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能否算作“回忆主体”

正是通过回忆体验这一入口，我们才得以理解普鲁斯特、马格纳尼和GR的经历。也正是通过回忆体验，人类习以为常的情景记忆才能得以呈现（我们通过回忆在时光中旅行），这可能是人类与众不同甚至独一无二的特点。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并非人类的智能所独有，甚至都不能算是生物体所独有的。我们每一次在电脑前敲击键盘，都在与一个强大的记忆系统互动。[33]

认知科学家对人脑和计算机记忆进行了这样的类比：在人脑中，所有的指令、程序和规则是由神经元执行；而在计算机中，完成这些任务的是硅芯片和导线。不少认知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智能是一种特定的运算系统，只要他们能得到这个系统的运行规则，就能制造出与之相同的计算机。问题是，计算机能像我们这样，进行心灵的时光之旅、重验过去吗？计算机能像威尔·麦克多诺感受到波士顿公园的一系列回忆属于他那样，感受到某个记忆是“属于”它的吗？

这些问题与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密切相关，即从理论上讲，计算机能否具有某种形式的意识。这是图灵测试所衍生的典型问题。图灵测试[34]源自伟大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工作，它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境：一个观察者可以提问，由一台计算机和一名人类回应者作答，观察者在无法区分这两名回应者身份的前提下，反复提出各种问题，直到问题穷尽或是判断出两者的身份。如果观察者始终不能确定谁是谁，那么计算机就通过了所谓的图灵测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必然意味着它拥有人类的思考能力。为了接下来的分析，我们不妨假定他们的设想成立，那么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来了：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能像人类那样，哪怕只是粗略的类似，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吗？

信仰“强人工智能”（strong AI）的人坚信，计算机表现出所有人类智能特征指日可待。[35]一些哲学家也是这样认为。比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人类的意识产生于一种类似于计算机程序的运作，他将这种意识的运作程序称为“虚拟机”（virtual machine），在对应的大脑硬件上组织、运行：“如果（也可说正是如此）人类的意识现象可以‘仅’由这台虚拟机的活动解释，而虚拟机的活动本质上源于人脑中无数可调节的连接，那么理论上讲，一台硅芯片的计算机，即一个适当地‘程序化’（programmed）的机器人，就能够产生意识、拥有自我。”[36]如果丹尼特所说的机器人拥有了意识和自我，那它肯定也能像人类这样回想过去，进行时光之旅。丹尼特对计算机发展前景的展望与一些作家所虚构的未来世界一致，比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和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捍卫机密》（Johnny Mnemonic）中描绘的世界。在这些作品中，人类和机器可接入一个共同的网络空间——通过这个心灵和思维的传输系统，信息可以在个体之间传递，人类和计算机的主观体验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为一。

人类意识只不过是一系列恰好被装入人脑细胞的程序，这种观点听上去挺诱人，但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它的幼稚之处。[37]如果一台计算机连基本的意识都没有，那该如何设想它能进行主观的回忆体验，如何设想它能体会某些记忆属于自己呢？

关于计算机意识的争议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它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回忆这一行为总包含着回忆感这一意识体验。比如在我前文介绍的实验中，实验参与者可以回答自己“记得”还是只是“知道”某件事，他们认为这两种回答能很好地区分回忆的质量。设计一个计算机程序，让它在一个记忆模拟实验中给出这两种回答，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没人会因此相信，计算机像我们一样可以体验到自己记得某事、知道某事。如何使人相信计算机拥有主观体验？对于回忆体验，是否存在合适的图灵测试？

在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导演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工程共同创造了“复制人”，这个物种在几乎所有方面和人类别无二致。在影片中，瑞秋（Rachael）是被新造出来的实验复制人，她被植入了丰富的记忆从而拥有过去。这些记忆非常强大，以至于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并非真正的人类。德卡德（Deckard）负责对这些复制人进行图灵测试，排除那些不合格的个体。他向瑞秋讲了许多非常独特的童年回忆，将她引入这些记忆的现实之中，还告诉她其实那些并不是她的记忆，而是别人的。但是通过瑞秋的眼泪、表情、语调可以得知，她对那些回忆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德卡德因此相信，这些回忆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她的，她应当被允许像人类那样生活。可以说，瑞秋通过了回忆体验方面的图灵测试：她充分表现了回忆的强度，她在回忆时的体验深度在各个方面与人类一丝不差，德卡德无法区分她和人类的回忆体验。回忆体验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要想说服人们相信计算机的确能像我们一样记忆，回忆体验将是必不可少的证据。[38]

