔网，这种渔网还是中国商人在14世纪的时候带来的。在一座尚未竣工的用碎石建造的码头上，临时工们坐在那里，喝着威士忌。在他们的附近，还有一些人在呼呼大睡，尽管此时天色尚早——或许正因为如此。科钦同任何其他大型港口相比，没有什么区别，也同样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经商者。千百年来，科钦的贸易从未中断过。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从传奇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的陵墓、陵墓所在的教堂——从我所在的地方能清楚地看到那座教堂——到陵墓背后一排排英式风格的房子。一座清真寺和一座犹太会堂只有几步之遥，那座犹太会堂里立着一块落款日期为1268年的墓碑，上面铭刻着“撒拉[4]安息在此”。17世纪60年代的一位荷兰作家曾在文章中提到，居住在这片海岸的人们过着富足的生活，用椰子做的杯子吃饭，饮用着椰子汁，士兵们为了增强体力服用鸦片。当然，荷兰人曾经试图禁止士兵们的这种行为。过了一会，我又在一条落满尘土的人行道上停下了脚步，站在一所学校的墙外，听女孩们唱着《友谊地久天长》，她们一边唱，一边叮叮当当地收拾着午餐用过的金属餐盘。几分钟后，我又来到女性经营的国营药店，我想购买一种感冒药，这种药是合法的，但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我知道里面含有吗啡成分。我还想买一些可待因药片。穿着打扮干干净净、一脸严肃的药剂师冲我“嘘”了一声，示意我闭嘴，然后指了指马路对面的另一家药店。几个男人坐在那家药店的门外，在那里能随便买到我需要的药品，价格约合1.8英镑。我后面一个等着买药的老头子，他所带的硬币够买一片非专利的β受体阻滞剂[5]和两片蓝色的低剂量吗啡片，他一拿到药，便干咽了下去。在马路另一头，国营的酒类专营店生意兴隆，尽管印度的这个地区现在已经把禁酒问题提上日程了。

此刻，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河对岸那座正在施工的巨大的新港口瓦拉尔帕达姆。等第三期工程竣工，这座由远在1700多英里之外的迪拜王室投资建造的港口，将成为全球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我情不自禁地匆匆在纸上计算起来，根据鹿特丹方面提供的数据，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每年将要流经这个港口的海洛因数量，结果得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其实，鹿特丹的数据严重低于实际水平，甚至低到了可笑的程度，不过至少还具有一定的参照性。成千上万千克海洛因、数十亿美元，数字大得用零表示都有些累赘，单凭非法的鸦片制剂交易，瓦拉尔帕达姆就足以成为一个与15世纪的威尼斯相匹敌的城邦。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工人们在继续喝着酒，继续呼呼大睡着，渡轮又载着一批办公室文员、家庭主妇和街头小贩过来了。在渡轮的背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巨轮来来往往，从船头到船尾无处不彰显着各自来源的地区。但是，在人类无休止地苦苦追寻天堂——哪怕只能略窥一眼——的过程中，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那样，“商人是没有祖国的”。

2017年2月于科钦堡

[1] 在美国总统里根的两届任期内，南希·里根在全美举办禁毒演讲，发起了一场名为“坚决说不”的禁毒运动。至1988年，高中高年级学生使用可卡因的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最低水平。（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下文不再说明）

[2] 巴斯营地是英国军队在阿富汗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位于赫尔曼德省境内。文中提到的战地医院巴斯营地医院（2006—2014）被誉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创伤医院。

[3] 玛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前63—前12），古罗马的军事家、政治家及作家，他在地理学科领域更是成就卓著。

[4] 在《旧约》中，“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原本是希伯来语名字，是犹太女性的常用名，随着基督教的传播逐渐进入了欧洲各国的语言中，现在常常被译作“莎拉”。

[5] 一种用来控制心率、治疗严重胸部疼痛和降低血压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