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规模的变化如何重塑可能性

前些年流行一个词，叫作“互联网思维”，业界人人挂在嘴上，尽管没有谁能确切说清它是什么。不过有一种总结被很多人奉为金科玉律，即互联网生意必须是“可扩张的”（scalable），它是互联网公司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不能规模化发展（scale up），既不会有所谓的“长尾”，也不会出现“平台”。风险投资都热衷于“先花大钱搞开发，然后利用最小的边际成本快速扩张，实现规模化能力（scalability）”的商业模式。

“它能上规模吗？”这几乎是所有人对任何新事物——初创企业、技术、想法——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从小规模开始是可以的，但更大的规模几乎总是被认为更好，或者至少更有利可图。英文中的“规模”（scale）一词来自拉丁语scala，意思是“阶梯”，求规模似乎具有十足的正当性，因为众人皆知，在这个世界上，往上爬总比往下滑要好。

然而，汲汲于这种逻辑，我们失去了对何为适当、什么又真正有效的感觉。这种平衡感正是贾默·亨特（Jamer Hunt）在《规模思维》中试图恢复的。该书的英文书名Not to Scale，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非规模化”，探讨如何通过将大量的问题缩小到合适的尺度，来实现积极的变化并适应当代社会。

亨特想要表达的是，提高规模并非在所有时候都可取。甚至还会出现极端的情况：“规模与力量不再相关：力量越小、越不可见，其危险性越大。规模已经被颠覆。”现实中，“面对在跨越不同尺度或规模时遇到的各类问题，人们很容易变得麻木。与此同时，每一个局部挑战都被卷入了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中。如此一来，即便是解决小范围的局部问题也会受到更大范围内的条件约束，这种情况着实令人头疼”。

着眼于此，《规模思维》跨越学科和主题，试图对我们目前的社会困境进行透视，并概述在许多“破碎”系统中导航的设计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我们当前文化的一张X光片，既给出了对我们眼下病状的诊断，也提供了驾驭规模变化所带来的复杂性的处方。

身为纽约新学院的设计学教授，亨特首先讨论了作为人类建构的规模尺度。温度、长度、尺寸、时间的整套测量概念，源于我们对混乱世界施加某种秩序感的需要，因为我们既要舒适地置身其中，又要对其进行量化。

前者是本能的行为。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会往舒适的地方靠拢——看看蜷缩在房间一角的狗就知道了。而量化的能力大概是人类独有的，尽管它仍然植根于身体的经验。在英文中，“英尺”和“脚”是同一个单词，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测量体验，《大戴礼记·主言》引孔子语：“布手知尺，舒肘知寻。”

然后，我们逐渐从身体上的衡量标准转向更抽象的衡量标准——从法国大革命期间引入的“公制”（也叫“米制”）开始，人类一直寻求精确且通用的衡量体系，究其根本，所有衡量方式都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知识建构。直到今天，我们又开始转向应用程序和设备来衡量物理世界，它们的特点是数字化和电子化。随着这些程序和设备日渐统治我们的生活，规模显然已与人的经验和感知完全脱节。数字化的非物质和网络的纠缠正在改变我们对规模的看法和概念，并使我们将因果——就设计而言，是设计初衷与结果——联系起来的能力发生动摇。

对此，应对之道是，必须开始把规模理解为一个思考当下的概念性框架。这促成了亨特称之为“标量框架”（scalar framing）的想法，即建立一个从规模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开创性框架。该框架借用了埃姆斯夫妇的电影技术：起先从一米之外的地方观看一个一米宽的场景；接着，每隔10秒钟，再从10倍远的距离之外观看这个地方，视野也随之加宽10倍。就这样，从个人到邻里，到地区，最终是地球——这时我们已到达107的距离。而在比例达到1024时，地球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斑点，在浩瀚的宇宙中相形见绌。

亨特说，从人到整个城市，再到行星乃至宇宙，每一次连续的向外的缩放都会重新构建视图，为我们提供新的信息、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考语境。向内的缩放也是一样。如此构建标量框架就会发现，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或缩小，总会出现新的机会。“就像水在沸点变成水蒸气，或者一只普通的毛毛虫变成一只充满活力、五彩斑斓的蝴蝶一样，当系统规模随着镜头的放大或缩小而发生变化时，我们遇到的各类问题也会发生相变——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机遇也会显现。”

标量框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灵活的方法，通过复杂的分层来鉴定被忽视的机会、有利害关系的人、制约因素、合作者和新的认识。它也显示出我们常用的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案的利弊。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可以快速扩展，但很少接受最接近问题的人的反馈；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缓慢且不可预测，很少能对涉及趋势的转变做出较好的反应。

如果说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存在鸿沟，那么自下而上不是建桥的最好方法，但自上而下则不能保证桥会建在需要的地方。为此，亨特提出了一种中间方法，他称之为“搭建脚手架”：设计一个处于中间的框架，它不属于事物本身（脚手架并不构成建筑物的一部分），而是促成许多不同的配置（以便使建筑保持其本身的形式）。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创造出某个单一的理念，而是为各种结果的出现创造可能的条件。

挑战由此就转移到如何设计协议，以便使更多人能够为集体创造和决策过程做出贡献。脚手架是一个类比：它是从上面设计的，搭建它需要知识，同时必须对过程有所体察。但它同时是自下而上的，必须设计一个开发过程鼓励来自下面的输入，以便捕捉大众的智慧，将很多人的理念综合、优化并使之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作为一种“中间框架”，它必须内嵌持续的反馈循环回路，将脚手架搭建者同社区连接起来；也必须拥有各种迭代路径，允许过程的结果按照内部逻辑发展，虽然这种逻辑一开始不太明朗。这意味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定期调整和修改，不断试错和迭代。

这是一种系统方法，一种在后命令和控制世界中施加方向的方式。所以，我推荐将这本书结合德内拉·梅多斯的《系统之美》一起读，为的是学会整体地、动态地、连续地思考问题，这既是系统思维的要求，也是规模思维的要求。

规模思维，最精妙的例子就是把“10的次方”应用于提高城市自行车骑行率。在10的1次方的尺度上，这种规模的设计可邀请工业设计师来尝试。然后，通过每个次方的加大（例如，10的3次方会邀请城市规划师，而10的6次方和7次方则需要公共政策、供应链、劳工实践等的卷入），贾默揭示了设计中最重要的成分：参与。深读本书，它将改变你对设计、商业、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思考方式。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