神经生物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认为，人类的回忆体验如此之丰富，像“存储”“提取”“输入”“输出”这等贫乏的计算机语言，根本无法充分表达其特性。[39]我认同他的观点。正如埃德尔曼所强调的，我也将在下一章中提到，回忆的主观体验与大脑某些特定的网络和系统密切相关。因此，让不具备同等生物结构的电脑程序体验回忆过去，我对此感到怀疑（见图1-4）。

我从回忆主体进行回忆体验（记忆的最终产物）这一问题开始本书的写作，是为了能让大家清楚地看到，记忆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最为关键的一些作用。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回忆体验的本质和功能，我们需要从回忆过程的产生开始，一直理解到回忆的终点站——回忆体验。我们在回忆中感觉到过去、感觉到某些经历属于自己，这些体验让普鲁斯特和马格纳尼陷入强迫症的边缘，也让GR在自我失而复得之后，深感回忆是人类不可或缺甚至独一无二的禀赋。若想了解回忆的生成机制，我们需要进一步往前探索。

图1-4　理查德·谢弗（Richard E. Schaffer），《记忆的色彩》（The Color ofMemory），1988。22×30''。纸上混合多种媒材。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理查德·谢弗是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艺术家。在这幅多媒材的拼贴画《记忆的色彩》中，他运用视觉象征所展示出来的想法，很好地反映了计算机记忆与人类记忆之间的关系。画面的左侧是一个驱动软盘、各种形式的代码和数字输出；画面的右侧是一系列图画碎片，表明人们在回忆时，视觉体验非常重要。在前文讨论的背景下，谢弗的作品和我个人的观点都强调：计算机程序相当于只提取信息，而无法回忆各种体验。至于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否完全甚至永远无法弥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1] 《波士顿环球报》1995年4月30日针对波士顿公园的特别报道，包括了这位记者的专栏文章。

[2] Bellow（1989），p.53。

[3] 引自图尔文（Tulving，1983）。该文对情景记忆的心理学研究做了深入的分析。在一个世纪前，哈佛大学伟大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得出过一个类似的结论：“记忆绝不只是确认过去某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它必须是从与我有关的过去中得到真正的追溯。换句话说，我必须体验到我曾经历过这件事。”詹姆斯认为，个人的回忆中包含着一种“温暖和亲密之感”，让人觉得那是自己的所属之物。

[4] 有关心理学和哲学对记忆的主观体验的观点，有一个有意义的历史讨论，参见Brewer（1996）。

[5] 在1992年8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沃尔特斯与我谈到了她的看法。此处引用的材料源自一个展览“11位艺术家和11种视角：1992”，展览于马萨诸塞州林肯镇迪克多瓦博物馆举办。

[6] Freud（1899）。

[7] 这一实验在尼格罗与奈塞尔的研究（Nigro & Neisser，1983）中报告。

[8] 罗宾逊和斯旺森（Robinson & Swanson，1993）发表了这一实验结果。从“场景回忆”视角切换到“观察者回忆”视角为何会影响主观情绪体验，而在相反的顺序下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清晰，但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几种可能性。

[9] “记得”和“知道”的区分最初由图尔文（Tulving，1985）提出。这一区分与曼德勒（Mandler，1980）、雅可比和达拉斯（Jacoby & Dallas，1981）以及其他人有关回忆与熟悉感的划分十分类似。布鲁尔（Brewer，1988）也描述过“传呼机”实验。近期，杜赫斯特与康威（Dewhurst & Conway，1994）通过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实验证实了视觉体验在回忆这一主观体验中的重要性。

[10] 有关这一点的详尽记录，参见Kosslyn（1994）。

[11] 有研究团队（Johnson，Raye，Wang & Taylor，1979）发现，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越频繁地想象自己看到过一幅画，他们之后就越有可能回忆并相信自己曾看过这幅画。海门与彭特兰德（Hyman & Pentland，1996）的研究表明，让人们想象一段童年经历之后，他们有可能对这一想象信以为真，生成与之有关的虚假记忆（见第4章）。加里等人（Garry et al.，1996）也发现，让大学生想象一件事，会增加他们认为这一件事发生的可能性。

