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落叶听风
朱纯深
如果真有天上人间，那么天上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应该够热闹的了，有钢琴诗人肖邦浪漫的琴声，有神童比才以命相许的《卡门》火焰般的身影，还有普鲁斯特水一样不绝如缕的意识流淌……而这中间，当然了，少不了王尔德那华美的文字和机警的嬉笑怒骂。
人间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呢，则静静的宛如一位老者，在花都巴黎的车水马龙中，保守着一份沧桑阅尽的肃穆。在这里，鸟雀的喧闹与墓门人像的沉默、落叶的枯黄与碑碣前鲜花的艳丽、逝者与生者、历史与自然，共呈于眼前，足以让人从闹市中取一份三明治，偷得浮生半日的忘却，沿着似乎同历史一样幽长的园径，在这118英亩的宁静中徜徉，或悠悠思古，或怆然涕下。
风会不时地吹过，卷起草地上的落叶，时而滚滚如浪，沿路舞之蹈之地追寻着什么，时而翩翩似蝶，在蓝天里轻扬，在绿树间嬉闹，好像要还返往日的青葱岁月。借着风，落叶似乎有了魂灵；借着叶，风似乎有了声音。或者说，借着风和叶，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居民找着了自己的话语，众声喧哗地向造访的有心人弹奏着一曲曲绝唱，讲述着一则则旷世的往事。
因为《自深深处》的缘故吧，在这落叶风声中，听得到王尔德从调侃世间百态的不羁，到牢底心底中对悲怆的体认。风中飘落的字字句句，便如黑白键上奔泻而出的滑奏，展现着一个天才从天上到人间的陨落，或者，更应该是从人间到天上的升华。当然，一个人听到了什么，取决于他想听到什么。
也许，有人在这片片落叶中听到了流水账似的絮叨，或者欲言还休的情话，或者痛不欲生的悔恨，或者一段未必惊世但却骇俗的名人情史。但也有人听到了铅华褪尽、苦情尝遍之后的旷达与救赎，听到了以基督自况的passion。是的，是passion——既是不能自已的激情，又是殉道者赴死的受难历程。殉道，难道不是激情的最高境界吗？
当然，不管人们听到了什么，王尔德是不会也不屑去理的。他自己关心的是在绝对的谦卑中与自己灵魂的交谈：“当人同灵魂相交时，就变得像小孩一样单纯。”而这种出自童心的文字，李贽将其标举为“绝假纯真”之至文。至于那些“事假事、文假文”的假人，王尔德则斥之为“是别人的人。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是对别人的模仿，他们的激情是袭人牙慧的情感”。
正因为这样，王尔德认为儿童是“人们学习的楷模”，是“长辈的榜样”。认识到儿童是完美的，是一次归零，也是一次灵归，一次灵魂的回归。
这是一个灵魂历尽流水落花春去之后归来的私语。是私语。因为这封信的读者本该只有一个，其他人在本质上都是闯入者、窃听者。能读到私语的阅读，应该是一种感恩的阅读，应该在阅读中感恩。是这么一个灵魂的言说，让后人无论是在大庭广众，还是在天地间私密的一隅，都能无风无雨、不惊不怖地旁听它变化无定的心境，旁观它陨落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升华。
要听到这出自童心真心的言说，需要一份舍己的敏感和同情。王尔德自己说了，“不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眼睛耳朵不过是传递感官印象的通道而已……是在头脑里罂粟花红了，苹果香了，云雀唱了”，“一事一物，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看它的方式”。庄子也一语道破，这样的文字，要“听之以气”：要听到悲怆之中的大爱，要听到作者与万物灵魂之间微妙的同情，就得虚而待之，就得听之以爱心，听之以纯真之心。
因此，听到了什么，又取决于用什么去听。而听到了什么，又决定了听者到底是在陪作者巡视阴沟，还是眺望星空。
阅读中的聆听，应该是一份很个人、很令人谦卑的经验，是要怀着谦卑之心去让自己耳濡目染的。对读者，对译者，都是这样。只是译者必须把自己个人的这份经验形诸笔墨，公之于众，如果他幸运的话。万一他更幸运的话，有人喜欢上这份经验的分享，那他便得很感激地喜出望外了。
