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记忆篡改的人生

为什么记忆不真实

记忆是对过去经历的事件的储存和提取。虚假记忆作为记忆的一种，尽管体现了它具有虚假性的特点，但同样具备了记忆作为“储藏室”的功能。当虚假记忆出现在自己或他人身上时，既不能将其归结为简单的猜测或遗忘，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是自己或他人在人为地杜撰，而是要科学分析、正确对待，如此才能避免虚假记忆引发的负面影响。

虚假记忆轻则导致误会的产生，重则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因此从事证人记忆研究多年的心理学教授加里韦尔斯提醒人们，证人、证言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可靠的。比如当真凶并不在被辨认的队列中时，证人往往会因为暗示的影响，基于虚假记忆而从中选出长得最像真凶的那一个。罗纳德·科顿就是虚假记忆的受害者。

1984年7月，22岁的罗纳德·科顿突然成了强奸犯，戴着手铐和脚镣，被送入北卡罗来纳中心监狱。对于科顿来说，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噩梦。而噩梦的开始，源于22岁女学生珍妮弗·汤普森的指控。

原来，珍妮弗·汤普森于7月28日晚被闯入家中的陌生男子强奸。在惊慌和恐惧之中，汤普森努力记住了对方的脸部细节，并在成功逃脱后，向警方报案。警探迈克·高尔丁依据汤普森的描述，绘制了一幅罪犯的画像。随后，警察找到一些与画像相像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他们的照片送到了辛普森的面前，供她辨认。而科顿的照片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案发时，他恰好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工作，加之他少年时期曾有强行入室实施性侵犯的犯罪记录。

案发3天后，汤普森在警察局努力回忆着记忆中罪犯的脸部特征，努力辨认着摆在面前的6张照片。她仔细地研究每一张照片，并与自己头脑中存储的罪犯的脸部细节一一比对。5分钟后，她将手伸向科顿的照片，并指认科顿就是强奸犯。

与此同时，科顿也因为在接受警察盘问时，在回答有关事发当天的一些问题时记错了一些情况，进而被认定在撒谎，被警方拘留，并接受真人辨认。站在一排犯罪嫌疑人中间，科顿一扫此前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自信，不但害怕，而且紧张，全身发抖。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倒霉蛋。然而，在他随着“向前走、讲话、走回去”的指令一一做出相应的动作后，再次被汤普森指认为罪犯。

此后，在长达一周的审判中，科顿努力向陪审团证明自己无罪。碰巧的是，除了人证，还出现了物证。那就是科顿在案发当天穿的衣服，和汤普森描述的一样，而他的鞋上沾着的一小块泡沫也和汤普森公寓地板上的一小块泡沫看上去相当相似。最终经过40分钟的讨论，陪审团一致裁定科顿有罪。

科顿辩无可辩，无可选择地被送到监狱服刑。在漫长的服刑开始时，他处于极度绝望中，但他不甘心就这样度过一生，不断地努力告诉自己坚持下去，不断地努力寻找机会证明自己无罪。在最初的7年中，虽然不断失望，但他仍坚持给律师写信，希望能够翻案。

机缘巧合，这天监狱中来了一名新犯人博比·普尔。普尔和科顿长得特别像，甚至因为长得相像，二人多次被他人弄混。这让科顿开始怀疑普尔才是真正的罪犯，因为普尔是以强奸罪名被判入狱的。随后，科顿从狱友处获知，普尔自己承认强奸了汤普森。科顿的内心再次燃起希望之光，他要求重审他的案件。然而，当他和普尔一起接受汤普森的指认时，汤普森竟然再一次指认科顿是罪犯，甚至为科顿试图翻供而愤怒不已。就这样，科顿不但没能翻案，还因此被判有罪，刑期被改为两个终身监禁。

又一个7年过去了，已经快40岁的科顿不断关注类似的案件，同时也获知科技的发达让DNA检测成为发现并确认罪犯的手段。他又一次在内心燃起希望，给自己的律师——法学教授里奇·罗森写信，请求他为自己申请做DNA检测。罗森先生并不看好他的想法，认为他的做法是徒劳的。不过科顿却充满信心。结果，DNA检测证明，科顿是无辜的，真正的罪犯是普尔。