[12] 这篇文章来自Block（1995）。

[13] 拉贾拉姆（Rajaram，1993）描述了有关短暂闪过的词的效应，帕金、加德纳和罗瑟（Parkin，Gardiner & Rosser，1995）报告了有关面孔的分散注意和记忆的研究。加德纳和同事的研究表明：在实验阶段，如果参与者在学习单词表时分心，他们在后期阶段能“记得”所学单词的可能性会降低，但这不会影响他们对所学单词“知道自己看到过”的熟悉感。加德纳还发现，如果在学习阶段对于所学单词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提高后续测验时“记得”的反应次数，但对于“知道”反应没有影响。加德纳的实验在后续文章（Gardiner & Java，1993）中得到汇总。正如大量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不同的实验条件会对“记得”和“知道”体验有不同的作用，加德纳和同事认为，也许这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记忆经验。而唐纳森（Donaldson，1996）近期的研究却推测，二者之间也许只是量上的差异，“记得”比“知道”有更强的熟悉感罢了。唐纳森给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但这些分析能否很好地解释两者之间被观察到的所有差异，目前尚无定论。

[14] 这一实验由图尔文（Tulving，1985）发表：相对于给出线索的测验，参与者在没有线索提示的情况下独立地自由回想时，他们会有更多的“记得”体验。这也许是因为，线索引发的往往是对印象不那么深刻的一些片段的熟悉感。

[15] 有关部分回想和“知道”体验的研究，参见Brown & MacNeil（1966）以及Schacter & Worling（1985）。

[16] 有关对提示线索的熟悉感会影响“知道”这种体验的证据，我在1981年的博士论文的最后一个实验中就报告过。我发现，在面对相关的提示线索时，即使参与者无法回忆出答案，当他们对线索感到很熟悉时，他们也会强烈地感觉自己知道那个答案。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得到的发现足以发表，但此后来自梅特卡夫等人的研究（Metcalfe，Schwartz，& Joaquim，1993；Reder &Ritter，1992；Metcalfe & Shimamura，1994）清楚地揭示了对线索的熟悉感会带来一种知道答案的体验。在梅特卡夫及同事的研究中，参与者被提供一系列的线索单词，并尝试回忆与之相关的目标单词。在回忆测验开始的几分钟前，参与者会看到一半的线索单词，同时做一些随机的、无关任务。结果发现：当那一半无关任务中使用的线索出现时，参与者更加觉得自己知道对应的记忆内容是什么。但这种对于线索的熟悉并不能帮助他们回忆出更多的目标单词来。

[17] 有关回忆与归因相关的想法，参见Jacoby，Kelley & Dywan（1989）。相关的想法，参见Johnson，Hashtroudi & Lindsay（1993）以及Ross（1989）。

[18] 普鲁斯特的小说集《追忆似水年华》，最常见的英文版书名为Remembering of Things Past。我在书中对该小说的引用基于D.J.恩赖特（D.J. Enright）对早期英文版本的修订版，此修订版更名为In Search of Lost Time（Proust，1992）。

[19] 这段引文和之后的引用来自“在斯万家那边”最新的翻译修订版（Proust，1992，pp.60～63）。

[20] 康伯雷是普鲁斯特在书中虚构的儿时居住的小镇。

[21] 沙特克（Shattuck，1983）对记忆和时间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精湛的分析，并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

[22] 同上，p.46。

[23] 同上，pp.46～47。

[24] 马格纳尼的故事由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Sacks，1995）娓娓道来，他很友好地让我与玛格纳尼取得了联系。

[25] Pearce（1988），p.15。

[26] Sacks（1995），pp.175～177。

[27] 同上，p.166。

[28] 1995年8月，苏珊·施瓦岑贝格告诉我，马格纳尼基本上完成了他厨房的装饰工作。

[29] Sacks（1995），p.186。

[30] 逆行性遗忘和顺行性遗忘这两个术语由法国医生查尔斯·阿扎姆（Charles Azam）在19世纪后期提出，他在一个有名的多重人格案例中描述了失忆现象。有关阿扎姆的一个极有启发性的治疗案例，参见Hacking（1995）。