谈翻译好像都得比较。但正因为翻译同写作和阅读一样，是一种很个人的经验，所以除了技术因素的比对之外，对不同译文做主观的褒贬臧否，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翻译并非比赛，每个译本都应该是自立于原作和其他译本的一个独立的作品。就像辛、苏的咏月词，各自都是对中秋月夜的“翻译”，可以各自欣赏，根据读者个人喜好和品位去看待，但无谓去对比其诗艺的高下，也无谓拿它们去与共同的原作中秋月夜相比了。
译者在原作中听到的是风还是水，读者又在译作中听到的是风还是水，取决于他们想听到什么，以及用什么去听。而翻译，怀着谦卑、虚着心从事的翻译，是要将人的思绪和目光带回转，转而投向对生命、对存在的思考。正是这种对生命、对存在的叩问，在芸芸歌风花咏雪月的篇什中成就了苏、辛还有张若虚等的旷古绝唱。
任何一种艺术方式，不管其表现的“雅”“俗”，如果关心叩问的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而非张扬某一特定的风尚潮流，或者出于虚荣在炫耀个人的技巧或机巧，那就是高尚的。换言之，将一时一地的价值判断或文化好恶置于生命的聚光灯下鞭挞叩问，从而彰显人类于天地间存在的意义，这是林林总总表现技巧必须为之服务的艺术——推而广之人类各项心智追求——的终极意义。
如果不跟这一终极意义相关，那翻译中常常谈论的押韵、句长、词数、对仗等，就显得苍白了，遑论“美”。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耽于技巧演示的所谓艺术，不论是将自然世界翻译为文字的“创作”，还是将一个文本世界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即便脱得了俗气，也落得匠气了。
真心的翻译，无不是有感而发，而非因名而发的童心之作，追求的是“与天为徒”的神采和韵律，“至道通而集于怀”的浩然之气。这样的翻译，不但是艺术，更是生活的方式，看世界的方式。
至于说有些译文错误百出，那或许是译者训练不足，因此就不能算是专业意义上的“译者”，或许虽然训练足够，但对翻译不存敬畏之心，因此也不能算是生命意义上的“译者”。喜欢坐的板凳都不冷，因为那翻译的一刻，是与他人、与自己生命非常私密的交谈，是一种得失寸心知的painful bliss。如果一个译者能与笔下人物同哭同笑，那译文也就有生命了。因此，对翻译本体的审辩和思考，是超越技术评判的哲学，否则翻译永远只是个语言学习和检测的手段，而非人类赖以生存的居所。
另一方面，如果要对“大师”“大家”译作褒奖的话，那要问的是先译得好才被目为大师大家，还是先罩在“大师”等的光环下让人不能说不好？生命意义上的译者并不需要什么头衔。他们静静地聆听原作，默默地舒怀命笔，而后悄悄地期盼、感激有人阅读，尊重的是同读者心灵交通的纯粹与真实。
此中涉及的，既非文章的价值、境界的雅俗，也非作/译者敝帚自珍的情结或对信心与责任的秉持，而是文本与作/译者的关系。如果认同罗兰·巴特“作者之死”这个观念，那作者（包括译者）之“死”，既解放了文本，使阐释不再囿于作者的意图或其他外在因素而成为大众灵感的源泉，也解放了作者，使作者的命运或名声不用因某个时代对其作品的褒贬评论而浮沉。
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前言，王尔德开宗明义提出了艺术的目的乃是展现艺术、隐去艺术家。紧接着他又颇带点后现代范儿地说道：“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 The highest, as the lowest,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姑且译为：“评论家这种人，能以另一种方式或新的材料翻译出自己对美的事物的印象。评论的最高形式，一如其最低形式，是一种方式的自传。”
翻译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评论，正如所有的评论都是一种翻译。译者论者，将自己对美的事物的印象翻译出来时，都是在以某种方式书写着自己。
阅读的尽管阅读着，翻译的尽管翻译着，评论的尽管评论着。王尔德自己呢，仍然在唇印的簇拥下，如斯芬克斯般地守在路边，用其独特的文字，在落叶风声中为那些以阅读、评论、翻译凭吊他的后人铺陈着一出“漫长而美丽的自杀”——如Melissa Knox 写的传记书名所说，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
2014年11月24日
于香港家中