既然科顿是无辜的，为什么汤普森小姐几度指认他是罪犯？罪魁祸首就是虚假记忆。受害者汤普森小姐在极度恐惧中，记住了罪犯的一些面部细节，这些细节以零碎信息的方式进入她的头脑储存起来。当她面对6张照片时，她自然而然地会从头脑中调取相关的相信，并依据这些信息，对指定的罪犯进行辨认。在辨认过程中，她借助于情景建构，加之特定情境下的暗示，错误地指认了科顿。在第一次真人辨认时，汤普森同样基于此前的经验，选中了科顿，并在虚假记忆的影响下，再次获得心理暗示，坚信自己“选对了”。顺理成章，她指认了科顿就是罪犯。

特定的环境和无形的心理暗示，加之汤普森小组在情境建构时出错，让科顿被指认为罪犯。当然，科顿和普尔在一起接受辨认时，汤普森小姐之所以无视二人的相像，仍旧固执地认定是科顿，则是由于她对科顿质疑其辨认能力的愤怒，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从而在主观情感的影响下，做出了非理性的判断。

当科顿沉冤昭雪时，人们为他逝去的11年时光而感到难过，当事人汤普森小姐更是内疚得无以言表，但我们除了叹息虚假记忆的可怕，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正视虚假记忆的存在，理性分析问题，而不要在它的影响下铸下大错，给他人造成伤害，给自己留下遗憾。

大脑创造的虚假记忆

其实，除了一些典型的案件，在日常生活中，虚假记忆造成的人际纠纷也不胜枚举，甚至因为虚假记忆影响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伤害了彼此的感情，造成双方的痛苦。

经过3年的恋爱长跑，娟子和李刚终于修成正果，步入婚姻殿堂。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娟子，做事周全细心，但性格非常敏感；李刚是家中的独子，从小受到父母的细心呵护，尤其是李母，对儿子倍加珍爱。爱屋及乌，对于儿媳娟子，李母也同样疼爱有加。可是，生活本身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与人相处，怎么可能不发生摩擦呢？没过多久，娟子就和李母产生了矛盾。说起来可笑，矛盾的开始，只不过是一件件小事。

那天，刚刚参加完邻居张家儿子婚礼的李母回到家中，一边择菜，一边和儿媳娟子聊天。李母说：“娟子，你说老张家，也真是小气，儿媳妇进门，竟然都没给改口钱。”娟子笑了笑，说：“也不一定非要给改口钱吧？”李母说：“肯定得给呀，不然就失礼了。结婚多大的事儿呀！你看咱家，一向不差这些礼节。你忘了，你和李刚结婚，我就给了你888元的改口钱。”娟子一脸惊讶，张了张口，低头默默择菜，什么也没说。当天晚上，娟子问李刚：“我记得咱们结婚，妈给的改口钱不是888元呀。”粗线条的李刚不以为然地说：“给多少都无所谓了，反正妈平时对咱们也好，现在不也常补贴咱们嘛。”娟子郁闷地说：“我不是计较钱，就是觉得应该实事求是。”

改口钱的事没过多久，李刚的小姨和表妹来家里做客。聊天时，小姨讨论着表妹第一次去男友家，应该买些什么礼物。表妹说想为未来的公婆买衣服，李母一听，连忙阻止：“可千万别买衣服，你就买吃的。你是不知道呀，你嫂子第一次来我们家时，就给我买的衣服。那衣服吧，看上去就不便宜，可是我穿起来又肥又大。”一边说，李母一边活灵活现地描述当时自己试穿时娟子的尴尬。在厨房准备午餐的娟子听了，气得脸涨得通红，一顿饭沉默不语。晚上，娟子免不了又生气地和李刚说，自己当时根本没买衣服，是给李母买的披肩，李母试穿了，大小合适，特别洋气。李刚免不了又是对妻子一顿安慰。

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没问题也会引发问题。最终量变引发质变，娟子终于在一次李母再度谈起类似的话题时，爆发了。她生气地将一件一件的事细细道来，指责李母说话不实事求是。李母一听，这可不了得，儿媳妇就差明晃晃地说自己撒谎了，于是坚持说自己说的都是真的。最终，婆媳二人，谁也说不过谁，闹得不可开交。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遇到了喜欢钻牛角尖的人，这事儿也得弄清楚，不然婆媳二人是没办法相处了。李刚想到了结婚时的录像，就拿出来，先澄清关于改口钱的事情。有图有真相，李母的确给了改口钱，只不过不是888元，而是666元。李母细细一想，当时自己准备给888元，但考虑到其他地方也需要钱，就给了个666元，也是随大流。至于李母说的娟子送的衣服，李母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却找到了娟子说的那件披肩。真相大白时，婆媳二人都很不好意思。