[31] GR的病例最初由卢切里等人（Lucchelli，Muggia & Spinnler，1995）发表。在他们描述的另一案例中，一位男性由于大脑受外伤丧失了大部分记忆，却在一个月后突然恢复。触发记忆恢复的是网球场上的一个失误，这让他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一次类似失误。卢切里等人也发现，这些记忆恢复的案例与我和我的同事发表的一位因情绪创伤失忆后又恢复记忆的病人情况类似（Schacter et al.，1982）。我会在第8章讲述这个故事。卡珀（Kapur，in press）认为，心理因素对于GR以及其他卢切里等人描述的案例中的遗忘和记忆恢复起着重要的作用。

[32] 辛格尔和萨洛维在他们的专题著作《记忆的自我》（The Remembered Self，1993）中，有力地论证了记忆对于自我身份感的重要性：“尽管记忆在无时无刻地记录当下发生的一切，但总有那么一些核心的片段是我们反复回顾的。这些被我们折角标记的内容，尽管也变得模糊，但还是构成了我们人格最核心的部分……尽管这些记忆也许只是在原本经验的内核之外加上一些外在的修饰、误记和他人引入的描述，尽管发生过的很多事情可能看上去在记忆中交汇成了一件事，它们的本质特性还是具有不可否认的力量，形成了‘我是谁’的核心构造。”

[33] 埃斯蒂斯（Estes，1980）对人类记忆和计算机记忆的异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34] 有关图灵测试的不同观点，参见Dennett（1991）以及Penrose（1989）。有关图灵的优秀传记，见Hodges（1983）。

[35] 有关强人工智能观点的总结，参见Crevier（1993）和Penrose（1989）。

[36] Dennett（1991），p.431。

[37] 对于强人工智能理论，最著名的怀疑可能来自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 Searle）。他认为，计算机对符号的运算能力可以通过执行某些规则的算法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理解这些符号，也不意味着它们能意识到这些符号。在对丹尼特（Dennett，1991）出版的一本书的评论文章中（“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Part II，”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ember16，1995，pp.54～61），瑟尔认为丹尼特忽视了人类意识中主观体验的存在。也就是说，丹尼特更多地强调人类意识并不像大家通常以为的那样，而没有同等程度地说明计算机能否获得类似于人类意识的认知体验。在瑟尔看来，丹尼特使用着有关意识的各种词汇用语，但并不承认意识的存在。在对瑟尔评论的回复中（New York Review，December21，1995，p.83），丹尼特对瑟尔的几点看法表明了反对意见，但并没有否定瑟尔对于意识的原有看法。在我近期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丹尼特表明他并不否认时刻流动的意识现象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找到某个特定的脑区，以对应于意识的生物结构基础，也不相信有一种特定的时刻，可以意味着信息进入了意识（“First person plural：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with clinical implications，”New Traumatology Conference，Clearwater Beach，Florida，January 1996）。其他一些哲学家如柯林·麦吉恩（Colin McGinn）等人也认为，很难想象如何以及为何在给一个机器人装上适配的软件后，它就可以具备意识体验。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也认为，计算机智能的标志是按照特定的规则执行算法，这不依赖于任何人类或计算机形式的自我意识。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在原有方案不适用的情境下，会调整并形成“新的判断”，“在我看来，这种形成判断的能力是人类意识的核心标志，这是计算机智能无法运算出来的”（Penrose，1989）。也见McGinn（1990）以及Searle（1983）。

[38] 有意思的是，一位强人工智能的著名支持者，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工程师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认为，非语言性的主观反应对于图灵测试也很重要，这些主观反应可能依赖于类似人脑组织的硬件系统。“在最表层，人类的沟通主要通过语言。在语言交流的表面之下，是包含着神秘的指涉、意象和情绪的感知世界。我们的大脑中有很多这样非语言的运作机制。一个真正有洞察力的图灵测试判断者应该考察这些运作机制，询问‘你对此感觉如何’‘你对这个情况的印象怎样’。在我看来，对于以上机制，没有比人脑内在结构的运作更加简洁的编码方式了。”（Crevier，1993）

[39] Edelman（1992）。在《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达马西奥（Damasio，1994）更进一步地提出，意识体验与大脑网络结构以及大脑所存在的身体两者皆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