是李母无理取闹吗？当然不是，不过是虚假记忆惹的祸。相同的情境，让李母调取海马体中的记忆碎片，进行记忆再造，结果阴错阳差就出了错。就这样，虚假记忆让家庭起波折，让婆媳关系蒙上了阴影。

不只在家庭中，朋友或同事之间也会因为虚假记忆引发误会，进而产生矛盾。这种事情在职场并不少见。

马丽和苏珊是同一批进入公司的员工，也是同一批转正的。马丽是急性子，苏珊是慢性子。如此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在一起经历了实习期的考验、转正后的努力后，却建立起了相比前辈和后继者们更深的友情。然而因为一件事，却让她们产生了信任危机。

因为表现优异，公司开发新项目，马丽和苏珊都进入项目组，成为核心成员，被组长委以重任——负责整理项目资料，做好相关的记录，与客户沟通。接下来，无论是大会、小会还是组员间进行头脑风暴，两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就算是再忙，两人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将相关记录整理好，建档备案。这样一来，无论需要查找哪份记录或资料，她们总能快速、准确地找到，及时上交。看到她们配合默契、工作细心，组长还专门表扬她们。两人为此特别高兴。没想到，乐极生悲，事情来了。

在忙碌了一段时间后，马丽生病了，并在一天下午提前下班去医院检查。苏珊留下来做收尾工作。项目组的其他成员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就在苏珊也准备回家时，组长打来电话，要调取项目开始时甲、乙双方负责人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而且反复叮嘱苏珊找到后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苏珊连忙脱下已经换好的大衣，回到座位上，寻找记录。然而，协调会记录并没在标明时间的文件夹中。究竟在哪里呢？自己明明当时给了马丽的。苏珊很着急，连忙给马丽打电话。

电话响了好久，马丽才接起来。苏珊来不及问候她看病的情况，急切地询问协调会记录放在什么地方。马丽想了一想说，记录是苏珊放的，她没动过。苏珊急了，她清楚地记得自己亲手将记录交给了马丽，还特别叮嘱她这份记录特别重要，要小心放好。于是苏珊一扫平时的温声细语，生气地说：“你好好想想，当时就在你的办公桌前，我把记录交给你，让你马上收起来。你还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笑嘻嘻地说不着急，让你吃完巧克力。”马丽想了想，还是坚持是苏珊收的记录。苏珊生气地说：“我记得我催你收起来的时候，李姐刚好接咖啡回来，还问你喝不喝呢。”然而，无论苏珊怎么说，马丽坚持自己没收协调会记录。苏珊气坏了，大声地说：“出了问题，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推卸责任。”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就在苏珊苦思冥想，协调会记录究竟在哪里时，马丽回到了办公室，她一言不发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将抽屉的物品一一取出，让苏珊看。接着，她示意苏珊也打开自己的办公桌的抽屉检查一下。结果，苏珊震惊地看到，那份协调会记录，就在自己的抽屉最下面用档案袋装着。

将记录放在组长办公桌后，苏珊出来找马丽。同事告诉她，马丽是从医院打车回来处理事情的，现在又回医院打针了。苏珊内疚极了。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她苦思错误出现的原因，自己明明记得将协调会记录交给了马丽，为什么会在自己的抽屉里呢？究竟在什么环节出了错？

实际上，造成苏珊记忆错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虚假记忆。由于内心认定协调会记录是马丽收起来的，于是苏珊在回忆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受到这种心理暗示，自然而然地进行了记忆重组，建构了错误的情境，导致误解了马丽。

当然了，这件事后来经过解释，马丽原谅了苏珊，二人和好如初。不过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一件事记忆得越多，这段记忆就会变得越不精确，甚至成为了自身意志或心理的某种体现，而非关于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回溯。所以，在回忆往事时，最安全的处理方式就是能理性而客观地分析问题，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人是错的。只有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事情，才能避免被虚假记忆蒙骗，进而避免给自己带来遗憾，给他人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